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工程之一，她的开凿、使用和治理不仅仅是交通要道那么简单，她是协调政治、经济和文化平衡的一项重要措施，是一项贯彻中国历史文明化进程和维护多民族统一的重要治国策略。
从防洪灌溉到漕运的功能转变
中国自古以来在水利发展中着重于建水路、开凿运河。早期主要强调治水防洪，如长江下游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水利系统的确认，是中国古代水利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又如长江中游屈家岭遗址发现的由水坝、蓄水区、灌溉区和溢洪道等构成的史前水利系统。
《国语》说大禹“疏川导滞，钟水丰物”，记载大禹曾经开挖沟渠、疏导川流积水，减少洪水泛滥灾害。到春秋时期，出现了系统的运河工程，如胥河、邗沟等。这时期运河漕运功能逐渐加强，作为军队运输、财赋转移的重要通道。至战国时，魏国开凿了鸿沟，自今河南荥阳引黄河水东流经大梁城（今开封市），折向南注入颍水，将黄河与淮河支流颍水连接起来，同时又连接了黄淮之间的济、濮、濉、涡、汝、泗、菏等主要河流。两汉时期，由鸿沟水系发展起来的汴渠作为独立运河连通邗沟，沟通黄河、淮河与长江三大水系，逐渐有了大运河的雏形。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短暂停滞期，隋朝统一后，隋文帝开始着手开凿广通渠和疏浚邗沟，隋炀帝时期接连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和江南河，首次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沟通。这时候大运河的漕运功能异常突出。元代的京杭大运河更是起到了维系北方政权稳定的作用，同时北京也被称为大运河漂流来的城市，可见大运河漕粮运输、财赋转移的重要性。经过漫长的发展，大运河逐渐由最开始的调节水患和水资源的重要手段，发展成为维系国家统一稳定的重要生命线。
国家统一繁荣昌盛的象征
中国大运河的开凿与形成体现了国家的统一。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分裂，实现了大一统，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开凿大运河，这是一项体现国家意志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国家统一繁荣昌盛的象征。隋唐历史更替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唐朝完全继承了隋朝的体制，陈寅恪曾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唐朝依然重视大运河，并且从专门机构的设立到具体河堤的维护都是为了保障漕粮的正常运输，将江南的财赋顺利运输到北方，保障军队和政治的稳定，维系国家的正常运转。
北宋时期更是倚重大运河，维护国家稳定统一。漕运是大一统国家在政治、经济中心分离的局面下，借助水运的方式，跨区域调度粮食、赋税、物品、人力等，解决北方政治中心需求的措施。宋金对峙时期，由于北方政治中心不在中原地区，因此隋唐运河逐渐衰落。经历了短暂的南北分裂之后，元代重新统一全国，首先也是开凿大运河，即京杭大运河。这条运河的开通，实现了此后元明清六百多年的繁荣统一。现今京杭大运河又重新通航，在兼顾漕运的同时又凸显其象征意义，这是国家统一、和平稳定发展的象征。
政治经济平衡的杠杆
中国经济重心自魏晋南北朝转移到南方之后，北方一直都是政治中心。为了维持这种空间结构布局，隋唐两朝致力于开凿维护大运河，保证其正常通航，其核心就是把财赋转移到北方，维系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同时也达到了政治和经济的平衡。漕运通过运河将各地的赋税、粮食、钱帛等物资运至京城，以满足官俸、军饷和宫廷的消费。韩愈曾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江南在承担沉重赋税的情况下，想方设法提高农业生产，同时积极谋求工商业的发展。大运河的贯通，极大地促进了运河周边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放眼唐宋元明清时期，运河两岸城市百业俱兴，商业气息尤为浓厚。一大批官私工商业，如造船业、瓷器业、酿造业、纺织业、印刷业、冶金制造业、生活品制造业等蓬勃兴起，各种商业店铺林立，商业人口大增，呈现出从业而聚、活动频繁的特点。
大运河是古代资源的再分配通道，强大的物流网络交流促进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密切了各区域市场的联合、交流、互通。以运河为主干线的水上销售渠道来往，不断地将各地区的商品输送到各类城镇市场，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商业销售体系，打破并改善了地域性商业的闭塞状况，使运河经济带在带动全国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
