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文集》（10卷本）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杨耕文集》，收入了杨耕先生的10部著作，即《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历史演变与基本问题（上下册）》《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思考（第二版）》《思考的痕迹：重读马克思的记忆与思考（上下册）》《静水深流：哲学断想与读书札记》《书缘人生：行走在哲学与出版的路途上》，现已全部出齐！
这10部著作集中体现了杨耕先生所追求的理论目标——求新与求真的统一，反映了他所追求的理论形式——铁一般的逻辑、诗一般的语言，展示了他所追求的理论境界——重构哲学空间、雕塑思维个性，呈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途径、理论观点。
《理论前沿》（2000年第1期）发表金民卿教授的评论文章认为，杨耕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马克思哲学的理解途径，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建构了新的马克思哲学体系，对于我国哲学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具有突破性意义”。
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学与研究》总编辑，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哲学）组长。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报刊上发表论文26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20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等7项，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等8项。
《杨耕文集》（10卷本）
杨耕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哲学家杨耕教授的四十年“思想登山”，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解途径、理论观点。
《杨耕文集》所收入的10部著作，就是围绕重读马克思、重释马克思的哲学这一主题，力图在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发展的基础上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和理论体系，深刻阐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从而在理论上展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
书目：
第1卷《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 978-7-5760-3224-6 118.00元
第2卷《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 978-7-5760-3223-9 128.00元
第3卷《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 978-7-5760-3937-5 108.00元
第4卷《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 978-7-5760-4005-0 108.00元
第5卷《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978-7-5760-5319-7 138.00元
第6卷《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历史演变与基本问题》(上下册) 978-7-5760-4743-1 158.00元
第7卷《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思考（第二版）》 978-7-5760-3225-3 98.00元
第8卷《思考的痕迹：重读马克思的记忆与思考》(上下册) 978-7-5760-3222-2 168.00元
第9卷《静水深流：哲学断想与读书札记》 978-7-5760-3221-5 118.00元
第10卷《书缘人生：行走在哲学与出版的路途上》978-7-5760-3220-8 148.00元
分卷简介
第1卷《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以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背景，力图用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成果重新阐释已经成为“常识”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深入探讨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系统论证马克思有所论述、但又未充分论证，同时又契合当代重大问题的观点，并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的创立使哲学的主题发生了根本转换，即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主题就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
《为马克思辩护》明确提出，马克思的哲学是“批判的哲学”，是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资本批判的高度统一。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是同批判“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形态密切相关的，并认为批判形而上学之后，哲学应趋向人的现实存在，关注人类解放；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是同意识形态批判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因为形而上学中的抽象存在与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受抽象的统治”具有同一性，形而上学因此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发挥其政治功能，即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辩护。
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又是同资本批判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因为资本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存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规定和建构原则，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建制。正是在资本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人的现实存在，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秘密，并由此透视出“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马克思），从而使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得到了本体论的证明。马克思以商品为起点范畴，以资本为核心范畴而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本质上是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的批判，开辟了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
《为马克思辩护》明确提出，马克思的哲学是“新唯物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统一，并认为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三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不同称谓。用“实践唯物主义”称马克思的哲学，是为了凸显新唯物主义的实践维度及其首要性和根本性；用“辩证唯物主义”称马克思的哲学，是为了凸显新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和革命性；用“历史唯物主义”称马克思的哲学，是为了凸显新唯物主义的历史性维度及其独创性和彻底性。
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高度统一、融为一体的，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仅仅作为理论基础的实践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仅仅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从三个方面体现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三个理论特征。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一生只使用过一次“实践唯物主义”，而认为这一概念不成熟；我们不能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倡导“实践唯物主义”，而忌讳这一概念；我们也不能因为苏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缺陷，而“废”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之“名”。
