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国民军被迫退出北京，段祺瑞被逐下台，直鲁联军进入北京。吴佩孚开始着手进行“恢复法统”和组织政府的工作。
1、谁来组阁？
1926年初，为联合反对国民军，张作霖曾许诺，将来北京政局由吴佩孚主持。
于是吴佩孚便提出恢复曹锟当政时颁布的宪法及其任命的颜惠庆内阁，并由颜内阁摄行总统职权，作为过渡政府。这是“护宪”而不拥曹的一种做法。
但是奉张曾起兵讨伐曹锟的贿选，当时颜惠庆内阁又副署过讨伐张作霖的命令，如果承认颜惠庆内阁，张作霖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讨曹乃叛逆行为。所以张作霖主张，召集新国会，以便组织由他控制的摄政内阁。
因此，张、吴两人在法统问题上发生了“护法”和“护宪”之争。
国会议员也乘机活动，分“护法”和“护宪”两派。所谓“护宪”与“护法”，实质上是权利之争，张、吴二人只不过是拿法律作为招牌，以便建立有利于各自的中央政权，为此，双方争吵不休。张作霖本来打算推荐他的儿女亲家靳云鹗组织摄政内阁，但因与吴佩孚有协议，北京政局由吴主持改造，不便加以干涉，所以他又难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1926年4月16日，张作霖在致吴的铣电中，催促吴北上主持大计，并声明自己不干涉政治，一切听候公决。张作霖、吴佩孚决定互派代表在天津举行会议，解决政治分歧。
4月22日，吴的代表张志潭到达天津。而张学良、李景林、张宗昌等奉系将领于同日由天津到达北京。于是，双方会谈地点改在北京举行。吴改派齐燮元于24日到达北京，与在北京的王怀庆一起参加会议。
25日，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代表会议，奉、直双方代表齐燮元、王怀庆、张学良、李景林、张宗昌进行会谈，各自提出了“护宪”、“护法”和组织政府的主张，奉方代表要在请示张作霖后才能表态。当天会议不欢而散。26日，张学良回沈阳请示张作霖。
这时，奉系内部又产生了分歧。吴俊升、张作相力劝张作霖不要管北京的政治问题，把奉军撤回关外，让吴佩孚一个人去干。李景林、张宗昌则主张一定要过问北京的政治问题。
4月29日，张学良电告张宗昌、齐燮元、王怀庆、李景林等：
此间对法律问题仍主张公开，不愿双方独裁，近于垄断政府之意，致惹各方之反感。军事仍照前议协同进行，决心与玉帅（吴佩孚）合作到底。
5月2日，张作霖直接打电报向吴佩孚建议：
“关于恢复宪法、约法及组织政府问题，可召开元老及各省代表会议决定之。”
同时请吴佩孚逮捕前“勾结郭松龄谋乱”、现在汉口从事“护宪”活动的国会议长吴景濂，意欲借此予“护宪”派以打击。张作霖的用意在于对付吴佩孚，因为召开各省议会讨论法统问题，很少有人会赞成恢复曹锟宪法。
而将国会议长吴景濂抓起来，用意在于打击国会和护宪派。而吴佩孚却力图为颜惠庆内阁寻找法律依据，并代曹锟拟就了一篇补行辞职的宣言，于5月1日由曹锟通电发表。
通电称：
北京十三年（1924年）十月之国务院、参众两院，各省军民长官、各省省议会、各法团、各报馆转全国公民公鉴：锟忝膺重托，德薄能鲜，致令部曲扬贰，纪纲失坠。十三年十月廿三日，冯玉祥倒戈，锟受闭锢，自是法毁乱滋，国无元首，迄今一载有半，良用疚心。今联军讨贼，巨憝已除，大法可复，国务院自当复政，依法摄行大总统职务。锟自惭失驭，久已倦勤，非弃展以鸣高，且闭门而思过。所冀各方袍泽励湖协和，共循法轨，锟优游林下，获睹承平，欣幸曷极。特电布达，愿共察之。
5月2日，吴佩孚以贿选当与宪法分开为理由，向张作霖提出“护法”和恢复颜惠庆内阁的要求，其“法理根据”是：