文化传播的重要文脉
大运河是一项宏大的文化系统、文化长廊和文化聚合空间体系，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大运河所蕴含的技术系统、设计系统、工程系统、管理系统、文化系统、城市和城镇系统等，可以总结为技术文化、制度文化和社会文化。大运河作为“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舮相继”的重要交通线路，在解决漕粮和税赋运输之外，大量的私行商贸船只也夜以继日地往来于运河之上，是造就运河繁忙景象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在物质传输过程中，也传播了文化。
比如茶文化，江南的茶文化以御贡的形式通过大运河运输，流转于皇家庭园，飘香四溢，将江南的茶香融入北方。瓷是土与火的结晶，而运河是水与土的升华。瓷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标识，因为运河加速了制瓷技术的传播与发展，才有了陕西西安法门寺地宫秘色瓷的惊鸿照影。浙江后司岙窑址出土的秘色瓷同款产品，为秘色瓷找到了原产地，一条鲜活的瓷器传播之路跃然纸上。
大运河还催生了中国运河诗文化的发展，大量诗人游历于大运河之上，创作出千万首脍炙人口的、写尽悲欢离合的诗文，成就了多少千古绝唱。如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又如李白、杜甫、高适三人结伴东游大运河，高适写下了著名的《东征赋》。可以说，大运河是隋唐宋时期千里诗路的重要明证。
“一带一路”的重要环节
大运河是“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的交汇纽带，她连通了东亚、东南亚“船的世界”与中国、俄罗斯和欧洲“马的世界”。宫崎市定就曾论述过大运河对后世的恩惠，认为不应该只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评价她，大运河在促进中国内部交通的同时，还将横贯亚洲的南北海陆两大干线的东端贯通了起来，这是一项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伟大事业。隋唐大运河的核心河段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将东都洛阳与东南沿海地区贯通了起来。从此，中国成为世界交通循环路线上的重要一环。
大运河是支撑并延续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海上丝绸之路自秦汉时期高速发展后，沿海两广地区、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地区都与东亚、东南亚以及南亚有紧密的联系。草原丝绸之路在东周时期已经与中亚有文化之间的传播与交流。而陆上丝绸之路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更是快速发展。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基本延伸至地中海区域。如《三国志·魏书》就记载了罗马的地理位置、风俗人情、政治制度和物产经济等。
隋唐大运河开通之后，将两者深度连接，形成一个文化交流的闭环。将中国有效融入欧亚大陆之间，无论是面向大海的东亚，还是面向内陆的中亚，中国大运河承载并包容来自外域的文化，同时也传播着中国的核心文化和价值观。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
运河考古是发掘、解读和阐释隋唐大运河的重要手段和方法，能够系统掌握大运河的开凿、使用、淤塞、清淤以及废弃的历史变迁过程。通过考古的手段，能够补充史书中不被记载的另一面，提供鲜活的历史场景，还原运河两岸古代社会生活场景，如繁荣的草市、桥市的历史状貌。大量瓷器的出土能够将各个文物遗址点有机地联系起来，由点及面，形成一个巨型的贸易网络，还原出一件瓷器的消亡史。
大运河遗产构成可以分为运河本体工程、水源工程、运河治理机构和设施、运河附属建筑设施、运河周边州镇群落、相关自然景观、运河可移动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八大类，内容涉及面较广，研究涉及学科也较多。因此，有学者提出，大运河研究需要历史文献和历史舆图的一致性、现存遗址和历史文献的一致性、历史地理信息和现代科学的地理信息系统表述方法的一致性。如今，大运河大部分淹没于地下，运河故道和沿线拥有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在运河的保护利用上要坚持顶层设计与实际结合，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做好大运河文化保护利用工作。
（作者系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