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很少，他的人生充满了戏剧性。
1967年1月，即将年满30岁的他，成为了钓鱼台11号楼的首任机要秘书；1968年1月，即将年满31岁的他，却成了秦城监狱的囚犯。一年的时间，这人生的转折变化总是这么让人措手不及。
下面这张老照片，是阎长贵晚年时候的留影，从照片中可以看出来，他也是一个福相之人，面露慈善，一眼望去，就是一个读书的文化人。
当年，在钓鱼台11号楼的工作人员里面，就属他的学历最高：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而其他的工作人员，学历高的要么是高中，要么就是职业卫校毕业出来的。
阎长贵先生，出生于山东聊城。
聊城可是个好地方，这个坐落在山东西部的城市，可是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的唐虞时期。如今的聊城，可谓是走一步就是历史古迹，每一寸土地上都浸透了文化的味道。
1961年，24岁的阎长贵从人大哲学系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红旗》杂志社。
《红旗》杂志可是个好单位，按理说，当时同期的毕业生里面，比阎长贵条件好的人多了去了，原本是轮不到他去的。恰好当时《红旗》杂志社找人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白专”。
要知道，当时“又红又专”的人那可是社会的主流人才，也是香饽饽。这“又红又专”很好理解，就是不仅要有思想政治觉悟，还要有专业的学识和技能。
那么，“白专”是什么意思呢？
很好理解了，只是要求学识和专业技能过硬就行，至于政治思想觉悟嘛，就没有要求。
因此，阎长贵这才得以进入《红旗》杂志社。可是。没想到的是，他将来会去到钓鱼台11号楼当秘书，在这11号楼当秘书，可不是只需要埋头苦干就可以的，“觉悟”、“敏锐力”才是最重要的技能。
阎长贵去到《红旗》杂志社，安排在关锋所在的哲学组里工作，这关锋当时正是该小组的组长。这杂志社的组长，相当于是什么职务呢？具体的职务级别我没查到，但是从待遇上来看，那也是首长级别的，反正是不低。
和阎长贵这个正儿八经科班出身的人比起来，关锋在哲学上的研究可以说是半路子出家了。因此，对阎长贵这个后生，他是相当的看好，可以说是当作自己的一个“得意门生”来对待。
在职场上，哪怕你不想站队，但客观环境就已经给你选好了队伍。
在旁人看来，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自然也就是属于关锋的人了。
从此刻开始，阎长贵在仕途上的命运，就已经和关锋捆绑在一起了。
在《红旗》杂志工作了一段时间，阎长贵又调去了信访组工作，这里是专门处理江青信件的地方。每天，从各个地方、单位送过来的信件多达上封，信访组的人基本上都是通宵达旦的工作，很累。
管理信访组的直属领导是戚本禹。
和关锋一样，戚本禹也很喜欢阎长贵，因为他不仅学历高，而且还没有架子，干起活来也是认真负责，这样的人谁不喜欢呢？
于是乎，两人之间走得很近，如此这般，阎长贵的仕途命运又多了一个捆绑的人。
1966年，要给钓鱼台11号楼挑选一名机要秘书，这地方是伟人妻子居住和办公的场所。原本，她是挑中了戚本禹，但是被戚给婉言回绝了。给出的理由也能很简单，就是说自己的性格大大咧咧的，一点不细心，怕耽误了领导的事。
戚本禹当时有着“戚大帅”的称呼，这个山东汉子说起话来，声音很洪亮；做事风格也是风风火火、雷厉风行。客观的来说，他也确实不适合做秘书这种细致活。
戚本禹给出的理由虽然很正当，但是他也足够的精明，同时，他把阎长贵给推荐了出来。当然，给11号楼挑选秘书，肯定是有好几个备选人员的。
在和其他三个备选人员比起来，阎长贵的条件其实是最不好的那一个。当得知自己成为了11号楼的秘书，他自己都很惊讶。晚年，他撰写回忆录的时候，这才给远在上海的戚文（那时候，戚本禹已改成了这个名字）打去了电话。在电话里，他询问当年自己为啥会成为11号楼的秘书。
电话那头告诉他，那是因为离的社会关系最简单，而且家庭成分很清楚，再加上你工作细致认真，在几个人里面写作能力最好，这才让你当了她的秘书。
那一年，是1967年的1月9号。
这一天晚上，阎长贵从钓鱼台16号楼，正式搬去了11号楼，成为了这栋楼的秘书。
在得知阎长贵成了11号楼的秘书，关锋摇了摇头，直言他不适合做她的秘书，给出的理由也很简单，就是三个字“不敏锐”。
阎长贵的“不敏锐”，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这么一件事情上。
1967年的8月底，关锋被隔离审查，当自己的老师消失了一个星期，阎长贵都不知道，他还是从领导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
倘若是换作了旁人，那肯定心里是十分的不安的，自己的老师被隔离审查了，那他这“沾亲带故”的也说不过去。但是，这时候的阎长贵压根就没有多想，他认为自己只需要做好本职工作就可以了。
关锋说他“不敏锐”，还真的是说到了命门上。
要说阎长贵到了11号楼以后，在工作上是真的认真负责，挑不出半个不是出来。
他一个人干的是三个人的活。
虽然他平常的工作主要是收发和整理文件之外，就是接听电话，听上去很简单，但是架不住工作量的巨大啊。每天从各单位、地方送来的文件资料就不下于百份，那电话铃声也是，一天到晚，基本上是没有断过。
这还不算，当了秘书以后，他几乎是没有属于个人的时间，平常没有休息，节假日也没有，更别说过年的时候了。
做了几个月的秘书之后，阎长贵的身体有些吃不消了，他也听出需要再找一个副手。但是，这个要求也都是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一直到了1967年，这一年的国庆结束之后，11号楼来了一个名叫杨银禄的同志。
和阎长贵这个读书人比起来，杨银禄是军人出身，他比阎长贵小了一岁，是一个连级干部。初次见面，阎长贵觉得这个人看着就很聪明能干的样子。
阎长贵当时很高兴，他以为终于是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副手来分担工作了。
要知道，那时候，他的老师关锋，早在8月底就被隔离审查了，这才过去了一个来月，11号楼就来了新人，他的心里却没有一丝的惶恐。
果然，老师看徒弟，是一看一个准。
当时，其他的领导人都有不止一个秘书，但是在这11号楼，只需要一个秘书。
虽然杨银禄1967年国庆过后就来了11号楼，但是，直到1968年的1月，他才第一次见到了11号楼的主人。这期间，有一段时间是领导太忙不在11号楼，有一段时间是杨银禄父亲病逝，他回老家奔丧去了。
1968年的1月8号，这天晚上，奔丧回来的杨银禄回到了11号楼。
第二天上午时分，领导起来后，阎长贵这才领着这个新人去和领导首次碰面。
一进门，阎长贵就报告：
“杨银禄同志回来了”
“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
还没等阎长贵反应过来，紧接着的下一句话，他立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你马上把手上的文件清点了交给杨银禄同志”
——来源：《问史求信集》.阎长贵/王广宇.合著.
直到这时候，阎长贵才晓得，自己在11号楼的工作怕是结束了。
当天晚上，约莫九点左右，阎长贵交接完工作后，就被送去了警卫连连部的一间屋子里。这也就意味着，他和老师关锋一样，被“隔离审查”了。
1968年的1月9号晚上，他从16号楼匆匆忙忙搬到了11号楼；
1969年的1月9号晚上，他又匆匆忙忙的搬出了11号楼。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管是来还是走，于他而言，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这样发生了。他仿佛是被什么给推着走一般，半点做不了这命运的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