第2卷《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是从我的260余篇论文中精选出22篇编辑加工而成的。这些论文从逻辑上集中体现了我的研究方向，展示了我重读马克思的理论成果。收入这部著作的22篇论文是按照理论逻辑安排的，所以，从形式上看，它是一本论文集，但实际上，它是一部理论专著。《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提出，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首先是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开始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因此，《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从政治批判、社会批判，以及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资本批判多维视角阐述马克思的哲学，并认为在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资本批判多重批判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的哲学，又深度契合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其本身又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社会批判理论。正因为如此，这部著作名为《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
第3卷《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以近代思辨历史哲学、现代批判（分析）历史哲学和后现代历史哲学为理论背景，重新审视和阐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性质、内容和功能，明确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说明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不仅系统地阐述了历史本体论，而且注意到并在一定程度上论述了历史认识论问题，而关注和研究历史认识论正是历史哲学的发展趋势，同时，现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又为解答历史认识论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历史认识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生长点；历史本体论的确立有赖于对历史认识论的探讨，历史本体论如果脱离了历史认识论，其结论必然是独断的、不可靠的，因此，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应在深化历史本体论研究的基础上强化历史认识论研究，从而使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相统一的历史哲学，同时实现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的双重职能。正因为如此，《危机中的重建》深入而系统地探讨了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即“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马克思）。
第4卷《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以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为基础，重新审视、重新理解、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提出从理论主题的转换这一视角来看，唯物主义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三种历史形态，即自然唯物主义、人本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注的不是所谓的“终极存在”，而是“对象、现实、感性”何以成为这样的存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不是所谓的“初始物质”，而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具有社会关系内涵的“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社会的物”；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主题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所要解答的基本问题，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实践”为出发点解答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使历史唯物主义展现出一个唯物而又辩证、自足而又完整的世界图景，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且是“唯物主义世界观”，不仅是“真正实证的科学”，而且是内含着“否定性辩证法”的“真正批判的世界观”（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为哲学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并终结了形而上学这种传统的哲学形态。
第5卷《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辩证法特征、本体论特征、认识论特征、历史观特征、批判理论特征、人的理论特征等方面重新理解、重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或原理，探讨了现存世界与人的生存本体、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与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创立、辩证法的实践基础、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观点。此次收入《杨耕文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吸收了由我修订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部分内容。
第6卷《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历史演变与基本问题》，从文本考证与理论研究、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等多维视角，并以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深入而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历史演变和基本问题，明确提出马克思并不是一个职业哲学家，也没有写过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哲学著作，但马克思的确具有独特而深邃的哲学思想；马克思并没有刻意构造一种哲学体系，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确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这种内在的逻辑联系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运动，建构了一种独特而宏大的哲学体系；马克思哲学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派别的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着不同的理解，从而建构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第7卷《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思考》，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力图把真实的描述和深刻的反思结合起来，把哲学思维力量的穿透力和哲学批判精神的震撼力结合起来，把深沉的哲学智慧和敏锐的政治意识结合起来，以揭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及其规律，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难题和深层矛盾，阐明改革为什么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展现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既像“黄河之水天上来”（李白），势不可挡，又像“黄河远上白云间”（王之涣），前景灿烂，从而深刻阐明社会主义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再造辉煌，中华民族必将在社会主义的改革中实现伟大复兴，中国必将崛起在世界的东方。
第8卷《思考的痕迹：重读马克思的记忆与思考》，是从我的260余篇论文中精选出50篇编辑加工而成的。与《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按照理论逻辑编辑不同，《思考的痕迹》是按照时间顺序编辑的，从历史的角度反映了我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心路历程及思想演变，实际上，这是对“探索者”道路的探索。所以，这部著作的副标题就是“重读马克思的记忆与思考”。从内容上看，它涉及哲学观、历史哲学、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理论结构，尤其是对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颖而独特的理解。
第9卷《静水深流：哲学断想与读书札记》，力图以通俗易懂的形式，通过“诗一般的语言”，透显出哲学的独特的智慧。《静水深流》是学术随笔。如果说学术专著关注的是逻辑的严谨，那么，学术随笔显示的就是思想的火花。学术随笔不是随心所欲，而是直觉顿悟；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杂而不乱，在看得见的文字中渗透着看不见的智慧。
第10卷《书缘人生：行走在哲学与出版的路途上》，是从我的学术自述、学术演讲、记者对我的采访，以及报刊对我的介绍、评价的材料中精选出一部分编辑而成的。全书分为六个部分：学术自述、人物介绍、思想评价、理论对话、哲学演讲、出版实践，以缩影的形式展现了我的哲学之“旅”、出版之“旅”乃至人生之“旅”：读书、教书、写书、出书。
以独特的理论途径
展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
文 | 杨耕
