韩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泰斗闵斗基问金冲及：两个人合作搞研究的也有，但像你们合作几十年的真不多，是什么原因让你们能长期合作？
2024年11月14日，著名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学者金冲及先生以94岁的高龄与世长辞。这位学界“常青树”般学者的辞世不尽引起学术界人士的深切怀念，大家纷纷谈起这位学者对中国20世纪历史研究的创造性贡献。他在1955年就在《历史研究》发表文章，到2005年仍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成为该刊半个世纪的作者，因此说他是史学界的“常青树”并不过分。
金冲及先生（1930—2024）
当人们追溯金先生的学术历史时，就不能不想起曾与金先生长期合作研究历史的另一位长寿老人胡绳武先生。两位长期合作研究历史，不仅在国内学者中传为佳话，在国外学界也有影响。金冲及先生曾说，1981年我到日本去，遇到韩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泰斗闵斗基，他问我说：两个人合作搞研究的也有，但像你们合作几十年的真不多，是什么原因让你们能长期合作？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说明金胡两位长期合作研究历史的过程及原因。
一、访谈胡绳武先生
2007年我先后对两位学者进行了访谈。
宁可先生了解到我当时已经开始做学者访谈的事，就建议我去访谈一下他的老朋友、在人大清史所工作并已退休的胡绳武先生。胡先生住在海淀世纪城里的时雨园小区。小区干净整齐，房间宽敞明亮、装修精细。2007年1月的一天我骑车来到了胡先生家。这一年胡先生84岁，见到我以后就把我当成老朋友，滔滔不绝地讲了几次他个人的经历。讲到中午该吃饭了，他的谈兴未减，就请我到附近一家江西餐厅吃饭，边吃边谈。我一共来了四次，不仅了解了胡先生个人，也知道了许多学术界的旧闻。
胡绳武先生（1923---2016）
胡绳武生于1923年，山东枣庄市台儿庄人。1944年从四川考入当时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史地系，1946年迁回上海，1948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史地系，留系任教。1960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系副主任。1962年7月至1964年7月，被教育部借调到北京参加编写史学概论教材，1974年7月被国务院科教组借调北京《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1975年9月调入国家文物局，先后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古文献研究室负责人。1980年12月，戴逸先生调他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1981年任教授，直到退休。
胡绳武先生谈到了他是怎样走上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之路的。1948年毕业留校后，1952年秋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任讲师、系教学秘书，负责新开设的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工作。当时，中国近代史被确定为历史专业的专业基础课，讲授一年，每周6课时。这样一门分量很重的专业基础课谁来开呢？当时的复旦历史系有原史地系的八位教授，又有从其他学校并入的八位教授，阵容是非常强大的。但是这些教授各有专长，没人愿意开新设的中国近代史课。中国史学界向来重视中国古代史，专家名流集中于先秦，秦汉以后就多为断代史研究。至于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人很少，实际上当时中国近代史还不被承认为是一门学科。究竟谁来上这门课，系里一再讨论，没人愿意教这门课，结果决定让胡绳武这个在教师中年纪最轻、中国史方面唯一的一名助教来担任，并决定提升他为讲师以示鼓励。1953年秋天，新闻系又向历史系提出开设一门每周三课时为期一年的中国近代史课。他就邀请当时在学校先任团委书记、后任教务处教学科科长的金冲及来系里兼任教师，负责为新闻系讲授中国近代史，于是他们两位就开始共同讲授中国近代史课了。1960年，胡绳武任副教授、副系主任后，开始招收中国近代史研究生，并且增开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和辛亥革命史这两门专门化课程。
两个人开始合作搞科研是在1957年。在一次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课堂讨论会上，他们两个人分别发表了一些意见。会后不久，金冲及就写成一篇《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质问题》的稿子对胡绳武说：“您在会上的发言我很赞同，我现在把讨论会上的内容综合成一篇稿子，您看我们联名发表如何？” 胡绳武说，文章是你写的，还是以你一个人的名义发表好了。他说，许多意见是您讲的，还是联名发表吧！于是，这篇文章发表在《学术月刊》1957年第10期上。成为他们长期合作的开端。
