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社会学界继续彰显学术共同体的时代担当，持续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学科力量。
各展其长 服务国家大局
2024年，社会学以其九个二级学科和数十个分支学科，凝心聚力，各展其长，积极服务“国之大者”。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思斌认为，要加强对社会工作部门的效能、统筹协调作用和综合利用优质社会工作资源的研究。马凤芝提出，要以本土实践经验为“土壤”，加快建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体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冯仕政、魏钦恭认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把握新定位、新内容和新手法，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何雪松认为，要处理好党的社会工作部门与党政部门、群团组织领导的各领域社会工作之间，党领导的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之间，以及中国社会工作与全球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李迎生认为，大社会工作背景下我国社会工作将面临服务对象、领域、效能，以及专业地位、供给主体、学科形态等的全面转型。童敏提出，社会工作需把个体自我在具体现实生活场景中的主体性发挥作为专业服务的目标。卫小将以“国家社会工作”描述运用国家行政力量从整体上改善民生福祉的一系列专门的政策和行动的总和。侯利文等认为，加强“县域社会工作”有助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发展模式和话语权。田丰强调把党的领导贯穿志愿服务全过程，推进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事业健康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社会学”版增设“新时代社会工作”栏目。
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党建引领社会治理。苗大雷认为，党建引领通过组织下沉、利益联结和情感黏合进行资源整合，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焦长权、陈锋提出，社会领域党的建设路径关键在于重新激活群众路线，将社会领域的政治社会主体纳入国家政治生活，实现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有效政治整合。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伯清、张鲁豫认为，科学的社会治理需洞悉以“社会底蕴、关系网络和自发组织”为核心维度的“社会纹理”。纪莺莺强调，家、个体与单位意识交融产生的精神基础是推动城市社区居民投入公共生活的动力。贺雪峰认为，通过资源下乡激活村社集体经济，动员村民参与乡村建设，有助于增强乡村治理有效性。施芸卿识别了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营造中的“中间场”与“中间人”，认为“中间”的生产建构了国家与社会的新型接合机制，打开了基层治理场域。此外，层级式网络治理、指标治理等研究也提供新启示。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型城镇化建设是重中之重。李培林认为，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新议题，将为小城镇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和前景。王晓毅、刘齐认为，理解中国城乡关系的不同模式，对于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黄晓星认为，城市更新需采取系统论视角，以多层次、多维度的动力和社群机制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进人民城市建设。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受到广泛关注。刘爱玉、罗聪聪认为，发挥工业、土地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作用可以实现县域内城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袁方成、周韦龙发现，县域城乡融合是以土地要素为核心撬动城乡“人”与“业”的复杂动态过程。
积极探索乡村全面振兴路径。麻国庆提出，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并没有标准化的实践路径，需要结合地方实际，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探索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李友梅认为，新时代数字乡村建设要在数字社会基础设施、社会关系及秩序构建以及文化价值重建中着力推动认知更新和观念变革。徐黎、陈涛认为，村庄团结是凝聚村民关系的有效途径，村民过往的集体生活记忆是村庄发展的历史基础，乡村振兴是村庄发展的现实动力。李耕发现，技术视角有助于重新审视“参与式”的内涵和条件，更全面考虑技术在社会项目中的作用。吴越菲认为，现代主义叙事下的农村社会学亟须补充新认识框架，以更好地理解“乡村”。另有研究聚焦村规民约、乡村仪式等在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王春光认为，改革开放后国有农场的企业化改革趋势愈益明显，为下一步农垦发展提供启发。孙新华、和夏妍发现，村社组织动员和组织农民参与公益项目包干，是实现农民和集体经济双增收的发展路径。赵晓峰、褚庆宜发现，通过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及社会资本的获取与整合，返乡资本得以“改造”复合合约治理框架，为发展规模经营提供保障。桑坤认为，在“大国小农”背景下，以具有伦理关系的成员为联结的农机合伙方式是小农户农业机械化的重要组织形式。李静松认为，有必要重申遗传资源的公共物属性，激励种植者参与在地保护，增强种子供给系统的抗逆力。
