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耶纳：1300-1350”，看一座城市的绘画崛起

在艺术史的版图上，锡耶纳这个地处意大利托斯卡纳的小城常常被其竞争对手佛罗伦萨的辉煌光芒所掩盖。然而，正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行的展览“锡耶纳：绘画的崛起，1300-1350”，呈现了这座城市如何通过奇异且丰富的色彩打开文艺复兴的可能性。这场展览不仅是对锡耶纳艺术成就的致敬，更是一次探索绘画如何从技艺变成一种艺术形式的深刻旅程。

从镀金闪耀的圣坛装饰到蛋彩颜料的发明，锡耶纳的艺术家们在一个短暂却辉煌的时期内，将绘画从一种宗教工具转变为表达情感、探索人性的媒介。展览展出包括杜乔（Duccio，约1255-1319）、皮耶特罗·洛伦泽蒂（Pietro Lorenzetti，1280-1348）、安布罗焦·洛伦泽蒂（Ambrogio Lorenzetti，1290-1348）和西蒙尼·马蒂尼（Simone Martini，1284-1344）的作品，关注叙事性祭坛画的发展，以及艺术风格向意大利以外地区的传播。

展览现场

砍下一棵白杨树，将其削成薄板。接着，在薄木板上涂上一层石膏和动物胶的屏障，干燥后，打磨表面。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拥有一块完美光滑的画板。用一根木炭条勾勒出轮廓，用胶质的红色混合物填充负空间，然后覆盖一层半透明的金箔（如果没有胶水，金属会呈现一种令人不适的绿色调），再用狼牙抛光。现在，只有现在——你可以拿起画笔。

“锡耶纳：绘画的崛起，1300-1350”清晰地展现了接下来的惊人发展——绘画，成了西方艺术的中心。金箔更漂亮，木材更坚固，纺织品和象牙（这次展览中都有出色的展品）比画板更容易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没有人会看着一颗蛋黄（也就是蛋彩画的关键成分），想到“崇高”，更别提“永恒”了。但七百年后的今天，这些绘画却依然流传，虽然我们已经无法完全体会十四世纪那种透视法带来的震撼，但依然直击心灵。

这是杜乔·迪·博宁塞纳（Duccio di Buoninsegna）的力量所在。他是这场展览中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画家，很可能还雇佣过展览中的其他几位名家：西蒙内·马蒂尼，以及彼得罗和安布罗焦·洛伦泽蒂兄弟。

杜乔，《斯托克莱圣母像》，约1290–1300年

展览以两幅如宝石般精美的绘画开篇和收尾，这两件作品明确界定了展览的地理与时间范围。在《斯托克莱圣母像》（约1290–1300年）中，杜乔用金箔覆盖的小型杨木画板上，以珍贵颜料描绘出一幅充满温情的圣母与圣子形象。他汲取了拜占庭圣像与法国象牙雕刻的传统，将这一主题重新构想为母子间柔情互动的瞬间。

《圣母加冕与最后的审判》双联屏，法国，约1260–1270年
这件掌心大小的象牙双联画是为其主人私人冥想与祈祷所设计，左侧描绘了圣母加冕的场景，右侧描绘了基督与天使们的形象。这些场景取材于当时的建筑雕塑表现，并被置于一系列三叶形尖拱的拱廊之中。

40多年后西蒙尼·马蒂尼于阿维尼翁创作的《耶稣在圣殿被发现》一画中，这位杜乔之后最激进的一代画家重新定义了这一母子关系。在这幅作品中，圣母玛利亚与约瑟夫因耶稣在耶路撒冷走失而责备他，他们责备的手势在金色背景上显得格外清晰。12岁的耶稣则以双臂抱胸、不为所动的姿态回应。他们的身影被精美的装饰性边框衬托出来。曾经怀抱幼子的母亲，如今隔着无法跨越的距离向他倾诉，而他则已踏上通向独立旅程。

由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与伦敦英国国家美术馆联合策划的此次展览，汇集了超过百件绘画、象牙制品、纺织品、雕塑、手稿及贵金属工艺品，以追溯14世纪上半叶锡耶纳绘画创新的辉煌历程。现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展出至1月底，3月8日起将在伦敦英国国家美术馆展出。

在一幅蛋彩画板上的《十字架上的基督》（约1311-1318年），注意杜乔如何表现普通而真实的地心引力，后来的文艺复兴大师们对重力对人体的影响更加熟稔，但没有人能比杜乔更好地描绘出这种冷酷、无意识的牵引力，或暗示出站立这一动作中隐秘的努力。在画面左下角，一群妇女搀扶着踉跄的玛利亚，正如她想要搂抱自己的儿子一般。其中一个女人的面孔微微弯曲，似乎在安慰地微笑，但那笑容也可以看作是蒙克式的尖叫。几乎是微笑，几乎是站立——最深切的情感蕴藏于最简单的事物中，略显错位，却在光天化日下真实呈现。锡耶纳画派深谙悲伤之道。