1959年，他们合作出版了《论清末的立宪运动》一书。这原本是胡绳武在1956年的打算要写的一篇关于清末立宪运动的文章。他感到在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的同时，也应该研究它的对立面立宪派。他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部共计十二册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个油印本，上面有许多材料都没有被人使用过，他就约金冲及合作写这篇文章。经过讨论以后，他们两个人在许多方面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就决定由金冲及负责写第一部分，关于“立宪运动的阶级基础和背景”；胡绳武写第二、三部分，“立宪运动的发展过程”和“有关立宪运动的若干问题”。文章写出以后，由于字数太多，不宜在刊物上发表，后来就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1959年出版了。这次合作是他们两个人分头执笔写成的，在这以后他们两人联名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已经很少再分头执笔，绝大多数都是由一个人执笔完成的。当然在文章发表以前，是经过彼此认可的。
胡绳武先生（1923---2016）
《论清末的立宪运动》出版之后，他们又在酝酿合作撰写《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一书。1955年，胡绳武发表了一篇《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的文章，此后上海人民出版社打算让他把此文扩写成一部三十万字的专著，并且签定了出版合同。这时他们在合作撰写《论清末立宪运动》一书中感到彼此合作非常愉快。于是商量个人先围绕课题撰写一些专题论文，然后再写成专著，这样可以保证专著的质量。这样，胡绳武执笔写了《同盟会成立前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想的发展》《辛亥革命时期章炳麟的政治思想》等文；金冲及也在《历史研究》发表了《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兴中会的成立》，这些文章都是为写这本专著做准备的。后来，商定由金冲及负责写1903年以前的部分，由胡绳武负责写1903年到同盟会成立前的部分。到1962年4、5月，书稿大体上就完成了。当时复旦大学图书馆对他们的工作特别支持，馆长在图书馆的楼下，专门给他们开辟了一间小阅览室，他们把平时需要经常看的书报杂志提到这个小阅览室，去那工作不受时间限制，包括晚上可以随时去阅读。当时，胡绳武在1960年被提升为副教授，兼任系里的副主任，工作特别忙。金冲及除了教学外，行政上还担任教学科研部副主任，同时担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杨西光的秘书，要随叫随到，极少有时间去坐图书馆。没有这个可以自己掌握的小阅览室，很难充分利用复旦图书馆那里保存的丰富的资料。
1962年4、5月，他们的书稿大体上完成了。就在他们准备最后完成的关键时刻，教育部文科教材编写办公室来信借调胡绳武去北京参加黎澍主编的史学概论教材。临走之前，把已经写成的稿子和有关的资料都交给金冲及，请他完成统稿的任务。这部稿子后来交给了上海人民出版社，但是在“文革”之前并没有正式出版。
金冲及、胡绳武两位长期合作研究历史的最大工程就是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了。这部150万字的巨著被学界同行评价为“代表了我国现今对辛亥革命史研究最高水平的一部佳作”。1991年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纪念日之前四卷全部出齐。
他们是如何想起写这么一部著作呢？胡绳武回忆说：想写一部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是我们1961年10月在武汉参加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受到会上提倡写大书的影响，在坐船回上海的旅途中经过研究确定的，并且准备以当时正在写作中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作为第一卷，并对以后各卷作了初步设想。后来由于金冲及同志于1965年初被正式调到北京文化部工作，两人再合作的可能性不大，此事也就未再提及。
当1975年金冲及和胡绳武一起在文物出版社做副主编时，他们两人就有了再次合作研究的可能，但当时的形势谁也不知道如何发展，合作研究没有提上日程。到了1979年，发现1962年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那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的稿件并未丢失，后来经过金冲及修订再交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正式出版后，我们才开始考虑续写以后三卷，争取于1991年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纪念日之前四卷全部出齐。并议定，第二、三卷，主要由金冲及负责，胡绳武写少数节、目，第四卷完全由胡绳武执笔。因为第四卷需要使用报纸的资料，工作量较大。此后，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他们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的撰写，并在辛亥革命九十周年时，四卷完全出齐。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
