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埃及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约翰·罗默根据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和实地考察经历，基于曾被弃之一旁的证据，以及近二十年来的全新考古发现成果，撰写了一套三卷本古埃及史作品，重新构建了我们对世界上已知最早文明之一的理解。 第一卷大致以时间为序讲述了法尤姆湖边农夫聚落的出现，以精美陶器闻名的涅伽达文化形成，到尼罗河谷农耕文化的稳定发展，再到法老以及法老王国的诞生，及至古埃及王国日益繁荣，社会和政治制度走向成熟，最终大金字塔的建造得以实现等内容。
罗默基于考古发掘的海量证据，摆脱偏重于经济或进化论视角的叙述，还原了古埃及先民们最终是如何打造出法老王国、创造出古埃及丰富多彩的文化、建造出宏伟壮观的金字塔的，为我们展现了公元前5000年至前2550年古埃及生动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图景。他向我们证明，古埃及既是一个建立在物资供给体系上的国家，也是一个囊括生者与死者的国家。
古埃及史（第一卷）：从最早的农夫到大金字塔
[英]约翰·罗默(John Romer) 著
付强 译
2024年11月出版/118.00元
ISBN 978-7-5228-2338-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抛弃传统的埃及学家基于自身所处时代构建的宏大叙事
将前人创造的成果重新置于最初的现实环境
为业已陷入学术沼泽的现代古埃及学提供新的思路
试读
序言（节选）
鉴于古埃及（ancient Egypt）持续不断且无可匹敌的热度，你或许会认为这一领域的当代历史著作一定会不可胜数。然而，事实却是，相关史学著作寥寥无几。当然，大家可能永远都不会想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非常优秀的学术研究工作已经使我们对于古代历史的认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系列目前尚在进行的考古发掘活动正在重塑长达千年的古埃及早期历史。许多古埃及史的作者未能与时俱进，而是不假思索地将一个多世纪以来最严谨的研究成果插入以19世纪人性论和民族国家兴衰论为基础的历史叙事中。所以，“古埃及”研究至今尚在欧洲宏大学术传统的束缚中挣扎，受这种影响深远的学术传统优点与缺点的制约。
第一部伟大的现代古埃及史学著作于18世纪30年代在巴黎出版。甫一问世，它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此书作者是巴黎大学的老校长。该书出版后很快就被译成欧洲所有主要语言，并再版数十次。其最近一个英文版，即罗兰先生的《论埃及人、迦太基人、亚述人、巴比伦人、米底人和波斯人、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的古代史》（Ancient History of the Egyptians, Carthaginians, Assyrians, Babylonians, Medes and Persians, Macedonians and Grecians）问世于1924年！
罗兰先生的大作从《创世记》“地是空虚混沌”开始讲起，将第一位古埃及法老认作诺亚的孙子。按照他的推算，首位法老登上王位的时间是世界诞生后的第1816年（根据17世纪的人的观点，世界产生于公元前4004年）。正如当时一位高人所言，此书之所以能大获成功并非由于校长先生“学识渊博或初衷仁善”，而“首先是其虔诚的宗教情感不和任何基督教派或团体发生冲突”。
无论其历史价值如何，罗兰的这部史书确立了今天的埃及学（Egyptology）研究仍在遵从的基本原则。此书三个主体部分的标题神奇地预示了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间一些最杰出的埃及学著作的研究方向：1. 描述埃及（A Description of Egypt）；2. 埃及人的风俗习惯（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Egyptians）；3. 埃及国王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Egypt）。在罗兰那个年代，三万余词已经足以涵盖西方对古埃及文化的大部分知识了。
最后一部由单独一位学者撰写的古埃及大历史作品由时年八十多岁的艾伦·加德纳爵士（Sir Alan Gardiner）于1961年完成。此书篇幅是罗兰著作的五倍。这两本书分别标志着一种史学传统的开端与终结。加德纳与罗兰都属于欧洲古典人文主义学派，他们的这两部史书都以古代文献为基础。两位作者都坚信，古代文化造就古代著述，前者的基本真相就包含在后者之中。
二人的区别在于，罗兰只将《圣经》和古希腊罗马作家作为自己的学术指导，而加德纳手中掌握了相当多的古埃及文献。随着19世纪20年代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cois Champollion）破译古埃及圣书文字（旧称象形文字），这些资料已将罗兰著作中的法老王国历史又向前推了一千多年，古埃及历史人物也多了数千位。所以，虽然加德纳在自己的著作中仍像罗兰一样将古埃及文化划分成三大基本领域，但他和同时代的其他埃及学研究者一样，将研究重点牢牢放在了宫廷史上面。他终生都在研究与古埃及宫廷史相关的铭文。正如他这部史书的标题所言，这本大历史的的确确是“法老们的埃及”（Egypt of the Pharaohs）的历史。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商博良破译圣书文字后大量埃及史书共同存在的问题：虽然古文献破译使人们听到了古代埃及真实的声音，但这些文献的主题非常狭窄，极易使人忽视除宗教与宫廷事务以外的古埃及社会生活其他各方面的信息。其结果就是，文献中全新的古埃及形象似乎与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完全隔绝。正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某个更宽泛的语境下所说的那样，这些史书的要义是：“在历史进程中，一连串条理清晰且相互关联的行为被交给了少数人。在一个又一个历史故事中，这些人所发挥的作用大体一致。”