(1)《约法》如有效，则根据《约法》所产生之《宪法》不能无效，故护约即当护宪。否则就是违背《约法》。
(2)宪法经宪法会议依法定程序自行制定，自行宣布，记录事实俱在，众目昭彰…大总统并无宣布宪法之权，强为宪法谓曹宪，与事实不合，于法理尤谬。
(3)约法上只有临时大总统，而宪法上之大总统选举法，系民国二年十月四日宣布，袁世凯由约法上临时大总统被选为正式大总统，适用此法；黎元洪、冯国璋、曹锟被选出，亦均由此法，实无约、宪之分。
(4)黎、曹去位系政治问题，非法律问题…现只宜恢复段氏所毁之法，确系为法而非为人。
(5)大总统已缺位，应依今宪法之第七十六条，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务。
3日，直系之孙传芳、卢香亭、夏超、周荫人、萨镇冰、邓如琢、陈调元等联名通电主张由颜惠庆摄政，并请吴早日北上，主持大计。旧直系在政治问题上结合起来反对奉系，使张作霖不敢露骨地反对吴的主张。
但张作霖对颜氏组阁又不肯表示赞同意见，只是虚意地说：“悉请我兄（吴）放手进行。”
2、直奉天津预备会议
5月5日，北京治安维持会首领王士珍、赵尔巽出面调停，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
(1)双方应赞成颜惠庆组阁，但声明系根据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三项之规定而复职；(2)颜复职后即任命新总理摄政；(3)恢复宪法或恢复约法问题，留待军事结束后公开讨论。
这两位北方“元老”的意见，张作霖不能不加以考虑。于是双方决定暂时恢复颜内阁。8日，直、奉双方代表达成协议，同意颜内阁复职摄政，法律问题避而不谈。次日，颜惠庆通电复职。
同一天，张作霖致电吴佩孚：
吾辈同属军人，与其高淡法理而为法律家所利用，毋宁使海内名流共同负责，期于折衷至当。我兄今日负天下之重，一言得失，关系安危，对于应付时局方针，必自筹之已热，尽可放手做去，而其发动之初，仍宜博采群意，事事公开。弟虽牺牲一切，亦必始终赞助，决无丝毫成见。图这实际上是口是心非、别有目的。
在吴佩孚、孙传芳劝驾“贵国务院应依法摄行大总统职务”之下，12日，颜内阁宣布依法复职。13日，颜内阁任命顾维钧为财政总长，施肇基为外交总长（施未到职前由颜兼代），张国淦为司法总长，郑谦为内务总长，张景惠为陆军总长，杜锡建为海军总长，王宠惠为教育总长，杨文恺为农商总长，张志潭为交通总长。
这个内阁表面上看来是吴、张、孙三方面的混合内阁，实质上是以吴为核心的亲西方内阁。由于奉系阁员拒绝入阁，其他直系阁员也以颜内阁前途暗淡，不肯立即就职。
对于颜内阁的苦衷，吴佩孚也爱莫能助，只能表示，“吾辈仅应视事之所当为所不当为，不应问天下人之同意不同意。望秉原定方针，勉为其难”。
奉张对颜内阁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奉系阁员均不参加，政治上不合作，但在军事上仍与吴佩孚维持合作关系。为联合对付国民军，吴佩孚、张作霖均表示“以顾全大局为目的”，决定在北京会晤，并交换兰谱。6月4日，张作霖启程入关。6月5日到天津，召集奉系高级将领商议同吴佩孚的军事合作问题。
会上决定，南口战事由吴主持，直鲁联军予以配合。多伦方面由奉军负责。
作战矛头直指国民军。双方的具体合作事宜分两步走：
第一步，先举行天津预备会议，商定合作大纲。第二步，张、吴在北京直接会见。
6月7日，直吴派张其鍠、张志潭为代表赴天津与奉张代表郑谦、张景惠举行“预备会议”，讨论军事、政治、法律问题。奉方提出颜内阁只能暂作“形式上的成立”，嗣后即以海军总长杜锡珪代行国务总理摄政，中枢待将来解决。
