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6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全球知识史工作坊：以医学、技术与工艺为中心”系列讲座第一讲于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1901会议室举办。本次讲座主题为“边疆会思考吗？反思全球知识史”，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徐冠勉主讲，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高晞教授主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开大学以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师生参与本次讲座。讲稿由王思然整理，胥峻峰修订，徐冠勉审定。小标题为编辑所拟。
无处不在的全球史
徐冠勉以大家一直讨论的“全球史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作为开场，建议与其关注“什么是全球史”，不如反思“什么不是全球史”，因为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天然孤立的、与全球其他地区无关的历史现象。全球史并不是一种例外，它无处不在，全球史并不仅仅关注拥有全球流动性的精英，也关注在全球化过程中失去流动性的被边缘化的群体。全球史对精英主义、宏大叙事的反思，推动了过去二十年来全球史从中心到边缘、从宏观到微观、从文化到物质、从全球北方到全球南方的一系列转变。这些转变并不是孤立的，其与20世纪史学本身的转型关系密切，并使“阶级、种族、性别”成为史学研究的三大视角，然后进一步融入关于“科学、技术、环境”的讨论。但是这种潮流背后也存在这些视角、概念被工具化、庸俗化的问题，包括全球史与后殖民理论的庸俗化与精英化问题。
作为学术概念的“边疆”可以帮助我们将边缘、微观史、物质转向与后殖民这些议题结合起来，参与这些讨论。这也随即引出了本次讲座的主题——边疆是否会思考？边疆的主体性、能动性，以及边疆在全球史、全球知识中的位置。
以“边疆”思考全球
梳理前人研究，我们会发现并不存在统一的边疆理论，不同的学术脉络发展出了各自的边疆理论。首先美国环境史可能是比较早发展出边疆理论的领域，例如大家所熟知的特纳的边疆史论（Frontier Thesis，1893年），以此强调西部边疆对美国文化形成的重要性，环境史研究者对此已多有反思。此后族群史与人类学领域也发展出其边疆理论，例如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1940年）与利奇（Edmund Leach）的《缅甸的边疆》（The Frontiers of “Burma”，1960年）。此类“边疆”成为族群史、政治史及帝国史研究的焦点，它揭示边疆并不等同于清晰划定的边界（border），是不同帝国、文明、族群之间模糊不清的地带（zone），并且该过渡地带还会产生独特的边疆社会。
20世纪末21世纪初，伴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发展，一种与全球南方关系密切的边疆理论也开始兴起。早期的一部重要作品是《绿色帝国主义》（Green Imperialism，1996年）。该书并未将边疆作为其核心议题，但是却提出一个与后续边疆理论发展关系密切的议题，即殖民主义在全球南方造成的生态问题。该书强调环保主义思想早期的发展并不是在传统认为的欧洲与北美，而是在近代早期以来欧洲殖民的热带岛屿，这些岛屿最初被欧洲殖民者想象为伊甸园，但是很快因为种植园经济等原因出现生态危机，进而引发了殖民帝国对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的关注。沿此路径，2000年之后涌现了大量新研究， 世界体系理论的研究者Jason Moore提出了商品边疆（commodity frontier）的概念，以蔗糖业为例指出近代早期资本主义扩张就是一个不断破坏原有的商品糖业商品边疆的自然环境，然后寻找新的商品边疆的历史过程。2003年的《无尽的边疆：近代早期世界的环境史》（The Unending Frontier: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一书更是系统指出近代早期，人类社会不断加强的商品需求使得边疆不断出现生态危机，进而驱动着对新的边疆的探索、开发与殖民。近年来围绕新资本主义史的讨论，Sven Beckert、Ulbe Bosma等学者进一步概念化“商品边疆”，指出过去600年间商品边疆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商品体制（commodity regimes）来处理生态、劳工与技术问题（2021年）。
The Unending Frontier: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
