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南之地曾经是燕云十六州的一部分，其地理范围包括瓦桥关（今河北省雄县）、益津关（今河北省霸州市）、淤口关（今河北省霸州信安）及其以南的瀛（今河北省河间）、莫（今河北省任丘）二州。属于华北地区中部。这一地区属于华北平原的中部，地势起伏较低，巨马河等河流流经其中，水陆交通便利。
关南地有着较好的自然地理和人文条件，对于辽宋双方而言均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白沟”曾在辽宋关系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辽宋边境上的重要分界点，白沟上游故道与南巨马河、易水河基本保持一致，下游故道东流霸县直到滹沱河、御河，汇入海河流域，从而形成了辽宋边界上的雄州--霸州一信安一线的地理态势。
早在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在莫州建有城镇聚落。而雄州和霸州分属于易水河南岸的瓦子济桥和益津渡，未建城镇，直到唐末，始建军城。信安，亦称淤口关，唐末始建，位于永济渠与巨马河交叉之处。后周世宗收复关南地区后将瓦桥关改为雄州、益津关改为霸州、淤口关改为淤口寨子，北宋时期又改淤口寨子为信安军。
关南地以北，地势起伏较大，多山地和丘陵。自古以来，山中关隘多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要冲。唐朝以前，多以山隘长城作为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五代时期，随着大片土地的丢失及燕云十六州归辽，使得这道屏障的保护力降低。
对于辽方而言，若拥有该区域，其强大的骑兵便可长驱直入，直逼黄淮，对北宋的防御体系是极为不利的。宋方如果能把关南地据为己有，拥有白沟这样的具有军事意义的分界点，就可以在双方对峙或交战的过程中，在山脚平原上形成缓冲地带，加之雄州--霸州一信安这样的组合，以及人工挖掘的“水长城”，在对辽的骑兵作战中就会占据主动，产生较大的影响。
水长城
在辽军南下对宋作战时，关南地是辽宋边界上最容易突破的地区。关南地以西，地势起伏较大，呈上升趋势，不利于军队奔袭和突破。宋方虽对关南地重兵防守，但雄、莫二州依然是辽宋交通上的缝隙，因而雄、莫二州的军事地位不言而明。通过地形图可知，关南地这一区域，位于两边低中间略高的高土梁带状，作为军事缓冲地带，其地形分布对辽宋双方各有利弊。
于辽而言，拥有关南地，就可以在利用其地形优势的基础上将此地的良田水洼尽归己有，同时亦可将辽宋之间的分界线向南推移，能减缓该地“水长城”对军队南下作战的阻隔，亦可处理好影响骑兵作战的速度问题。
于宋而言，如继续拥有关南地，在其边界上便可以形成除燕山外的第二层保护网，这样，一则可以阻挡辽军南下，二来可以做军事守备之地。如果失去该地，第二层保护屏障将不复存在，辽军可顺势而下，驰骋平原。对于具有如此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的区域，辽方必然伺机占领，以期进一步南下或是统一中国。
唐朝灭亡后，中原地区出现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政权相继短命而亡。在这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内，契丹族也多次向南出兵开疆扩土，参与五代各政权之间的争斗。
清泰三年（936年），后唐明宗李嗣源养子李从珂与明宗之女婿石敬瑭争夺帝位，就将觊觎中原的契丹牵扯了进来。李从珂是后唐明宗的养子，李丛珂）时年十余岁，明宗养为己子。”关于后唐明宗与石敬瑭的翁婿关系则有“敬瑭为人沈厚寡言，明宗爱之，妻以女，是为永宁公主，敬瑭娶明宗女永宁公主。李从珂在元老重臣的支持下登上了皇位，做起了皇帝。然石敬瑭却不愿屈服于李从珂之下，但能够笼络的力量又不足以抢夺皇位，便向千里之外的契丹求援。并且不顾幕僚刘知远等人的反对，坚持以向契丹割地、事以父礼作为回报，从而得到了辽太宗耶律德光的支持。