奉方还反对吴氏“护宪”的主张，理由是：
(1)奉天在段执政时代已自由任免官吏，吴现在也在自己任命疆吏，两人的所行所为都与宪法精神不符，此时高喊护宪，至少吴张两人所派的疆吏与官吏均不合法。
(2)如果依从宪法，宪法规定军费的支出不能超过国家财产收入四分之一。可是，现在的军队，事实上超过宪法规定若干倍。
(3)宪法中规定军队是义务征兵制，今天亦办不到。
11日，天津预备会议结束。
会议结果是：
(1)军事合作到底。主要战略是讨伐西北国民军。奉军全力讨冯，告一段落后，吴以全力图粤，必要时奉方出兵援助。(2)奉方否认护宪，决定不涉及护宪，颜阁自动辞职，另组事实上内阁。(3)国会问题留待将来公开讨论。
12日，张其鍠带以上三项协定向吴汇报，他认为：如果坚持“护宪”与颜阁，必与奉方决裂。而颜阁“摄政”过渡，已为直方保留了面子，现在大可因势乘便，以救转圜。由于天津会议的影响，颜内阁于6月22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辞职，改派海军总长杜锡珪为代国务总理。同一天，国务院电请吴佩孚、张作霖入京。6月28日，吴、张二人在北京会晤，决定联合对南口的国民军发动全面进攻。
3、奉系的“禁言”
奉鲁军开进北京后，军纪恶劣，到处行使奉票、山东军用票、直隶流通券，强迫商店接受。抢劫案和强奸案不断发生，舆论为之哗然。
此外，奉系军人对进步人士也极尽摧残迫害之能事。《京报》主笔兼上海《申报》驻京著名记者邵飘萍，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记者。
他在郭松龄倒戈时，同情冯玉祥的国民军，帮郭骂张作霖，被张视为眼中钉。奉军进京，邵也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及时避入东交民巷，住在六国饭店。奉军派出特务疏通邵的好友张汉举等，告诉邵奉方对他已谅解，决不会采取激烈行动，尽可放心回家。
但邵一出东交民巷即被跟踪，未进家门，就被特务逮捕。同时，《京报》被封。事后，北京各报推举代表联袂往谒奉军第三军团长张学良，为邵求情。但张学良却说：取缔宣传赤化分子，早经奉天军事会议决定，警厅奉令执行，邵飘萍不过其中一人而已。
张学良还以手做了个砍头的动作。邵在警厅受到军法审讯，4月26日清晨被绑赴天桥枪决。
事实上，邵飘萍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个爱国主义者。邵被杀后，北京空气顿感紧张，很多报刊自行停刊，教育界也人人自危。
接着又发生了《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被枪毙一案(8月6日)。林在行刑前说：希望自己的儿孙永不要做新闻记者。林被处决后，《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社长成舍我也遭奉军抓获。幸亏孙宝琦向张宗昌求情，才幸免于难。
自从民国成立以来，新闻记者被公开处以死刑，这还是第一次。从此，北京人民的革命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4、对冯玉祥的讨伐
国民军退往南口后，实力并无损失，仍拥有20万兵力，对北京仍是一个严重威胁。奉、吴及山西的阎锡山早经约定，分三路进攻冯军。
奉军进攻热河，吴军进攻南口，晋军进攻绥远；南口是三路中最重要的一个战场。但由于奉、吴、阎三方都企图坐享其成、各怀鬼胎，所以在国民军退出北京后，军事上出现了一个相当长的停战期间。