与此同时，科学史领域也出现相关的讨论，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接触地带”（contact zone）概念。这个概念最早由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 Pratt）在其著作《帝国之眼》（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1992年）中提出。普拉特在书中指出，接触地带可视为殖民边疆（colonial frontier）的另一种表达，强调了在这些区域内不同文化和知识体系的互动与交流。她认为，传教士知识的产生正是源自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涉及诸多地方知识的来源问题，以及这些地方知识如何反过来影响和重塑欧洲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卡皮尔·拉杰（Kapil Raj）在其全球科学史经典著作《重新定位现代科学》（Relocating Modern Science: Circul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n South Asia and Europe，2007年）中进一步发展了“接触地带”概念。拉杰认为科学知识来自不同区域的不同群体的共构和协商，接触地带既创造新的知识，也重新配置双方各自的现存知识。以此，他突破了巴萨拉式的科学传播论。
另外一部鼓励我们从边疆思考全球知识史的著作是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的《专家之治》（Rule of Experts: Egypt, Techno-Poliitiics, Modernity，2002年）。米切尔提及的一个观点是，现代经济学、社会学理论与殖民地的关联，例如凯恩斯的第一本书是其在伦敦的印度事务部（India Office）里写成。米切尔指出在埃及，其土地所有权制度变革、经济活动转型及经济机构兴起，如埃及伊斯梅尔时期土地分配形成大土地所有制，农业向棉花单一商品经济转变，联合股份公司和银行等机构出现，为经济学、社会学乃至乡村研究的形成奠定基础。米切尔进一步强调，现代政治制造了诸如自然与社会、现实与表征、主体与客体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这种思维方式将复杂的世界简单划分为两个对立的范畴，看似清晰明确，实则掩盖了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思想与物质的矛盾往往会在边疆地区激化，因为在中心区域发展而来的理论体系与其物质基础通常较为吻合，而当理论体系扩展至边疆时，往往会与当地的物质基础产生矛盾，进而激发新的反思与知识生产。
在回顾这些边疆理论之后，我们再次回到我们提出的问题：边疆是否会思考？边疆的主体性、能动性，边疆在全球史、全球知识中的位置。特别是我们能否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证研究加入这场讨论，尤其是长期在殖民体系与后殖民理论之外的东亚知识史、思想史如何批评、主动地加入这场讨论，而不是庸俗化、工具化地套用上述理论。
知识的“边疆”：作为案例讨论的南洋科学史
徐冠勉尝试以“在朴学与兰学之间”的南洋科学史作为切入，与上述话题展开讨论。这一议题涉及两个研究脉络，其中一个脉络的代表论著是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的《科学在中国（1550–1900）》（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2005年），另外一个是马孔（Federico Marcon）的《博物日本》（The Knowledge of Nature and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in Early Modern Japan, 2015年）。徐冠勉归纳了这两个研究脉络所处理的不同历史问题，前者是以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为核心，并与天主教传教士有着密切联系。后者更倾向于与自然科学、博物学及医学紧密相关的领域，且其交流与接触的对象也并非天主教，而是新教。
两者之所以走上截然不同的科学发展道路，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两国在知识引介和传播渠道上的显著差异。中国在明清时期主要通过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接触西方科学，这些传教士将天文学、数学等与神学密切相关的知识传入中国。然而，这些科学知识主要集中在宫廷与上层社会，未能广泛传播至基层，因而未能引发知识体系的根本性变革。相比之下，日本在江户时期通过与荷兰的“兰学”交流，接触到的是更加实用和世俗化的科学知识。由于荷兰是当时日本唯一合法的西方贸易伙伴，荷兰殖民帝国在其殖民地构建的知识体系对资源开发与疾病防控等实际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日本通过吸收和转化这些知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兰学体系，促进了医学、植物学及农学等领域的发展。这种以实用为导向的知识流通模式，与荷兰的殖民地经济发展紧密相关。
但这种二分法存在一个问题，它们都是从文化中心的视角思考东亚科学史，却忽略了作为边疆的东南亚，也就是所谓的南洋。近代早期东亚知识史研究者们几乎系统性地忽视了南洋华人这一群体。该群体在与以荷兰帝国为代表的东南亚殖民势力以及东南本地知识体系的密切联系中，形成了独特的南洋知识体系，甚至较之日本人更早、更全面地接触并熟悉荷兰殖民知识体系，在某些领域甚至更为深入。除此之外，东南亚华人中的这批早期接触并传播科学知识的人士，也与中国华南地区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互动。必须承认，我们对于东南亚华人如何在当地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他们如何与东南亚本土知识互动，如何与中国、日本、南亚、美洲、澳大利亚等周边地区交流等问题，尚知之甚少。