我重读马克思经历了一个独特的理论途径，这就是，从马克思的哲学延伸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拓展到苏联马克思主义，再深化到后马克思主义，然后，再返回到马克思的哲学这样一次迂回曲折的哲学之“旅”。在这个过程中，我同时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理论的“补课”。也许此路不通，但“谁若为我们指出了走不通的道路，那么他就像那个为我们指点了正确道路的人一样，对我们做了一件同样的好事”（海涅）。
从马克思的哲学延伸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出于一个思想“疑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似乎是一个早已解决的、无需多虑的“常识”问题，实际上，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不断追问的问题，是最折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耐心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看，马克思就是在不断追问什么是哲学的过程中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的，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在不断追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或者深化、发展了马克思的哲学，或者误读、曲解了马克思的哲学。因此，要解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问题，首先就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把握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的心路历程，把握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过程，从而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在何时、何处以及在何种问题上深化、发展了，在何时、何处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被误读、曲解甚至被“各取所需”“借题发挥”了。
对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之所以要延伸到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因为马克思是从黑格尔哲学开始，经过费尔巴哈哲学，最后“成为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源于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因此，只有把马克思的哲学置于西方哲学史的流程中，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的关系，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只有把马克思的哲学置于现代西方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背景中，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是“现代唯物主义”，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局限性，同时，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超越性及其伟大所在，从而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为什么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
对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之所以要延伸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批判资本主义的产物，同时，又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相混合的产物；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研究社会主义的产物，同时，又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俄国传统哲学相交集的产物。在我看来，只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各自的道路做出公允客观的评判，才能对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恰当的预断。
对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之所以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理论的“补课”，是因为马克思在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不仅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批判反思，而且对英国政治经济学也进行了批判反思，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批判，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在哲学批判和资本批判这双重批判过程中生成的马克思的哲学又高度契合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反过来，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又继承、深化了马克思哲学的一些观点。因此，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不仅进行了政治经济学“补课”，而且进行了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补课”，深入研究了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精神生产不同于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生物延续。生物延续是同种相生，而哲学思维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融合和再创造，形成新的哲学形态。正像近亲繁殖不利于种的发育一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一定会突破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
哲学需要思辨，但哲学不应是脱离现实的思辨王国。不管哲学家多么清高、“超凡入圣”，他都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不能不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下进行认识活动、提出问题并拟定解答问题的方案，所谓超前性也不过是对现实中的可能性的充分揭示；由哲学家们所创造的哲学体系，不管具有什么样的“个性”，不管在形式上多么抽象，从中都可以捕捉到现实问题。从历史上看，任何一种有成就的哲学，无论是从其产生的原因看，还是就其提出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而言，都是非常现实的，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或这样或那样地解答了现实问题。明快泼辣的法国启蒙哲学是这样，艰涩隐晦的德国古典哲学也是这样，高深莫测的解构主义哲学也是如此，用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话来说就是，解构主义是通过解构既定的话语结构来挑战既定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的政治结构。马克思的哲学更是如此。正如马克思所说，“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
所以，马克思的哲学“从现存的现实本身的形式中引出作为它的应有的和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从而“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马克思）。
因此，重读马克思不能从文本到文本，从理论到理论。我一直认为，哲学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能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成为哲学家个人的“自言自语”，像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哲学家不应像“沙漠里的高僧”那样，腹藏机锋、空谈智慧，说着一些对人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无用的废话；哲学家也不应像魔术师那样，“煞有其事”地念着咒语，“说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水中的月亮为天上的月亮，眼中的人为眼前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也必须关注现实、深入现实，并使现实问题上升为理论问题，从而以一种深沉的哲学智慧、敏锐的政治意识、彻底的批判精神，超越现实并引导现实运动。哲学必须从现实上升到抽象的概念领域，以概念运动反映现实运动，否则，就不是哲学；哲学又必须从“天国”下降到人间，关注人的现实和现实的人，否则，将失去自己存在的根基，且既不“可信”，也不“可爱”。
当代中国最基本的现实就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现实的最重要特征和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了，构成了一场史无前例、波澜壮阔、极其特殊而又复杂的社会实践。这一重大的实践活动必然提出一系列重大的哲学问题，必然为我们的哲学思考提供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关注这一现实，探讨其中的规律性，并以此为基础思考并重释马克思的哲学，以一种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中国的现实运动，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家的良心和使命。正因为如此，我是在理论与现实的双向运动中重读马克思、重释马克思哲学的。《光明日报》（2019年9月25日）发表吴晓明教授的评论文章认为，杨耕的哲学研究“突出地表现出来的思想取向是一种积极的和具有启发意义的取向，那就是，持续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学术—理论上的深化；将把握时代、切中现实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鹄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的历史性实践经验结合起来”。