吴佩孚在击溃了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后，占领了豫省地盘，并开始全面进攻北方的国民军。为解除北上的后顾之忧，发布了一系列任命名单：任邓锡侯为四川军务督办；任田颂尧为帮办兼四川西北屯垦使；任杨森为四川省长；任袁祖铭为川边、黔边督办。
吴在北上北京的途中，对郑州、开封、洛阳各地军队进行检阅。
还致电汉口留守总司令部，命令残留部队全部迅速开拔北上，置南方北伐军于不顾，决心“弃南图北”，以求掌握中枢。
在石家庄，与阎锡山就晋北形势与战略以及中枢政局进行了会谈。
此外，吴佩孚在石家庄还召开了重要军事会议，会议上的主要内容是“解决靳云鹗职权问题”。靳时任讨贼联军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司令，所部驻豫、冀各要冲。他是吴佩孚东山再起后势力的核心力量。靳氏主张“联冯讨奉”的战略决策，其军事路线与吴相左。
此外，张作霖亦对靳不满，吴氏左右也有一批人视靳为眼中钉。吴佩孚错误地认为，华北军心可用，后方稳固，为除心腹之患，决心要革去靳云鹗本兼各职。
吴的理由是：
不服从命令会攻南口，逗留保定不进，虚糜饷桥，贻误戎机，着免去本兼各职，所有讨贼联军第一军总司令职务，由本总司令（吴佩乎）兼领。
6月1日，吴佩孚致电张作霖，靳云鹗职务已免，可以共商出兵会攻南口之事了。
国民军东路与直鲁军在南口、昌平一带相峙，西路与晋军在丰镇、柴沟堡一带相峙。国民军第二、第三两军除在直鲁豫三省被击溃和被吴佩孚收编者外，还有一部分退往陕西与刘镇华的镇嵩军进行着西安争夺战。
因此，国民军是在三个战场进行战争。
退守南口的国民军在兵力部署上重新作了调整。全军改编为7个军，共推张之江为国民军总司令；第一军军长鹿钟麟，第二军军长宋哲元，第三军军长李鸣钟，第四军军长郑金声，第五军军长门致中，第六军军长石友山，第七军军长刘郁芬。每军两个师。在战略方针上，南口、多伦采取守势，山西大同采取攻势。全军兵分三路。鹿钟麟任东路军司令，其任务是扼守南口一线，阻止直奉联军的正面进攻。
宋哲元任北路军司令，驻守多伦，抵御来自热河的奉军。韩复榘为西路军司令，伺机向晋北阎锡山部进攻，以确保南口后路的安全和铁路畅通。这一计划得到了在苏联的冯玉祥的赞同。
在西安，国民军与刘镇华的镇嵩军从4月15日开始展开了激战。刘派紫云升等部进攻西安，并约陇东镇守使张兆钾在平凉、陕南护军使吴新田在汉中策应。紫云升用地道攻城，并对城内多次炮击，但都被国民军击退。
5、南口之战
晋北战争从5月18日开始。山西多年来闭关自守，对外宣传“村治”，晋军的战斗力并不强。21日，阎锡山亲到大同督战。但在战斗中，晋军节节败退。6月27日，国民军攻占大同，晋军商震部退怀仁，孔繁蔚部退英家窑，国民军由得胜、镇川、驻市三口，分三路进攻雁门关。晋军在桑乾河南岸广武、山阴、湾子沟、北楼口一带设防。到7月上旬南口战役发动后，国民军改变了战略，山西战争才缓和下来。
在南口，5月中旬，吴佩孚、张作霖下令所部对国民军发动了进攻。南口自古就是著名要塞，这里有居庸关和八达岭等天险为屏障，万山重叠，俯视京畿，前临旷野，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这里还筑有坚固的工事，是国民军巩固西北、保卫后方的重要阵地。张作霖与吴佩孚相约，联合进攻南口国民军。参加这次战役的，有吴的直系军队、张作霖的奉军、李景林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以及阎锡山的晋军。总指挥为吴佩孚，司令部设在长辛店。吴佩孚曾宣称：旬日之内可以攻下南口，两旬之内可以攻下怀来。