（党旸提供）
这部辛亥革命史稿所以被称为“代表了我国现今对辛亥革命史研究最高水平的一部佳作”，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部书确实很重视有关资料的搜集。为此，他们几乎翻阅了当时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各种刊物，对一些重要的刊物还做过专题研究。要写民初这段历史必须使用当时各个政治派系的报纸。为此，胡绳武在北京图书馆的报库阅读各种报纸达数年之久，摘抄有关报纸资料上百万字。1993年，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教授段云章同志在为本书所写的书评中说：“作者在本书中摘引的史料，极少是转引的，绝大多数是第一手史料，其史料来源之浩繁实属罕见。”又说：“初步统计，图书报刊资料约达540种，其中很有份量的报刊杂志140种”。由于掌握了丰富的有关史料，所以这部书对当时客观形势，各种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各种政治力量、历史人物的论述，能够建立在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
我问胡先生，现在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著作已经出版很多了，您二位合作的这部《史稿》与其他著作相比有何特点呢？
胡先生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也是我们在写作过程中一直思考的问题。辛亥革命这样一个发生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紧要阶段的重大历史事件，它的发生、发展、胜利到失败的过程是非常的复杂的，其中很多情况让人感到眼花缭乱。要把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交代清楚，必须抓住最基本的线索。我们把这个革命的基本内容界定为：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当然是通过最先觉悟的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领导，旨在推翻实际上已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的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场革命。所以，我们的书在论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发展及其特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的组织和成长，民主革命的纲领、战略、策略的形成和运用，并以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人物功过、事件成败的评估上作为重点。
胡先生说，当然，历史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的结果。在突出革命主体力量的同时，对于参与这个历史活动的各种社会力量也必须有所交代、有所说明。所以，我们在摆明革命的大背景下，也在各章节中论述了与革命有关的国际国内重大事件、各相关阶级阶层的意向和状况，各种形式的斗争的实际内容和对革命的影响等，就是说把有关的事件、人物都放在民主革命的潮流中来考察，着眼点在于各种力量的联结点和结合的情况。在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的同时，我们也注意把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情况结合起来。我们这部书虽然写了很长时间，涉及内容很多、很复杂，但是我们的书自始至终都抓住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突出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这对主要矛盾来写的。这一主导思想从开始一直贯穿到底。所以，虽然全书达到150万字，涉及到很多、很复杂的历史问题，但它确实像一篇首尾连贯的“大文章”。
胡绳武还说，人的活动是靠思想指导的，思想又是历史环境决定的，思想产生后，又可以成为从各方面影响社会历史的力量。所以，我们在写作的过程中，注意结合历史条件对各种人物、各种刊物的基本思想、特点和变化的情况进行分析，这样就能够把人的思想行为和社会历史环境的现实紧密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很注意对其中的重要人物如孙中山、章炳麟、严复、梁启超、杨毓麟、蔡元培等的思想的分析。