助力发展普惠金融、数字金融。普惠金融和数字金融的安全高效发展依赖与国家治理内在逻辑的深度契合。李英飞认为，为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政府探索出一条以中介化治理为组织特征，同时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创新路径。向静林、钟瑞雪认为，面对数字金融带来的挑战，政府治理变革主要体现在央地协同、上下共治、平台治理三个方面。金融化的发展深刻渗透到企业的组织运作与关系变革中。庄家炽提出，平台经济按照金融市场估值逻辑重塑劳动过程，不仅加剧了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也强化了劳动者对资本的依附关系。金融市场是一个充满社会关系运作的复杂系统。盛智明、李淑华发现，在保险营销过程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边界会因关系类型、关系强度以及关系媒介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影响业务结果。
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陈雪峰强调，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了心理根基。辛自强提出，要在新时代背景下充分领会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定位和内涵，推动相关学科积极响应社会需求。张彦、李汉林认为，总体性社会情绪嵌入社会结构之中，国家治理的过程是对总体性社会情绪的建构、解构和重构。陈满琪从个体内水平、人际水平和社会位置水平维度构建流动性思维，探索其影响社会心态的不同层次。杨宜音、牧石玲认为，大学生的“躺平”是过渡性中间状态，既可能滋生惰性因素，也可能释放能动因素，把握好“度”是破解困境的关键。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环境治理研究走向深入。陈涛和李慧认为，环境社会学出现环境治理研究转向，制度—政策势能、经济—技术变革和社会—文化浪潮构成绿色转型赖以发轫和发展的基本机制。卢春天认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陶自祥认为，通过空间分治策略，集合外力嵌入、利益制衡和国家在场等机制，能够推动农民积极参与环境治理。陆益龙、孟根达来认为，在围栏社会基础上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需探索构建草原生态环境共治机制，构筑牧区“大环保”格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马戎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华民族史研究，开展中华民族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郝时远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 具有多元之“共”造就一体之“同”的基本属性，体现“共同”、实现“共同”的法宝就是民族团结进步。周平提出，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民族叙事，既是关于民族事象的阐释体系，也是了解和把握民族认知和对应方式的重要对象。杨德亮、金明艳认为，民俗学应通过研究中华民族共有符号、系统性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方式，积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贡献。
立足实践 回应人民期盼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学的初心使命。
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杜鹏和胡湛强调，“中国式养老”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文化命题、话语权议题和重大治理主题，应为全球应对人口老龄化贡献中国经验。陈友华认为，养老服务体系应以自我养老服务为基础、家庭养老服务为依托、市场养老服务为支撑、社会养老服务为补充、政府养老服务为托底。杨菊华认为，应建立面向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现“家国共育”。王向贤强调，需从父职视角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面对全球人口态势变化下的中国人口新格局，郑真真主张转变思路，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为目标，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陆杰华、冯雨欣认为，人口发展规划的制定需纵向锚定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形成应对未来人口发展新变化的超前预案。
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有效满足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需求。张翼认为，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市民化，可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的基础养老金，特别要使农村居民借助长护险的支持安度晚年。王跃生认为，家庭结构变化反映了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强，各地政府和社会组织需提高针对家庭的服务水平。周飞舟、宋丹丹对农民工家庭亲代回乡陪读现象的研究凸显了公共服务需求的家庭中心特征。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政策体系。中国特色社会政策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房莉杰、潘桐提出，以发展谋福祉是我国社会政策的特色理念，应以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推动社会政策渐进改革与高质量发展。