天显十一年（936年），《契丹国志》载：“十一月，契丹帝谓石敬瑭曰：吾三千里来赴难，必有成功。观汝器貌识量，真中原之主，吾欲立汝为天子。敬瑭辞让数四，将吏复劝进，乃许之。契丹帝作策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是为高祖。自解衣冠授之，築壇即位，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以献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制改长兴七年为天福元年。”
耶律德光借此机会南下中原，将燕云地区纳入辽朝版图。天显十一年十一月（936年），耶律德光拥立石敬瑭为“儿皇帝”，称“后晋高祖”。
在这场养子与女婿的家国之争中，虽然石敬瑭如愿做了皇帝，但却割让了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燕云地区给契丹，燕云归辽之后，随着契丹统治者对境内统治的加强，辽代的五个京城逐渐形成。太宗以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为东京，圣宗城中京，兴宗升云州为西京。这样，石敬瑭割献的十六州中幽州和云州分别成为辽朝南京和西京的管辖区，分属于南京道和西京道。辽宋两国对关南地的争夺就是始于燕云地区归属权的易手，石晋割让燕云地区为后世纠纷留下了隐患。
燕云地区的战略地位史籍有明确记载：“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而太行之山自平阳之绛西来，北为居庸，东入于海，龙飞凤舞，绵亘千里。重关峻口，一可当万。独开南面，以朝万国，非天造此形胜也哉！”宋代以来“人皆以石晋割十六州为北方自撤藩篱之始”，中原地区失去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屏障。
此后契丹与中原王朝针对十六州的一些地区展开了长时期争夺。关南地属于燕云地区的一部分，又拥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是双方争夺的主要地段，也是中原王朝北上，试图统一中国的第一站。
辽穆宗应历九年（959年），周世宗在取得对南唐的军事胜利后，为统一中国发动了对辽的军事进攻，意图夺取辽朝控制的幽州。其前期的战略部署是：
一要控制定州西山，防止北汉增援契丹。
二是从沧州走水道进入契丹境内，以连通辽的瀛、莫二州。
显德六年（959年）四月，周世宗到达沧州后，率领大军直逼契丹境内，出现了“河北州县非车驾所过，民间皆不之知”的局面。其原因可能为利用水路运兵，保证出师的隐秘性，从而能够出奇制胜。之后周世宗到达乾宁军，时契丹宁州刺史举城来降。
周世宗在乾宁军大练水军，任命韩通为陆路都部署，赵匡胤为水路都部署，统率大军水陆并进，兵锋所指，辽守将相继投降。随后周世宗便乘船北上，到达独流口后转滹沱河西行，达到益津关，契丹守将终延晖投降。
益津关守将投降两日后，契丹瓦桥关守将姚内斌也被赵匡胤招降。五月初，辽莫州刺史刘楚信、瀛州刺史高彦晖相继投降。至此，失去的关南之地尽归后周所有，遂改瓦桥关为雄州，益津关为霸州。周世宗一个月便轻取关南，兵之所至，辽朝守将相继投降。《辽史》载：“周主复北侵，与其将傅元卿、李崇进等分道并进，围瀛州，陷益津、瓦桥、淤口三关，垂迫固安。思温不知计所出，但云车驾旦夕至；麾下士奋躍请战，不从。已而，陷易、瀛、莫等州，京畿人皆震骇，往往遁入西山。思温以边防失利，恐朝廷罪己，表请亲征。会周主荣以病归，思温退至益津，伪言不知所在。”
可以发现，辽军之所以相继败北是因为南京留守萧思温抵抗不力，避战自保，使周师势如破竹。周世宗收复关南地后，力排众议，准备趁机收复幽州，但却突发疾病而亡，后周的军事行动便无大的进展，基本上结束了对辽的攻势。周世宗复地关南之举是中原政权与辽朝在这个地区最早的争夺。
后周世宗去世后，赵匡胤黄袍加身，夺取后周大权，建立赵宋政权，关南地归入宋。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契丹大规模向北宋进攻，高正说契丹这次大规模的进攻就是想索要周世宗时夺取的关南地，“今兹引众而来，本谋关南之地，若不遂所图，则本国之人负愧多矣。”
当时，辽朝南下攻宋很大程度上还是想要打破宋人的燕云情结，阻止其对燕云地区的大规模进攻，打击北宋对辽境内反辽行动的支持。同时辽朝南下作战，可以彰显其国力，震慑敌国，亦可获取大量财物，充实国库。