我把对胡绳武先生的四次访谈整理成文章，经胡先生阅后发表在《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3期上，后收入首都师大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个人访谈文集《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对话当代历史学家》。令人感动的是，2012年底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为我的两部访谈文集出版举行出版座谈会，邀请了多位被访谈的学者出席座谈会，当时年届九旬的胡绳武先生竟独自前来参会，受到齐世荣先生以及与会学者们的热烈欢迎。之后，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出版了的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的新版本，胡先生给我留了一套，我当即骑车到时雨园取回了这部书，保存在历史学院史学理论教研室。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再版的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
二、访谈金冲及先生
访谈胡绳武先生以后，自然很想见一见与他长期合作的金冲及先生。不过金先生虽然离休了，但工作依然很忙，没有机会与他见面。正巧这时候《历史教学问题》的主编王斯德先生准备发表一篇访谈金先生的文章，金先生去上海时已经谈好这件事，委托我来进行。2007年夏天的一天，我按照与金先生的约定来到毛家湾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非常大，巨大的办公桌上插着党旗和国旗，办公室的四周立满了书架，办公桌旁是一圈会见客人的大沙发。金先生很重视这次访谈，也许我这次访谈是他第一次与人谈他的个人经历。他事先做了准备，写了一个提纲。谈话开始后，他就开始抽烟，一颗接着一颗，这可能是他长期形成的思考问题的习惯。虽然与金先生的访谈只进行了这一次，但由于他有准备，所以谈得十分紧凑、系统。从上复旦大学开始，一直到今天离休后的读书和写作。他在谈话中，有很大部分说到了与胡绳武先生的合作。由于不久前《史学理论研究》发表了学者对金先生的最新访谈，对他的学术经历谈得很详细，所以这里我就重点谈一谈他与胡绳武先生的合作问题。
他说，1961年在武汉召开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当时并没有现在这样多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会上黎澍同志主张对于辛亥革命要写大书，我记得他还做了一个手势。这样就促使了我与胡绳武同志合作写《辛亥革命史稿》。如果问我为什么要研究辛亥革命，我是有一番思考的。通常我要写论文或书稿时，脑子里一般总先有好几个题目，经过翻来覆去的筛选，最后决定写哪一个题目，不是碰上什么写什么。筛选时，首先考虑的是哪个问题相对而言更重要，或者是被更多的人所关心。以自己同样的水平，花同样的力气，题目重要不重要，效果自然不同。第二个考虑应该是以前别人没有解决的、或者解决得不够的问题。有些文章我不看，比如像专门写陈天华、秋瑾、邹容的文章，因为关于他们的资料就是那些，你还能讲出多少新东西？第三，是根据主客观条件，你能不能解决。如果问题很重要，但是人家都说过了；或者问题重要，前人没有说清楚，但你下了力气也说不清楚，还是没法做。脑子里有几个题目，究竟写哪一个，总要衡量衡量再下决心。为什么在六十年代初下决心要研究辛亥革命这个题目，首先是它的重要性，它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第一次历史剧变；第二是范老的《中国近代史》，当时还没有写关于辛亥革命这一部分，是研究工作中的薄弱环节；第三是当时复旦大学图书资料的条件好，由于有新闻系，所以学校还保留了一大批清末民初的报刊。因为有这些条件，所以我们决定做这个题目。
谈起1980年到1991年陆续出版的《辛亥革命史稿》这部四卷本的著作，金冲及先生仿佛像拉开了话匣子。他说，我和胡绳武同志分工写《辛亥革命史稿》的第一卷时，以1903年为界，我写前一部分，他写后一部分。中间，他被调到北京去跟黎澍同志写史学概论，就由我把书最后弄完。1963年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决定出版。如果当时决心出，书也就出了。但是，1963年的政治形势已经很紧了。我们听到夏衍同志准备拍《秋瑾》的电影，江青知道后说：怎么，现在还要宣传国民党？我们的书从头写兴中会、同盟会的革命历史，不是自己往枪口上去冲吗？这样就把书稿先放一放再说。这一压，就是近二十年，到1981年才出版。“文革”之后，我们商量把书稿再重新修改一下，因为毕竟相隔了这么长的时间了。当时，我在文物出版社工作，白天上班是不能做的，只有晚上回来搞。两居室的家里只有一张三屉桌，小儿子在中间练习写大字，我就只能在桌子头上写，把书再写了一遍。第二卷也是在文物出版社工作时利用业余时间写的。写第三卷时我已经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了。这里工作比文物出版社要繁重得多，要求也高。所以，第三卷一共写了七年，都是星期天、节假日搞的，而且星期天也首先要服从这边工作的需要。第四卷是胡绳武同志写的。他在北京图书馆花了几年时间读民国初年的报纸。我来文献研究室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写周恩来传，我得首先服从工作的需要。第二卷写了两年，第三卷为什么写了七年呢？我的想法是，写作的进度要服从工作的情况。写作目标、要求不变，但完成的时间可以往后推。但是后来也有一个期限，1991年是辛亥革命80周年，我下了狠心，要在这个时间前完成。这个狠心下了，就咬紧牙关，走不到爬也得爬到。所以没有拖期。1991年时我是60岁，当时我定的研究计划是到60岁。60岁以后，万一生病了还是怎么了谁也说不准。弄不好，老话讲就是“賷志以殁”。当时，我决心60岁以前完成两件事情：一件是4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与胡绳武同志合作；另一件是《周恩来传》（建国前）。我觉得完成了这两件事，这一辈子就算没有白活。如果60岁以后，身体还可以，还可以做一点工作，那就是“外快”。没想到，我运气好，60岁以后到76岁的今天，完成的工作比60岁以前还要多一些。这就是“外快”了。