南口战役发动后，联军内部矛盾重重，各怀鬼胎。张作霖一心想让直系军队和直鲁联军打头阵，奉系坐享其成。战争初期，奉张表面上调兵遣将，实际上按兵不动，观察形势的变化。吴佩孚名义上是总指挥，但他不仅对奉军、直鲁联军指挥不动，甚至连直系将领也对他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不积极进攻。吴的军队又接连发生了三次哗变，进攻时间一延再延，但阵地却始终没有进展一步。
此时广东北伐军已经出动，湖南局势发生变化，湖北方面电请吴佩孚主持对南军事，吴只得将北方军事交给奉系负责，打算全力对付南方的北伐军。张作霖于7月10日由天津回到奉天，见吴佩孚毫无进展，便责成张宗昌主持进攻南口。
于是，张、吴二人会派张宗昌为前敌总指挥，吴还许诺张宗昌攻下南口后，让张担任直鲁巡阅使一职。7月17日，张宗昌致电张作霖：“兹定于明日赴前线视察，并督饬各军积极进展。”
从7月19日开始，由奉鲁军担任进攻南口的主力部队。24日，南口侧面展开激烈的炮战。张学良、张宗昌都到南口前沿阵地亲自督战，吴佩孚也亲自上前线督战。
8月5日，吴军、奉军、直鲁联军向国民军发动了总攻击。7日，各军与国民军在昌平县全线展开激战。8日，胡毓坤部进攻居庸关。9日，奉军占领了营子城、偏坡峪、铁卢沟、毛司台、落马坡各要塞。国民军虽尽力抵抗，但终不能支。13日，国民军开始有计划地退却。
南口国民军已经撤出阵地。15日，国民军总部下达总退却命令，全部向绥远退却。14日，奉军第十军于珍部攻下南口。此后，奉、吴、阎各方纷纷发出捷报。
8月15日，张作霖发表通电：
“南口为长城著名要塞，重峦叠嶂，自十四年九、十月间，西北军（冯军）在此建筑洋灰石子工事。直鲁军、镇威军以十余万人，自八月一日总攻，至十四日克之。”
15日，奉军占领居庸关。19日，奉军占领张家口。事实上，这都是在国民军退走之后，奉军才赶到的。
在南口大战中，国民军虽然失败，但它给吴佩孚军事实力以沉重打击，使吴没有充分的力量对抗北伐军。张宗昌的奉鲁军也被削弱，只能龟缩山东，无力出击。奉张的军队也有很大伤亡，其内部矛盾日趋激烈。
杜锡珪在代理内阁总理时，曾表示代理之期至南口攻下为止。
8月15日，张宗昌就写信给吴佩孚，要求由孙宝琦组织内阁。张作霖主张召集“统一会议”来解决北洋政府的组织问题。吴佩孚不肯放弃政治上的权利，于18日通电主张由杜组织正式内阁，而奉系却置之不理。杜内阁在此种情况下于8月21日通电辞职，吴复电加以慰留。
奉张和直吴的矛盾还表现在对攻下南口的有功将领的奖叙上。吴佩孚建议晋授张宗昌为义威上将军、陆军上将，张学良为良威将军、加陆军上将衔，褚玉璞为璞威将军、授陆军中将衔。并要求杜锡珪代理内阁于19日照单发表。21日，北祥政府初授韩麟春为麟威将军，于珍为珍威将军，王栋为栋威将军，田维勤为勤威将军，王为蔚为蔚威将军。
不料，被奖叙的奉系将领在张作霖的暗示下，纷纷发表辞勋电报。这些电报不仅是对杜内阁的直接打击，更是对吴佩孚的间接打击。这说明，北洋系内部的所谓“联合”也是靠不住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是其本质。
此后，在军费问题上，直、奉之间以及奉系同孙传芳之间矛盾重重。在对北京的控制上，张宗昌派李寿金为北京戒严司令，意在排斥北京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张还指示李有事向张学良以及张宗昌本人请示，对王怀庆及杜内阁不要理睬。直、奉双方关系愈益恶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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