关信平等探讨了如何构建契合高质量发展目标和逻辑的中国社会政策体系。彭华民提出，社会政策知识体系中的福利体制理论是社会政策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林闽钢认为，中国式社会服务国家能够充分发挥社会服务的基础性作用。丁建定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政策体系需要增强社会政策之间的关联性。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郑功成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是具有中华传统保障基因的新社会保障制度文明，要走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创新发展之路。何文炯强调优化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为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作出更大贡献。周弘等探讨了如何深化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改革、做好民生保障工作、推动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等议题。韩克庆认为，需建立与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相挂钩的社会救助待遇调整机制，全面提升社会救助质量和社会救助待遇水平。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柴向南提出，应针对个体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和群体的健康分层展开相关健康教育与干预，提升居民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余成普认为，深厚的医院民族志是开展医患关系研究的关键，也是认识医院所在社会的窗口。吕小康等发现，医方的情感支持可以促进患方对医务人员及其所在医院的认知信任和制度信任，也使医务人员获得情感慰藉和职业成长，形成良性循环。姚泽麟、严文彬认为，职业陪诊回应了人们在就医过程中的问题及情感需求，有助于填补家庭照顾和医疗服务的空缺。涂炯探讨了医疗场域善终的困境，以期为建立具有文化适宜性的安宁疗护制度提供学理支撑。
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张龙龙、李升认为，教育系统改革日趋完善，但在部分青年群体中存在主要生命事件发生年龄分散化、向成年角色转变过程延长化等现象。刘云杉认为，以学业评价为制度支撑的“过程—产出”教学模式及其伴生的“核心素养”“元认知”“高阶能力”等理念，导致培养“自主学习者”目标发生异化。刘铖等认为，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先赋应得”观念缓冲了优绩主义陷阱在中国可能产生的类似于西方的社会后果。谢爱磊认为，大学生相对弱势群体研究中的情感转向有助于创建更具包容性的教育环境。金生鈜反思了智能化教育技术的风险，主张通过教育伦理训练提升技术模型的伦理品质。
以文化解码消费。王宁提出，以儒家二元伦理破解中国消费密码。朱迪认为，商品的购买、使用和处置等不同消费环节都呈现了阶层和世代的差异，应重视发挥中等收入群体和青年在社会文化营造中的作用。王燕、范和生发现，Z世代“国潮消费热”是政府引领打造增长点、经济丰裕推动转型、“数智社会”驱动供给、文化底蕴赓续认同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刘子曦、李荣誉认为，当前身体社会学研究缺乏对身体商品化现象的系统描述，需解释消费社会中的身体形态与身体实践。
灵活就业人员、新兴职业群体备受关注。数字平台重塑了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张兆曙、王朝阳认为，平台系统涌现出的市场建构之“形”和社会基础之“势”共同推动了网约车服务的合法化。蔡禾、零昕发现，巡游车司机加入平台网约虽是“被动妥协”，但会在平台上通过选择性接单规避风险和争取运营收入最大化。闫堃、孙砚菲发现，外卖骑手在算法与组织的双重控制下，依然能在劳动过程中自发结成劳动联结。钟福民认为，“新农人”需在短视频直播中将乡土文化融入乡村产业，顺应文明发展趋势，表现生活中的真善美。
关注青年群体就业与生活。朱斌、李路路认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创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个人与群体的收入回报将提高。秦广强、林芸媛强调，新兴青年的整体就业质量状况有待提升且内部存在分化，需要精准回应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与发展权益。张敦福、郭宏斌提出，空巢青年“生活垃圾分类”的动力在于用行动建构个体的时间自主性，形成身份区隔，反映了空巢青年“独而不孤、亲而不近”的群体文化。刘芳、吕鹏提出了动态、可持续的青年数字素养提升路径。裴谕新等发现，城市青年将数字时代的媒介文化资源当作重要的拼贴素材来源，“高价婚礼”转向“拼贴式婚礼”。此外， “全职儿女”“乙女游戏”“数字游民”“MBTI”的流行、“抱树”、养宠行为、虚拟陪聊、音乐节狂欢、“结伴独学”“蹲啃青年”“搭子社交”“极限飞盘社群”等现象也引起学术界关注和讨论。
性别与家庭研究更加广泛深入。吴小英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性别研究从女性研究、女性社会学再到性别社会学的学科化演进脉络。许琪和宋健等指出，中国家庭、婚育文化的现代转型呈现传统与现代杂糅的特征。教育—工作匹配状况、工作—家庭冲突、宏观代际流动性、主观福利、孝道观念等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引发关注。社会再生产、儿童性别社会化等理论反思，隔代照料、女儿养老等议题，养老护理员、家政女工、“博士妈妈”“周末爸爸”等群体，以及“闺女家”“做女儿”等现象，均成为年度热点。