虽然金冲及先生到中央文献研究室来工作后，各方面的工作都很忙，但他不忘与老搭档胡绳武先生的合作。直到1991年出版了《辛亥革命史稿》的四卷本，他们是怎样维持这种合作关系的呢？他说：再说一说与胡绳武同志合作的问题。我们俩合作的第一本书是1959年出版的《论清末的立宪运动》。那时是两个人合作，各写一半。以后的合作大体上是先交换意见，进行讨论，然后一个人执笔来写。写出以后，另一个人看过，或者作修改补充后再发表。1981年我到日本去，遇到韩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泰斗闵斗基，他问我说：两个人合作搞研究的也有，但像你们合作几十年的真不多，是什么原因让你们能长期合作？我说，第一，我们俩在复旦读书的时候就是同学，他是四年级，我是一年级。以后，我们又一起在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工作，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交流看法。在长时期的交流中形成了一致的观点。没有这个条件能保持长期一致是不可能的。第二，我们都感到两个人在一起的力量比一个人要大。四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如果由一个人搞谈何容易。
我问金先生，两人一起搞研究不免会产生一些矛盾，以致最后放弃合作。而您两位是怎样消除矛盾的呢？金先生说，我们一起合作时，没有什么个人计较。通常容易发生计较的，一个是署名，一个是稿酬。我们的办法是，谁执笔的或主要执笔的，就把谁的名字写在前边。你看《辛亥革命史稿》这部书，第一、二、三卷，署名金冲及、胡绳武著，第四卷署名胡绳武、金冲及著，写文章的署名也是这样。至于稿费，任何情况下都是两个人对分，谁多谁少都不在乎，有这两条就可以长期合作了。
金冲及先生（1930--2024）
金冲及先生对我访谈后整理的文稿非常重视，亲自进行了仔细的修改，然后由我发到《历史教学问题》，在该刊2007年第5期发表。金先生把这篇文章当作说明他个人学术史的代表作，推荐出去。2011年，我将此文收入我的访谈文集《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
2020年10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行纪念林甘泉先生逝世三周年座谈会，我应邀出席了。这是在疫情期间举行的一次聚会，但许多学者还是参加了，其中就有金冲及先生。在会议上无法交谈，但会后在社科院附近一家江西饭馆吃饭，我就算年纪大的了，正好与金先生同桌。这一年金先生已经90岁高龄了，头脑清醒，精神矍铄，依然满面红光，还在在会议上发言，回忆他与林甘泉先生的交谊。吃饭时，我同金先生回忆了2007年访谈的事情，十三年过去了，他还记得很清楚。他也和我谈到了四年前胡绳武先生去世的事。按照当时金先生的状况，人们都认为他能活一百岁。此后，我和金先生再也没有机会见面，直到2024年底听到金先生去世的消息，真是天有不测风云。
三、各自的学术成就
胡绳武、金冲及两位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初起就在复旦大学共同讲授中国近代史，并且进行了相关的学术研究。60年代，他们先后调到北京不同单位工作，1975年他们又有机会在文物出版社一起工作。1980年，胡绳武调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任教授，金冲及则在1983年调至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副主任。两人除了继续合作撰写《辛亥革命史稿》直到1991年出齐外，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进行自己的工作，直到他们的晚年。
在2007年对胡绳武先生的访谈中，他着重向我介绍了他的《清末民初历史与社会》一书。这本书把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如书中的《列强侵略与中国近代政局论纲》一文是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来揭示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的。这也是近代史学界的一派观点吧。
