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几篇关于广东古代交通的文章，有读者留言，古代有惠州直达赣州的官道吗？
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站在今天的角度很好理解。在三十多年前，河源还属于惠州市，河源市的龙川县和江西赣州的寻乌县又直接接壤，今天也有高速公路直通。
既然距离如此近，那么在古代，有惠州经过河源直到赣州的官道吗？
很遗憾，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发现有这样一条路。即使一百年前，从河源到赣州都没有大路直通，都必须绕过其他市。
我们先来看一段历史。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当天下午，南昌起义总指挥部召开参谋团会议，研究南下东江地区的路线，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元帅主持会议。当时的南下路线有两条：一条是大路，经吉安、赣州、韶关、广州、进入惠州地区。另外一条是小路，经临川、会昌、寻乌进入梅州地区。刘伯承提出走小路的话，敌人兵力薄弱，这个建议得到会议一致通过。
由此可见，即使一百年前，赣州和惠州之间，还没有直通的道路，必须经过其他地区迂回到达，主要有东西两条道路。
西路以水路为主。赣江坐船到今天大余县，然后走梅关古道，翻越大庾岭到韶关，顺北江而下，经过广州，再到惠州。
东线以陆路为主，又分为大路和小路。走大路的话，经福建长汀、宁化等地，再向南进入广东，经过梅州、兴宁等地，最终抵达惠州；小路的话，直接从赣州到梅州，再到惠州。走小路的话不用绕行福建了，要近一点，但翻山越岭要幸苦一点。
明朝时驿站非常完备的朝代，我们来看看明朝的驿路图。
从明朝广东的驿站分布图，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江西南下广东的驿道，是从赣州翻越大庾岭，到达南雄以后，再南下广州。
而惠州往东北的驿道，经过河源、雷乡（今龙川）之后，就直接向东到梅州了，并没有北上江西。
明朝，江西最南的驿站为横浦驿，位于江西大庾（今大余）和广东南雄交界之处，驿道从赣州通往韶关。粤东离江西最近的驿站为雷乡驿，位于今龙川县城，驿道从广州通往梅州和潮州。说直接一点，河源龙川和赣州寻乌之间并没有驿道和驿站，也就是说，两地之间没有大路相通。
我们再在看看古人的行程。
苏轼贬官惠州，从赣州到达大庾（今大余县），翻过大庾岭，到了韶关，再顺江而下到广州，最后到达惠州。几年之后，他从海南回归，北上也是走这条路线。
历史上的名人，如宋之问，刘长卿，周敦颐，文天祥，汤显祖，王阳明……这些人南下或者北上，走的都是这条路。
比较有说服力的是韩愈贬潮州。如果他从江西赣州经寻乌南下的话，肯定是非常便捷的，但他走的路线是从韶关到广州，再绕行惠州、河源、梅州再下的潮州。绕这么一大圈，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赣州和龙川之间没有直接的大道相通。
古代名人也有走东线的。1277年，文天祥从江西退往广东，走的就是先到福建龙岩，再到梅州的路线。在前一年，他的弟弟文璧护送家小到广东，走的也是这条路。
赣州寻乌和河源龙川接壤，为什么没有名人往来的记载？说明了一件事情，两地之间没有道路直通，至少没有大路直通。
有人会问，秦始皇在广东境内设四县，龙川是最早的县之一，如果赣州和龙川之间没有大路，赵佗是怎么到达龙川的。
历史上确实没有明确记载。我认为，赵佗应该是从番禺（今广州），再从东江溯江而上到的龙川。毕竟，在秦始皇时代，连绵的山区还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否则秦始皇不会花那么大代价修灵渠。
赵佗自立的时候，史记是这样说的：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谿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这三个关口，无一在龙川往江西方向，说明当时龙川和江西是被大山隔绝的。
有人问，如果没有大路，有小路吗？肯定是有的。
毛主席的《江西寻乌调查》很好的解释了这个问题。在第二章《寻乌的交通》中，例举了寻乌通向广东的四条陆路，其中有一条：“从寻乌城出发，……往龙川三百一十里。”而且这些路的大小还有特别的说明：“陆路运输工具大多数是活人的肩胛，其次是骡马。县城通梅县大路上骡马很多。”只能肩扛手提运输货物的话，肯定归入小路了。
所以，古代赣州确实没有经河源直达惠州的大路。
为什么会如此？古代的驿道系统，有两个原则，第一，尽量利用水路；第二，尽量避开大山，尤其是连绵不绝的山区，有山的话尽量利用河谷地带。赣州和河源之间，大庾岭、九连山等山脉一座接一座，都是东西走向，横亘在两地之间，无法利用河谷地带。所以，驿道系统自然要绕行了。
古代大路的修建和维护是耗资巨大的工程。设置驿道还有一个必须性的问题，即两地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必需要一条这样的大路。从中原到广州，梅关古道已经很便捷了。在广东省内，又修了连接东部的“潮惠古道”。广东和福建之间又有沿海走廊可走，所以，惠州和赣州之间则没必要花大力气修建和维护这样一条“支线”。
因为山区较多，大队人马或者政府官员要往来两地，基本上都是绕行东边的龙岩、梅州或者西边的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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