在这样一个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的脑海中便映出作为哲学家和革命家的完美结合的马克思，作为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高度统一的马克思的哲学。正是在马克思的哲学中，我透视出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的批判精神，感受到一种对人类生存异化状态的深切的关注之情，领悟到一种旨在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强烈的使命意识，并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说过一段话，那就是，“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一个刚刚中学毕业、年仅17岁的青年，似乎是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实际上是为一种新的事业竖起了凯旋门。这是一个崇高的选择，这一崇高的选择决定了马克思的一生。马克思的事业就属于“千百万人”，马克思的哲学将“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
我断然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的哲学产生于“维多利亚时代”，距今170年，已经过时，这是一种“傲慢与偏见”。我们不能依据某种学说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否过时，是不是真理。“新”的未必就是真的，“老”的未必就是假的。既有新鲜的、时髦的谬论，也有古老的、千年的真理。阿基米德定理创立的时间尽管很久远了，但今天的造船业无论多么发达，也不能违背这一定理。如果违背这一定理，那么，造出来的船无论多么现代化，多么“人性”化，也无法航行；即使可以航行，也必沉无疑。这表明，真理只能发展，而不可能被推翻。
马克思的哲学之所以“不可超越”，并不在于它是一种对人的异化的“抗议”，并不在于它对劳动者、无产阶级的同情，而在于它从根本上把握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深刻地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不是心怀济世的救世主，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的哲学不是劝世箴言，而是科学性的理论。马克思对劳动者、无产阶级当然怀有最真挚的同情，但马克思的哲学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以此作为立论的依据，正像妙手回春的圣医，并不以对病人的同情代替诊断一样。马克思哲学立论的依据，就是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及其规律。科学都产生于某个特定的时代，但由于科学都发现和把握了某种规律，因而又能超越这个特定的时代。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正是由于深刻地把握了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正是由于所关注并力图解答的问题深度地契合着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所以，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哲学又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依然是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仍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正是由于马克思的哲学仍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所以，每当世界发生重大的历史事件时，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再次转向马克思，“求助于”马克思。“我们求助于马克思，不是因为他毫无错误之处，而是因为我们无法回避他。每个想从事马克思所开创的研究的人都会发现，马克思永远在他的前面。”（海尔布隆纳）
当然，我注意到，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仍存在着争论，而且这种争论广泛、持久而激烈。从历史上看，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逝世之后，对他的学说进行新的探讨并引起争论，并不罕见。但是，像马克思哲学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广泛、持久而激烈的争论，却是罕见的。马克思的“形象”在其身后处在不断地变换中，而且马克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对他的认识分歧也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辨认一样。米尔斯由此认为，“马克思没有得到人们统一的认识。我们根据他在不同发展阶段写出的书籍、小册子、论文和书信对他的著述做出什么样的说明，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观点，因此，这些说明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人们对马克思的确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每一个研究者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认识马克思”，换言之，有多少个研究者，就有多少个马克思，就有多少种马克思主义。
米尔斯所描述的问题是真实的，但他对问题的回答却是错误的，即不存在一个客观意义上的、真正的马克思，存在的只是不同的人所理解的不同的马克思。有人据此把马克思与哈姆雷特进行类比，认为犹如一千个观众的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马克思，不存在一个“本来如此”的马克思的哲学。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无原则的糊涂观念，是一个“不靠谱”的类比。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塑造的艺术形象，马克思的哲学是由马克思创立的具有科学性的理论；艺术形象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而科学性的理论揭示的是客观规律，这种认识正确与否要靠实践检验，而不是依赖认识主体的解读。实际上，不管如何解读，合理的解读，包括艺术作品的解读总是有限度的，总是有客观的“底线”的。例如，同一首小提琴曲《流浪者之歌》，德国小提琴演奏家穆特把它诠释得悲伤、悲凉、悲戚，美国小提琴演奏家弗雷德里曼把它诠释得悲愤、悲壮、悲怆，但无论是诠释得悲伤、悲凉、悲戚，还是诠释得悲愤、悲壮、悲怆，都具有“悲”的内涵，而没有“喜”的意蕴。就马克思而言，合理的解读只能是，只有一个马克思，那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脱离了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只能是虚构的马克思。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对马克思哲学认识的分歧，是由认识者生活的历史环境和“理解的前结构”决定的。人们总是生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并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氛围中进行认识活动的。问题就在于，历史环境的不可复制性、历史进程的不可逆转性、历史事件的不可重复性使认识者不可能完全“回到”被认识者生活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不可能完全“设身处地”地从被认识者的角度去理解他的文本，因而也就不可能完全恢复和再现被认识者思想的“本来面目”。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理解的前结构”支配着理解的维度、广度和深度，即使是最没“定见”的认识者也不可能“毫无偏见”。人的认识永远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可能超出认识者的实践基础和历史环境，必然受到认识者“理解的前结构”的制约。
但是，我们又能站在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对马克思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的考察，通过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分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的梳理，通过“自我批判”，使作为认识者的我们的视界与作为被认识者的马克思的视界融合起来，从而不断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思想的深处，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和理论体系，从而深刻把握和阐明“本来如此”的马克思的哲学，即达到对马克思哲学的“客观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极其深刻，而且具有普遍意义，同样适合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诗人臧克家有两行著名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马克思仍然活着。马克思逝世以后的170多年中，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而展开的广泛、持久而激烈的争论，就是马克思仍然活着的证明。“对某种学说进行激烈的论战，乃是争论中的学说在作者的环境中形象高大，甚至对他本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一种更确实无误的标志。”柯林伍德的这一见解中肯而深刻。
本文节选自《杨耕文集》总序
编辑：王海玲
制作：刘晓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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