一个有趣的个案是近代亚洲的第一家科学协会——巴达维亚技艺与科学协会（the Batavian Society of Arts and Sciences）。该协会成立于1778年，早于英帝国在印度成立的亚洲文会（1784年成立），在欧洲殖民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并且与日本兰学间存在紧密关联。这一发展与近代早期欧洲科学史中全球科学协会网络的发展息息相关，见证了一个殖民边疆如何发展为一个全球知识中心。
该协会成立之初非常关注糖业发展。这与红溪惨案后巴达维亚乡村糖业发展关系密切。红溪惨案造成大量华人死亡，导致不少糖业种植园被欧洲殖民官员接管，殖民精英开始深入介入糖业，并且开始关注华人与爪哇当地人发展出来的糖业技术。这使得，在巴达维亚科学协会成立的最初13年间发行的6期刊物出现4篇有关糖业的文章，殖民帝国开始系统发掘华人与爪哇当地人的糖业知识，并且尝试推进技术改革，为19世纪爪哇糖业现代化奠定基础。
该协会同时也非常关注殖民地医学。会刊第二期有一篇关于天花疫苗的文章，作者为致力于推动殖民地疫苗接种的荷兰殖民官员威廉·胡根多普（William V. Hogendorp）。尽管他推行疫苗接种的目的在于减少东南亚地区天花病的流行，但一起医疗事故——一名儿童在接种疫苗后死亡——引发了公众对疫苗接种的质疑。因此，他撰写文章并公开发表演讲，从历史、文明等多个角度阐述了疫苗接种的重要性。同时，他还强制他管辖范围内居民——包括华人——接种人痘疫苗。
协会的成立还与当时的天文测量息息相关。一项重要的前人研究（“A Bare Outpost of Learned European Culture on the Edge of the Jungles of Java”, 2004年）已指出科学史上的重要事件——1761–1769年间发生的两次金星凌日事件（测量日地距离的重要契机）——对于该协会成立的重要意义。在这一天文事件期间，荷兰帝国最好的天文台并不在荷兰本土，而是在巴达维亚。原因在于，巴达维亚是该天文的理想观察地点，而且当地多位殖民官员亦对天文学有着浓厚兴趣，并且主动与当时英国、法国派往南太平洋的测量团队建立联系。这一全球科学家参与的观测事件成为殖民精英推动巴达维亚技艺与科学协会成立的契机。
拿破仑战争后，该协会得到荷兰帝国更多资助，荷兰国王甚至派遣一个专业科考团队前往印尼展开科学调研，以此与英帝国展开殖民科学竞争。这些团队展开气压、火山、矿业研究，成为后续印尼地质学发展之基石。并进一步促成了19世纪印尼科学的专业化发展。近年来一本新书《地球的脉搏》（The Pulse of the Earth），甚至提出板块学知识的形成与荷属时期地质学以及印尼本土火山信仰之间具有微妙关系。
最后，远在印尼东部的阿鲁岛（Aru）还见证了华人海参产业与进化论理论发展之间的奇怪交集。当时曾有许多华人从望加锡来到阿鲁岛，收购当地海参。同时英国生物学家华莱士（Alfred R. Wallace）也于19世纪中叶利用同一海参贸易网络来到阿鲁岛，并通过该地区的观察提出“华莱士线”（Wallace Line）这一重要概念。华莱士在考察中发现，尽管该地区的气候环境与印尼西部相对一致，但是其物种却与气候条件迥异的澳大利亚存在显著的相似性。这一发现促使华莱士开始怀疑气候条件对于物种分布的影响究竟是否存在，进而提出物种演变与地理隔离之间可能存在紧密联系。
The Pulse of the Earth
在讲座的结语部分，徐冠勉再次反问“边疆会思考吗？”，对讲座内容进行回溯。首先，思考的主体很难界定。因为有能力留下记载的大多是欧洲殖民者，有关华人的内容也多是由欧洲殖民者间接记载，更加缺失有关东南亚当地人的记载。实际上，比较容易观察到的现象是殖民者在殖民边疆获取当地知识，然后再发展出新的系统的科学知识。这种观察其实并未真正回答边疆是否会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并不是边疆在思考，而是边疆成了殖民者们获取新知识、产生新思想的空间。我们的研究需要突破这种殖民知识史史观。其次，当前围绕殖民边疆展开的全球知识史存在“重实用知识，轻理论知识”的倾向，大量研究都是围绕医学、植物学、地理学、语言学等实用知识展开，而较少进一步讨论牛顿力学之后的物理学与微积分之后的数学。再次，我们不应该庸俗化、工具化全球知识史，而需要进一步推进这个领域的边界。我们需要深入思考除了殖民者之外，边疆还有谁在思考？以及南洋知识史的主体又是谁？我们需要发展出更加批评的档案研究方法，在海量的殖民档案中反思档案的主体性，发现被档案掩盖的当地人的声音。最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展开本体论的思考，探讨除了作为主体的人之外，边疆本身（包括边疆的人、物、环境等）作为一个整体会不会做出不只是人类的思考，进而书写不只是人类的知识史。
高晞教授在总结环节指出，徐冠勉展示了西学经由东南亚传入东方的过程，而关于东学的西传是否取道东南亚这一点，似乎并未被充分讨论。她也分享了个人更为深层的体悟和思考——东南亚在中医西传的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中外医学交流领域对于来华耶稣会士卜弥格的研究已经涉及巴达维亚地区，但相关研究尚未完全深入。讲座现场的图宾根大学教授黄菲就边疆与族群多样性，北京大学陈昊教授就知识史中的中心与边缘、知识生产的不平等等议题做出精彩点评并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在最后的交流环节中，现场师生纷纷提出问题，大家展开了深入、激烈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