因而，索要关南地只是辽方大举南下的借口，并非其最终目的。面对辽方欲收回关南地的要求，宋真宗说“为民屈己，诚所不辞，但关南地极无名，朕守祖宗基业，不敢失坠，必若固求，当绝一战，所念河北重扰。傥岁以金帛济其不足，于体无伤。”宋真宗想要以金钱的形式解决“关南地纠”，但绝不愿意把关南地拱手让人，辽虽声言要拿回关南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暂时放下了对领土的要求，最终双方和议，但是一个重要的和议条件就是北宋每年给辽三十万岁币。关南地是保住了，但是在辽宋关系的历史上却开启了以缴纳“岁币”保地的先例。可以认为，关南地问题在“澶渊之盟”订立后并没有彻底解决，而是转变了一种存在形式，为辽兴宗年再次以关南地发难北宋埋下了伏笔。
笔者认为澶渊之盟实际上是宋朝承认了南北对立，是中国第二个南北朝的开始，自唐以后三百年的南北分裂也就此形成。
重熙十一年（1042年）春，辽宋双方围绕关南地的归属权问题纠纷再起，史称“关南争地”。
重熙十一年（1042年）初，宣徽使萧特末和翰林院学士刘六符，带着“取晋阳及瓦桥以南十县地；且问兴师伐夏及沿边疏浚水泽，增益兵戍之故”的旨意，前往北宋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刘六符实际上是辽方谈判中的首席代表。在谈判中，辽方始终保持较为强硬的态度，刘六符先是责备宋朝，兴师伐夏，疏浚水泽。后又对宋使富弼说“北朝皇帝坚欲割地”，如不能满足，就要引起战争，以此迫使宋庭屈服。辽兴宗也明确表示“得地则欢好可久”。对此，宋方使臣富弼予以回绝，表示“北朝若欲割地，则必志在败盟，假此为名，南朝决不从，有横戈相待耳。”
而且，面对辽方强硬的态度，宋廷明确了两个原则，一为坚决不割地，二是可以通过“和亲”或“增岁币”的方式解决争端。其实，增岁币正符合兴宗和刘六符之预期。辽方虽表面上答应在“和亲”和“增岁币”上二者选其一，但兴宗挑起如此风波，意在获得实际利益。通过和谈方式增加岁币，正是刘六符所力争的目标。然辽方并未递交给宋方“毕议”的誓书，因而也为再次谈判埋下了伏笔。
重熙十一年（1042）年七月，宋廷遣富弼和张茂实使辽，双方进一步商谈增币问题。围绕具体的增币数量，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宋朝把辽是否能调停宋夏矛盾作为增币数量的重要前提，指出若契丹“能令夏国复纳款，则岁增金帛二十万，否则十万。”这一举动引起刘六符的不悦，其据理力争，欲令富弼做出让步，遭到富弼的断然拒绝。当时北宋希望与西夏停战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甚至不惜以冒犯辽帝为代价，实际目的是令辽向其藩属国西夏施加压力，以结束旷日持久的宋夏战争。而辽朝的根本目的在于想要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婉拒了宋方提出的“婚事”。最终，经过双方的反复商定，宋廷每年输辽之岁币在澶渊盟约的基础上递增二十万，辽方接受增币的誓书，至此，双方就增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对宋朝而言是无奈之举,北宋自建国以来,就确定了强干弱枝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文治胜于汉唐,武力太弱,屡受契丹和西夏的威胁。宝元元年(1038年),西北的李元昊起兵反宋,宋廷在采取哪种守战策略方面出现了严重分歧,当时经略西北的范仲淹和韩琦分别主张进攻与防守,由于双方矛盾,导致了宋军好水川(1041年)等战役的失利。宋无力再战,只能围困西夏,亦没有能力击退西夏。
庆历元年(1041年),张方平上疏建议“自古以来论边事者莫不以和戎为利,征戎为害”,仁宗“喜曰:是吾心也。令方平以疏付中书,吕夷简读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可见,仁宗当时确实不主张轻易开战,朝中部分大臣也主张同西夏和解。北有契丹虎视眈眈,一边屯兵边境,大有夺回关南之势,一边遣使索求关南故地。若西夏和契丹相互结合,进攻北宋,则恐为宋之大患。仁宗看得还是比较长远的,战事不能轻易开打,抵御西夏已是非常吃力,如何再与契丹抗衡?只能对契丹增币，让辽调解宋夏之间的矛盾。
