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资源稀缺或分配无法均衡的时候，不争和谦让，可以使一切迎刃而解。
颜真卿的书法代表作《争座位帖》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论资排辈的事一向比较讲究，也很有一套规矩。颜真卿的书法代表作《争座位帖》，就是他痛斥有人不按规矩排座，而愤然提笔的。只不过老颜的字跌宕放逸，写着写着，涂涂改改，却一不留神，写出了一部千古名帖，以致后人光欣赏其书艺而忽略其内容，得了椟却还了珠。
关于规矩的事，历来都是可大可小的，事涉纲常伦纪的规矩自然重要，而至于一些论座排次的小规小矩，则比较微妙，有时必须遵从，有时又可适当通融，这就留出许多商量的余地。有道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除非按出生年月时辰，其余无论怎样排位，总有不周全的地方。《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若真是要排起名来，何其难矣！小说家也没办法，只能借助上天之手，说是一声巨响天门洞开，然后挖呀挖地，挖出一块石碣，上面龙章凤篆，居然已经写好了诸位排名，天意如此，谁也没话说。
如果不是老天的安排，既能各得其所，又要皆大欢喜，想必再有水平也很难摆平。中华传统美德中有两个很好的“摆平”要素，就是“不争”与“谦让”。因为在许多资源稀缺或分配无法均衡的时候，不争和谦让，可以使一切迎刃而解。老子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的不争哲学就是“躺平”，不过，不争只是“不主动”，并非“不拒绝”，好比说我“躺平”在地，如果天上突然掉馅饼的话，那我接一下也是可以的。而谦让则不仅“不主动”，而且还“拒绝”，那境界似乎又略高一层了。过去的文人，还真不乏如此胸襟的谦谦君子。
西泠印社
一百二十年前的西泠印社成立之初，大家忙着搞基建，没空选社长。直到十周年社庆，才想着要有一位社长，可是丁辅之、王福庵、吴隐、叶为铭四位创始人互相谦让，皆自称德不配位，谁也不争此社长之位，结果，他们一致推举了名望更高的吴昌硕为首任社长。十多年后吴昌硕离世，按理此时的王福庵名声日隆，书印俱佳，完全有实力担社长一职，然而王依然谦退不就，宁愿让社长一位空缺了二十年，直到抗战胜利后，他们才邀请了故宫博物院马衡“遥领社职”，坐上了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交椅。
同样的谦让胡适也有，当年清华国学院创办时，校长曹云祥本想请名气大的胡适来任院长或导师，胡适却谦称自己不敢当，并认为清华国学院乃国内顶级学府，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故他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三位大师，尽管其中章太炎是最反对胡适和新文化的人，但胡适就有这种推荐对立者的雅量。至于章太炎后来拒绝邀请，那是另一回事。
民国时中央研究院评选首批院士，也是非常的严苛与难弄，其间有纷争也有谦让。经辗转评议后公示一百五十名候选名单，宁缺毋滥，再要选汰将近半数，可知竞争多么激烈。考古界的梁思永、董作宾以及郭沫若皆在候选人之列，最后评审投票前，董作宾却致信胡适说：“关于考古学方面，希望您选思永或沫若，我愿放弃，因为思永是病中，应给他一点安慰，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那时梁思永已肺病三期，而郭沫若根本不是他们圈里的人，但董作宾却高风亮节地舍弃自己，为竞争对手拉票，洵属难能可贵。
旧时文人的这种谦让如今似已很少见了，唯一古风犹存的，是在饭桌上的推让。我参加太多的筵席发现，愈是隆重高标的宴会，愈容易在主位的人选上谦让一番，通常的规矩是年齿长、成就高、名气大者优先，若是哪位不知轻重的冒失鬼，未经推让程序，一屁股坐上去，是会惹人大不快的。此事于晚清大学士王懿荣身上，就有一例。
王懿荣
王懿荣就是发现甲骨文的著名金石学家，他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等职，还入值南书房当过皇帝的老师。不过他从小的愿望却只是做一个塾师而已，恰逢那年他暂告回乡，于是就想过过当塾师的瘾。山东巡抚毓贤本就是他学生，便出面安排他去一盐商家里教几个孩子，但身份不能透露，只称是“王老师”。
大学士教小孩子，还真是“小菜一碟”，盐商东家对“王老师”非常满意。某日山东新盐运使上任，东道主大摆筵席，为新道台接风洗尘，与宴者皆显要知名之士，王老师自然也叨陪其列。只见新官上任趾高气扬，入座时，故意谦让说“王老师年高，应坐首席”，他万没想到王懿荣真的一屁股坐了下去，顿时沉下了脸，屈居次席。待酒过三巡，他终于发飙：“请教王老师，您这一生首席坐过几回？”王老师从容笑道：“惭愧得很，算上今天，一共四次。”新道台就是想难堪一下“王老师”，故仍得意洋洋地说“愿闻其详”。
“第一回，己卯年参加顺天府乡试，鹿鸣宴是我坐的首席。”大家一听知道他是解元；“第二回，朝考庶吉士，皇上宴请十八名翰林，又是我坐了首席。”一旁听了肃然起敬，不敢吱声；“第三回，也就是出京前恭逢老佛爷六秩寿庆，满朝文武推我领班，养心殿赐宴，我坐的是首席。今天新官履任，我冒失抢了您的首位，放肆放肆，借敬一杯！”满座听了大惊失色，新道台吓得只差要求饶。但王懿荣抢了座位露了身份，家教一职也就没法继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