文以载道 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社会学在全球社会学格局中地位之彰显，有赖于在熔铸古今、汇通中西中凸显主体性和原创性，体现为在探索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凝炼中国之理，并以中国之理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学术国际影响力。
深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原典研究和学科史学术史研究。张巍卓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基于人的社会性生存构思社会生命，是马克思社会学思想历程中的关键性奠基。程士强提出，从黑格尔的认识中介论到马克思的实践中介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重构了诸多社会学方法论核心要素。赵万里、蒋钰卓认为，面对数字时代社会关系结构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亟须对当代“新唯物主义”做出理论回应。李放春发现，瞿秋白持续关注中国社会中“士的阶级”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方法分析了士绅群体及其演变。王道勇提出，郑杭生确立和界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和学科发展史，为中国社会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坚持“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时代化。李友梅提出，社会主义新公共性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化和适应性融合，以人民性为核心价值，以革命政党为领导核心实现了人民联合与社会团结。林晓珊认为，在媒介化社会中，理论宣讲需通过坚定的政治立场、清晰的政治主张、积极的政治动员和真诚的政治情感，才能有效构建青年政治认同。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景天魁认为，继承和发扬群学的融通主义传统，可以化解多元化理论的取代式发展与学科整体的理论解释力受限的悖论。沈毅认为，“伦理本位”文化模式提倡情感与工具在价值与实践层面的高度融合，其伦理责任观始终突出情义优先的“需求法则”。胡安宁基于“片言—俱言—遵行—践行”框架探讨传统文化社会化机制。宣朝庆、杜明浩认为，传统话语创造性转化的关键是通过意义再诠释与符号创新产生新的话语体系，并经由社会权威嵌入社会现实。
标识性概念的重思与发现。谢立中认为，“差序格局”在古今中西都是社会结构的一种基本形态。周雪光认为，“差序格局”与其他中心概念（如科层制、家产官僚制、家国主义等）既有鲜明对比又有密切关联，为社会组织方式和制度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概念工具。周飞舟认为，“推”是差序格局中与“私”相反的力量，“推”的实践路径是礼制。翟学伟认为，以“名分”为代表的本土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常被现有的学科概念置换，需要检视其古今差异和语境适用性。王铭铭认为，学术概念的流传转化并非“知识进步史”可以解释，而是与学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他们用以处理问题的不同方式相关。杜月通过对吴景超、潘光旦移民研究的梳理，认为“始迁祖”构成了与“边缘人”相对应的理解城市化等重要社会过程的基本理论概念。凌鹏、唐睿清提出，“情理”是传统中国司法的最高目标，也是传统中国司法与西方司法的关键区别。
以方法自觉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何明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对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极为重要。符平提出，需立足自身道统、制度文明和社会文化建构作为特殊经验理论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进而转向构建作为一般经验理论的现代化理论范式。陈占江认为，费孝通“从实求知”中蕴含的知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是对西方现代学术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融合。刘亚秋提出，“意会”将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纳入社会学分析框架，扩大了社会学研究对象。陈心想强调兼顾实事求是的“科学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下的“人文性”。严飞、刘明轩认为，通过剖析“结构—事件”路径的逻辑与得失，可以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历程及历史社会学研究的跨学科旨趣。周晓虹主张立足中国人民生产和生活实践，以口述史方法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叙事体系。人工智能赋能量化研究带来方法突破。罗家德等讨论了社会计算方法对于分析复杂社会系统涌现现象的价值。吕鹏通过智能体仿真模拟探究社会学传统研究中行动与结构之间的互构。张高祥等利用动态贝叶斯潜变量模型，帮助社会科学研究者生成区群层面跨时空的面板数据，尝试解决传统宏观层次数据的缺失问题。“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联盟”、中国社会学会“口述与社会记忆专业委员会”成立。
在文明互鉴中讲好中国故事。杨典认为，社会学需从坚持开放包容、加强比较研究、融合理论与实践方面促进文明交流互鉴。黄剑波倡导形成一种以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为依凭，以古今中外一切人类经验与思想资源为源泉，面向人类现实经验广泛对话的“汉语人类学”。梁永佳认为，中国人类学的域外研究应尝试“以中释外”，即用中国古代思想释译域外世界。颜荻认为，“秘索思”与“逻各斯”的冲突勾连构成了古希腊文明的动力学原则。李宏基呈现了梅因理解印度的三个阶段，以期解答其社会演化理论如何回应文明差异性与转型适应性。武洹宇、朱健刚对“丁龙传奇”的探析，有助于中外学者理解并掌握文明交流互鉴的密匙。就如何提升中国学术国际影响力，胡安宁强调从学问、学脉、学理上下功夫；臧雷振认为，在促进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创新性的同时，还需要有组织、体系化地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可见性。