辽虽未能如愿收复关南地，但也依然名利双收。辽迫使宋在“澶渊之盟”三十万岁币的基础上又增加二十万岁币，对于辽朝统治区内的经济建设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更为重要的影响还体现在政治地位方面。“关南争地”事件后，在当时的东亚大陆上，辽朝的地位和影响达到顶峰。此时的西夏和高丽均为辽朝的藩属国，而宋也在岁币面前加“贡”，辽便以“共主”身份自居。
关南争地”事件后辽朝调停宋夏矛盾取得了很大成效，双方停战。在辽宋双方之前的交涉中，宋方曾明确表示，辽如果能让夏国复纳款，才能获得二十万的岁币，不然的话就只有十万。那么辽兴宗最终索要二十万岁币，这也是他答应宋朝让夏国复纳款的证明，辽宋双方和谈中以西夏做交易。而辽朝在和谈后对西夏的举动，引起了夏主李元昊的不满。因为，“契丹始与元昊相约，以困中国，前年契丹背约，与中国复和，元昊怒契丹坐受中国所益之币，因此有隙，屡出怨辞。契丹恐其侵轶，于是压元昊境筑威塞州以备之。而呆儿族累杀威塞役兵，契丹又疑元昊使来，遂举兵西伐。”辽独享二十万岁币，导致西夏国主李元昊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引发辽夏战争，给本来比较安宁的辽朝西南地区带来了麻烦。
宋廷不仅增加了给辽廷的岁币，而且于岁币前还要加“贡”字，但是和谈的结果却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辽和西夏的双面夹击，有利于边境环境和国内环境的稳定，关南战略要地的归属权也仍然掌握在北宋手中，战略要地并未失去。
辽朝在“关南争地”事件中既赢得了体面，又获取了实在利益。虽然辽兴宗君臣并未真想挑起辽宋间新的战争，但其强硬的态度给了宋仁宗君臣极大的压力。宋认为其在“关南争地”事件中蒙羞，既要赔钱还要称“贡”，辽朝的“荣”自然是宋朝的“辱”，彻底激发了当时部分主政大臣的改革决心。他们纷纷向仁宗上书，以此为“耻”，激励仁宗进行改革。
富弼进言：“增金帛与敌和，非臣本志也，愿陛下益修武备，无忘国耻。”范仲淹上言：“契丹闻国家深长之谋，必惧而保盟，不复轻动，然后中国有太平之期矣。”蔡襄上疏：“契丹乘隙，遣使入朝，辄违先帝之盟，妄请关南之地，岁增金帛竟二十万，而犹勒兵压境，坚求纳字，凌胁中国，大为耻辱。度其祸患，譬若疽疮，但未溃尔。”欧阳修进言：“窃以契丹故习，遇强则伏，见弱便欺故添以金缯，未满其志，更邀名分，抑使必从。”这些主政大臣认为，想要解决好边境危机，就必须要改革以富国强兵。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在群臣“一雪国耻”的呼声中，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富弼等为枢密副使，开始了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即“庆历新政”。所以说，“关南争地”对北宋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影响就是直接导致了“庆历新政”。
庆历二年（1042年）十月，宋就遣梁适使辽，要求兴宗履行承诺，令夏复纳款，兴宗当即表示“可指麾立定”，而这一举动，正是北宋“以夷制夷”外交策略运用的开始。宋在“关南争地”交涉过程中，多增十万岁币以作辽制约西夏的报酬。李元昊接到兴宗给其的诏书后，遣使与宋议和，但其内心深处对辽“坐受中国所益之币”产生强烈不满，从而与辽发生战争。所以，关南地交涉，足见北宋增币策略运用，将宋夏矛盾甩向辽廷，陷兴宗于困境。由于辽廷调停宋夏矛盾，最终双方于重熙十二年（1043年）二月停战。当时宋朝在与辽朝的对抗中处于不利地位，争取西夏加入到自己的阵营，宋夏联合对抗强辽或更为稳妥。总之，“关南争地”事件后，北宋得以从宋夏战争中抽身，为北宋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外交环境。宋朝历经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逐渐走上强盛，更是在河熙开边，将版图扩张到今天青海的湟水流域，解决战马的问题，对西夏形成了大包围，但金朝的横空出世，最终使得北宋灭亡，彻底成为难为南方的小朝廷，统一天下对宋而言只是镜花水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