我问胡先生，现在有的学者主张以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您是怎样看的呢？胡先生说：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问题的讨论，是由胡绳同志在他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载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号）一文中提出要“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的事实中找到一条线索，循此线索即可按照发展顺序把各方面的历史现象根据其本身的逻辑而串联起来。当时，近代史学界讨论得很热烈，发表的论文有数十篇。在讨论的过程中，着重讨论的是中国近代史的线索是什么，而对“线索”指的是什么，要具备哪些内涵才能算作线索则未进行必要的讨论。就所提出的线索，如三次高潮、四个阶段、民族解放运动等等，都是把线索和进步的潮流联系在一起的。其实，线索是什么，线索是否就是进步潮流，并未进行讨论。我没有参加这场讨论。我在1990年发表的那篇《列强侵略与中国近代政局论纲》一文中，提出主张应以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一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作为线索，并以此对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的各种重大现象作了论证。文章发表后，由于讨论热潮已过，没有引起讨论。
他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在辛亥革命前后，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分歧是非常突出的。立宪派为什么在辛亥革命之前坚决反对革命，在辛亥革命之后又支持袁世凯，继续与革命派为敌？这里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与他们对于存在着严重民族危机形势下的国情认识有所不同有关，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辛亥革命前，他们之所以坚决反对革命，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发生革命，一定会破坏社会秩序，其最后结局必将遭到列强的干涉，导致中国的灭亡。在辛亥革命之后，他们之所以支持袁世凯，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形势下，新建立起来的共和国，要想存在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通过像袁世凯这样的强有力的人物，建设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共和”的形式下，运用开明专制的手段，才能把中国真正引上“宪政”的轨道。这样，他们就把国权和民权对立起来，大力宣传国权主义，反对革命党人所主张的民权主义。
他说，我觉得按照这个线索来分析：鸦片战争中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尖锐对立；1860年《北京条约》签定以后，以肃顺为主的强硬派和以奕訢为代表的主和派的矛盾以至“北京政变”的发生；对洋务运动性质与作用的分析；甲午中日战争的地位与作用；义和团运动以及“东南互保”、《辛丑条约》等问题，都是受到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的影响、制约和规定的。只有抓住这一主要矛盾，才能对这一系列的历史现象作出合乎实际的说明。
胡先生说，我不赞成以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线索的观点，因为以此作为线索，不能对中国近代史上各种错综复杂的现象给予有力的说明。
金冲及先生离开复旦大学以后，面临着许多新的工作任务。1965年调文化部任研究人员，1972年起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总编辑，1983年调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副主任、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孙中山研究会会长，1998-2004年任中国史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除了与胡绳武合著《辛亥革命史稿》（四卷）、《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外，他的专著有《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五十年变迁》等。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邓小平传略》《陈云传》《李富春传》等。参与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编写，撰写有关学术论文百余篇。
我在与金先生访谈时问他，听说您在编写周恩来等领袖人物的传记时，曾经访谈了许多曾经与传主有过直接接触的各方面人士，您可以谈谈这样做的体会吗？