以期刊建设引领学术传播。社会学界视期刊为学科建设的“五脏六腑”之一，各编辑部在创办刊物、开设栏目、设置议题等方面，持续主动作为。2024年，《群学研究》创刊，《浙江学刊》开设“当代社会理论研究”栏目，各刊设置引领性专题，以有组织的编辑工作推动有组织的科研。尤其是，《当代青年研究》及《中国社会科学报》邀请优秀社会学编辑围绕学术期刊、青年编辑、青年学者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使命担当等话题深入研讨，体现了编辑群体干事担当的热忱和实力。
反求诸己 迎接范式变革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继续考验社会学界的识变应变能力。应变之路，是破局之路，亦是范式变革之路。
范式变革是回应实践之问的必然选择。问题的紧迫性要求学术研究“找到办法”而非“坐而论道”。文军提醒，过于强调对研究对象内在规律和特有知识进行的逻辑建构，导致学科整体陷入“概念崇拜”的境遇，切割了学术与社会的有机联结。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系统性要求学术研究突破单一学科及视角。田毅鹏认为，以社会建设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向度”，在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必须处理好“社会向度”与其他向度之间的关系。孟庆延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概念和规律要符合现实世界中具有多重意涵的“真实”，才能从整体把握社会现实。此外，问题情境的不确定性也要求学术研究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
范式变革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选择。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紧迫性来自“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国际学术交流窘境，根本上是要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这一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难题。实践永远走在前面。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是扎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中外比较视野中，借助理论思维能力和科学研究方法，总结实践中的规律性认识、提炼标识性概念、生成原创性理论、构建彰显文化主体性的叙事体系的过程，对这一系统工程中任何环节的认识和操作缺失，都会影响建构效果。当前过于细化的分工体系和工具性科研考评导向，人为拉开了学科之间、学科内部各分支之间的距离，造成有专业无研究、有分工无合作、有专家缺大家的科研常态，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对高质量成果的期待不相匹配，也对学者提出了更高要求。罗祎楠认为，学者作为实践主体，需要克服固化“实证”方法思维的束缚，不断反思自身理解世界的真实过程，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重构社会科学方法系统，激发时代所需的自主创造力。在共同体的学术生活中，学者以“我们”的角色登上历史舞台。
范式变革是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必然选择。人工智能时代的诸多不确定性，要求传统认知模式的颠覆性变革。米加宁认为，生成式大模型开启了一个“无学科”的知识创造时代，正在从多个维度重塑人类认知图景。邱泽奇认为，数字社会给社会学带来了刻画和解释数字社会的挑战，社会学面临方法和理论的颠覆性变革。以中国智慧超越技术思维。王天夫提出，风险社会是现代理性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的反噬。郑震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关“势”的思考展现了一种理解和因应不确定性的重要方式，表明在天人合一的视野中以权变的理性把握时势变化的可能。
反思与展望
范式变革是学术共同体的认识重构。科学史上每一次范式转换都伴随着科学家共同体看待世界的视角转换，阵痛期的缩短有赖于共识的尽早凝聚。当前社会学所身处的范式变革堪称学科重建以来最为关键，决定着社会学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之树上开出何种花朵、在全球社会学场域中扮演何种角色。重构的前提是重思“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在“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指引下，社会学学术共同体成员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理应最大程度凝聚共识，各展其长，协同推进基于范式变革的理论创新。
2024年，社会学保持着经验的敏锐和理论的深思。经验的构成是行动，理论的内核是人心，社会学视此二者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欣喜看到社会学界在团结奋进中彰显研究的生命力和变革的决心。期待新年再获新突破！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经济学社会学编辑部（执笔人：墨达）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刘翔英
新媒体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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