所以，许多传统史家谈到古埃及人“固有的保守性”（innate conservatism），说他们掌控着一个古老的静态社会。学者们在翻译古埃及的圣书文字时使用“平行文本”（parallels），将词在后世的意义当作了其早期含义，这进一步强化了上述传统观念，也遮蔽了在这一古老国家内部所发生的转变。而事实上，真实的情况正好相反。早期的古埃及是这个星球上少数几个国家观念、王廷观念与宫廷宗教观念高度发达且非常完善的地区之一。古典史学的另一大弊端是过度倚重文字资料，这使得古埃及文化被割裂为两个完全独立的部分，即使用圣书文字的法老时期与尚无文字的所谓“史前”时代。对于传统史家来说，两个历史阶段间的鸿沟似乎难以逾越。例如，加德纳就将古埃及历史的开端放在了其著作的结尾，因为他认为，史前时代没有真正的历史，只是各种推测而已。而实际上，他书中的那个“法老们的埃及”并非具有古典思维模式的文字时代的产物，而是产生于前文字时代，而这一时代又脱胎于新石器时代农夫们所处的平凡世界。
尽管有着种种局限，这些重视书面文献的史书还是为我们理解一半古埃及史提供了基本指南。当然，知道吉萨的大金字塔（Great Pyramid）是为了一位名叫胡夫（Khufu）的法老而修，还有拉美西斯大帝(Ramesses the Great)统治埃及六十多年、育有子女百人等史实固然很好，但它们却对解答我首次前往埃及时心中产生的疑问毫无帮助。那时的我还是一支美国探险队的绘图员，惊叹于古代遗址间处处透出的残缺之美。当时正是20世纪60年代，埃及正处于纳赛尔统治的末期，少有游客问津。金字塔、开罗博物馆、塞加拉墓葬群还有卡纳克神庙等景点几乎都空无一人。底比斯西部的那些大墓基本还是当初的盗墓者离开后的样子：祀厅（chapel，亦作祈祷室）内装饰陈设破败不堪，木乃伊残片四处散落。
那一刻仍历历在目：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女王雄伟的阶梯式神庙以北的山脊上有一处中王国时代（Middle Kingdom）的墓葬，我曾经站在墓地的露天庭院中，摊开的手上捧着一具木乃伊安详、清秀的脸，随后便将其埋入温暖干燥的沙土中。打开的陵墓中一片漆黑，我的周围散落着极其精美的画像残片，它们是附近曾经富丽堂皇的墓室最后的残迹。显然，古人曾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才智与技艺建造并装饰这些墓穴，但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何种目的？他们究竟以为自己在做什么呢？
作为才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我自然预备在参考书中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于是，我查阅了当时就在附近的芝加哥大学卢克索（Luxor）总部图书馆的文献。那些美妙的旧籍用羊皮做封面，排版美观，内容广博精深。尽管它们深深吸引了我，但我仍感到不适。就像我曾质疑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于构建帝国的理据分析一样，每天都在埃及阳光下与古代废墟打交道的我同样不相信这些学者对业已消失的古埃及王国所做出的种种解释。
正当我开始对高校图书馆中涉及法老时代文化的论著产生疑惑的时候，一种与罗兰和加德纳等人所代表的古典传统大相径庭的研究路径也正在对古埃及研究产生影响。首先，大量古代遗址正受到位于上埃及南部的阿斯旺高坝不断抬升水位的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启动了规模庞大的古代遗址发掘项目。新来的考古学家们带来了各自不同的古代埃及研究方法。突然之间，人们认识到了遍布尼罗河下游的大量尚未遭到破坏的考古材料所蕴含的潜力。在之前的考古活动中，人们铲掉沙土，希望发现更多的金字塔和古文献。而新考古学绝非其升级版。这批考古学家训练有素，接受过实用、严谨、经过充分验证的专业训练。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学术构想反映了19世纪新崛起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意愿。后者希望有人撰写与其务实的商业世界相匹配的全新历史。这些学者在写作史书时没有受传统书面文献的束缚。他们有望给我的疑问一些不一样的答案。此前的考古发掘已经系统揭示了欧洲石器时代的各个分期，新一代考古学家们的新史学著作便在这种氛围中问世。随着1859年达尔文的进化论公之于众，这些新史学著作也获得了一定认可，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生物外形随时间推移不断演化的理论模式也被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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