杜乔，《十字架上的基督；救世主与天使；圣尼古拉；圣克莱门特》，约1311-1318年，波士顿美术馆收藏，作为该馆重要的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作品之一，展示了杜乔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锡耶纳人同样理解胜利——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就在绘画逐渐超越其他艺术形式的同时，锡耶纳自身也试图崛起，尽管结果不尽如人意。它的对手佛罗伦萨拥有河流和更优越的自然资源，并在1269年的关键战役中获胜。而锡耶纳的秘密武器则是它位于弗朗西日纳大道上的地理位置——这是一条连接罗马和坎特伯雷的朝圣路线。伊斯兰地毯、法国雕刻以及经院学术纷纷涌入，留下了一种装饰过度且直率神秘的风格。

林堡兄弟，《美好时光祈祷书》，1405–1408/1409
这部祈祷书可能在巴黎完成，是一部私人使用的祈祷书，同时也是中世纪流传至今最奢华的手稿之一。这部手稿由法国的贝里公爵委托林堡兄弟（Limbourg Brothers）创作，他们是当时最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这是林堡兄弟唯一完整完成的手稿作品。

展览在时间叙事中穿插着一系列主题分组，涵盖锡耶纳作为重要贸易路线上的商业中心角色，从展览首个展厅中展示的一件13世纪拜占庭圣像及其镶嵌宝石的金质覆盖物开始，到展览各处展示的中亚、伊朗、安纳托利亚、伊比利亚半岛及意大利本土的纺织品，这些丰富的媒材令我们重新关注绘画作品，不再将其视为孤立的图像或透明的窗口，而是作为真实存在于世界中的物质对象。

14世纪织物。这件织物展示了不同图案带状装饰，传达了对幸福、好运和繁荣的祝愿。对比鲜明的红色、绿色和金色—体现了西班牙和北非纳斯里王朝及其后期的织物风格。

十三世纪末期，绘画成为该地的主要出口商品之一。杜乔曾受委托为佛罗伦萨的圣母玛利亚诺维拉教堂创作一件祭坛画。皮耶特罗的画笔遍及阿西西、科尔托纳和阿雷佐，西蒙尼·马蒂尼则受召前往阿维尼翁的教皇宫廷。然而，神明似乎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十四世纪四十年代，西蒙尼·马蒂尼去世（当时杜乔早已作古），而黑死病席卷了锡耶纳。当瘟疫平息时，洛伦泽蒂兄弟也已去世，锡耶纳的半数人口一同消亡。

厄运只是个开始。尽管锡耶纳逐渐复苏，但佛罗伦萨在艺术和政治领域日益崭露头角，这也意味着佛罗伦萨艺术家辈出，还书写了几乎所有的历史。在1550年出版的《艺术家传记》中，瓦萨里坚称杜乔为圣母玛利亚诺维拉教堂创作的祭坛画实际上出自佛罗伦萨画家契马布埃之手。（瓦萨里确实赞扬了安布罗焦和彼得罗，但却没注意到他们是兄弟关系。）随着写实主义的兴起，人们很容易将锡耶纳画派视为一扇通向更高艺术的门，而非艺术的终点。

十九世纪晚期，当艺术品味的变化使早期文艺复兴重新流行时，即便是批评家们在赞扬锡耶纳绘画时也难掩调侃之意。英国作家弗农·李（Vernon Lee）认为锡耶纳画派具有精致的魅力，但这种魅力是“静水深流的魅力”，其“色彩之美”深植于与生俱来的“稚拙”。

塞格纳·迪·博纳文图拉(Segna di Buonaventura,1298-1326),《圣母与圣婴以及九位天使》,约1315年

此次展览为锡耶纳的重要性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展览的主角们通过其最具革命性的代表作现身，其中包括珍贵的外借作品以及散落于欧洲和美国各大收藏中的多联画的难得重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杜乔为锡耶纳主教座堂创作的祭坛画背部基座上的八块幸存画板，这些精妙绝伦的视觉叙事杰作数百年来首次重新组合在一起。

锡耶纳画家在各个方面展现的创造力，堪比任何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天使（宇宙差使的使者，毫无可爱之感），轮廓（注意在多个《报喜》场景中圣母身体的建筑性弯曲），大地（有时脆弱，有时繁茂地被压缩），以及微小（展品中一些最精美的画作不到一尺高，灯光稀疏，却显得既大又亮）。