金先生说，首先这是事实。我估计起码访问过上百人，仅乔冠华同志就谈了八个半天。当然看档案也可以看到许多具体情况，但它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有时光看档案是看不出来的。要写出毛、周、刘、朱的高明的地方，就需要说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出这些判断或决策的，当时面对的是怎样棘手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又有各种各样的议论、看法。要说明他们看得准，就要有事实来证明他们是对的。这样才能把他们的传真正“立”起来。有一位学者说，现在我们的党史中常常是“文山会海”，都是写文件和会议，什么“他强调”、“他指出”等等。我向胡乔木同志讲到过这个问题。他说：这确是一个要害问题，我们写党史不能只写共产党是怎么说的，更重要的是要说他们是怎么做的。要有背景，有比较，才能把事情说清楚。找人谈就有很多好处。因为档案里反映的往往只是结果，实际上在会议前也有很多的交换意见，当事人的叙述还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当事人所谈的事情我全知道，甚至比他说的还详细。但是，当事人一讲，他的兴奋点在哪里？这件事情与那件事情之间的联系在哪里？甚至他讲话时的感情和语言，听了后也可以使我对事情有新的理解。总之，谈与不谈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基本工作是看档案，但是如何使我们所看的档案能够在你眼前活起来。比如我们看电影，电影的胶片一张一张都是死的，但是在放映机里经过电力发动，一放起来就变成活的了。我们看档案，也要使那些历史场面在你眼前活起来。怎样才能活起来，这里需要的电力是靠一定的理解力、甚至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不是虚构，而是一种联想。如果你看了半天档案，历史事物在你面前还是死的，那就失败了，如果你觉得面前呈现的是活生生的历史场面，那才是真正看懂了。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三版《周恩来传》
金冲及先生在年过七十以后，还利用公余时间写了《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一书。我问他，您说多少年来您一直存在一个“1947年情结”，您可以具体的说明一下吗？
金先生说，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书中的前言和后记中都谈过。1947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二十年来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从优势转变为劣势，由强者变成弱者；反过来中国共产党却从劣势转变为优势，又弱者变成强者。这一年的巨大变化直接影响并支配着此后中国的走向。我用“转折年代”作为书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至于说到我个人的 “1947年情结”，不仅是由于这一年我从一个高中生到进入大学的历史系读书，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年里我从一个关心国事而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青年学生变成一个几乎全身心投入当时爱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
我在“中国的1947年”里生活了整整一年，经历了它的全过程，亲身感受过当时那种时代氛围和大众心理嬗变。这些在文字记载的历史资料中未必全部详细地记录下来了，后人了解这段历史难免会加入自己的想像。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而我自己是一个史学工作者，“中国的1947年”又恰恰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所以，每当我读到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时常常禁不住把它同自己当年的亲身见闻相对照、相比较。尽管我今天掌握的资料远比那个时候要多，认识也在深化，但基本的理解同我当年的切身感受是一致的。这样，内心中会产生一种冲动，想把自己经过的这个不寻常的历史转折年代作为客观研究的对象写出来。这就是我的“1947年情结”吧！
金冲及先生的学术成果很多，我从中央文献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买到了《周恩来传》四册和《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作为我最喜欢读的书放在书架上，我知道这两部书也是金先生用力最深的两部书。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的
《转折的年代——中国的1947年》
如今，金冲及、胡绳武两位先生都已经离我们而去，他们对整个中国20世纪的学术研究无疑是留给中国人的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两人间形成的深厚情谊，他们长期不计名利进行历史研究的精诚合作精神，更是为我们今天的青年学者提供一个绝好的范例。从他们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学人的学识，更看到了他们的史德，他们是新时代中国的“良史”。
撰稿：邹兆辰
排版：李刚
公众号：人生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