安布罗焦·洛伦泽蒂，《天使报喜》，1344年，锡耶纳国家美术馆藏，展现了洛伦泽蒂对空间、光线和叙事细节的精湛掌控。

展览中的许多艺术家擅长表现建筑，但皮耶特罗凭借《基督受审》一类的场景摘得桂冠，在这幅作品中，拱门和柱子围绕着耶稣。除此之外，你还能看到整个城市的画面。在《基督受审》中的那些漂亮的小城市，给人一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艰难跋涉的印象，他们未曾意识到，任何时刻都可能被上方巨大的魔鬼踩踏。锡耶纳也准确地捕捉到了戏剧性的讽刺。

波希米亚画家，《宝座上的圣母与圣婴》，约1345–1350年

展览中作为瞩目的是《马耶斯塔祭坛画》（Maestà），如今这幅祭坛画的数十个小场景被拆解并散布在各地的收藏中，或者遗失了。它由杜乔创作，并得到了很多技艺高超的工匠的帮助，展览也模糊了艺术家与工匠之间的界限。

杜乔，《拉撒路复活》，约1310-1311年，金贝尔艺术博物馆藏

杜乔最为真实的状态是保持克制时，他在基督教图像学中找到了一些奇怪的空间。正因如此，看到《马耶斯塔》的部分作品重新聚合才显得尤为重要：你能感知到艺术家们彼此之间在创作中玩弄的微妙差距。安布罗焦的《十字架上的基督》（约1345年）和杜乔的版本有许多共同的元素，但他将一个破碎、不平衡的玛丽亚的形象推向了极致，直到她几乎摔倒在尘土中，同时保持着那种低沉的气氛，几乎让人无法承受。克制并不等于平淡。

利波·梅米（Lippo Memmi），《圣母与圣徒及天使》，意大利，约1350年。这块用于私人祈祷的画板曾是双联画的一部分，另一块描绘基督受难的画板现藏于巴黎卢浮宫。

几个世纪以来对锡耶那的偏见未能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安布罗焦应该比现在更加出名。他的《哺乳圣母》（约1325年）毫不知情地尝试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因此成功了。圣母怀中的婴儿既显得沉重又轻得像空气；他胖乎乎的左腿与飘动的粉色布料相互作用，创造了既有运动感又有明显下垂感的效果。画中类似的矛盾使这幅画充满了催眠般的奇异感。但锡耶那画家们完全不去理会抚平这些矛盾，他们沉溺于自相矛盾之中。所以弗农·李看到他们绘画中的某种儿童气息并没有错；只是那种儿童气息，对于非此即彼的选择的完全漠视，可能是这幅画最为精妙的地方。但锡耶那画派并不总是能够处理得好人的面容。这是一个不足，但不一定是缺陷。考虑到这可能促使杜乔及其追随者通过富有表现力的线条和色彩来弥补。

安布罗焦·洛伦泽蒂，《哺乳圣母》，约1325年

展览与配套出版物共同构建了一个激发新问题的框架，鼓励我们探究单件作品，同时追溯这一时期更广泛的艺术模式。然而，这一框架本身也值得被进一步质疑与拓展。无论是展览还是出版物，对于锡耶纳与欧洲其他艺术中心之间（尤其是那不勒斯宫廷）的关系探索仍然不够充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通过其新近收藏的波希米亚《圣母与圣子》暗示了这些关联，而英国国家美术馆的展览预计会借助馆藏的《威尔顿双联画》做出类似补充。但我们或许不应仅仅将锡耶纳绘画视为经由阿维尼翁向欧洲辐射，而应更像观察星座般，将锡耶纳视为一组互联中心中的一员，并追溯绘画艺术在这些复杂文化关系中的崛起。

西蒙尼·马蒂尼，《耶稣在圣殿被发现》，1342年

展览结尾处，西蒙尼·马蒂尼的《耶稣在圣殿被发现》（1342年）中的三张面孔没有典型的锡耶那画派的呆滞。约瑟夫怒视着他那个青少年时期的儿子，玛丽亚试图隐藏她的痛苦；而救世主本人则像个违反宵禁的顽童一样怒目而视。这无疑是非常非凡的，正如墙上的文字所提示的，画面中的精致生动“标志着西方艺术中独立绘画的新时代”，这也成为了展览的最终论点——14世纪上半叶的锡耶纳绘画对欧洲艺术直到现代时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正如这场精彩展览所展示的，即便完全依靠自身的语言，锡耶纳的绘画依然是观念上激进、形式上富于实验性且深具人文关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