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大捷，是我军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第一场重大胜利。在这场战役中，我军予以日军巨大杀伤，最后使日军部队失去战斗力，不得不撤出战斗。
大家都知道，台儿庄战役是由李宗仁指挥，出动了数支国军精锐部队打胜的；
但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在国民党的军事经营之外，为战役的胜利做出贡献的，还有那些默默无闻的我党地下工作者。
在他们之中，有一位在国军中担任传令兵的年轻人的表现格外亮眼：当时他所在部队的团长眼看抵挡不住日军进攻，丢下部队落荒而逃。
就在部队群龙无首，将要陷入混乱时，这个传令兵站了出来，大声说：“大家不要慌，听我的指挥！”
这位年轻人究竟是谁？他之后是否成功指挥部队摆脱困境了呢？
东北军中的地下党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做刘培植。在开头说的故事中，他正处在于学忠的51军。这支部队中的地下党员还有许多。
之所以51军会有如此情况，还要从西安事变说起。众所周知，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杨虎城将老蒋扣押在了西安，以催促他停止“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专心应对入侵的日军。
老蒋一下就怕了，只好同意与我党重新合作，并在与我党代表达成协议后，成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可以说，要是没有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的行动，我国的抗战大业会如何发展都很难说，可能情况会变得极其糟糕。
但老蒋显然不这么想。全面抗战开启后，老蒋一边开始对付日军，一边将杨虎城和张学良囚禁起来。
杨虎城将军和他的家属一起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牢笼中，最后被国民党处决。
张学良的待遇相对来说没那么糟，但他也一直被软禁在南京，之后被转移到重庆，解放战争后又被国民党一起带到了台湾。
从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就再也没有踏出软禁的一步。
两人受到如此对待，他们手中的部队自然也难以为继。张学良的东北军被国民党分拆开来。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在西安事变之前，我党就和张学良多有接触，而且关系还“不错”。
当然，两者的关系不是从一开始就不错的，还经常有大大小小的摩擦。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由于错听了老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奉命不让士兵出击对抗入侵的关东军。他率领30万东北军及其家属，将自己的家园抛在身后，退入关内。
1935年5月到6月之间，老蒋设置了西北剿总，自己兼任总司令，并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的职能。
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当时都在老蒋的命令下对苏区红军进行“围剿”。
这时候的陕北苏区，面临着敌军的层层包围，形势十分危急。为了尽快解决这种情况，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大约1个月后，我党已经制定好了关于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规则，并由毛主席、周总理等我党核心人物联名发表了一封告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当时东北军已经和红军进行了几场战斗，对我党的军事实力和一些政策多少都有了解。
一开始，作为“不抵抗将军”的张学良就有些无心对付红军，毕竟他前几年才亲手丢掉了自己的家乡东北，就算嘴上不怎么表示，心里肯定还是有想要打回老家去的想法的。
而老蒋在对付入侵的日军这方面一直没什么动作，却始终将最大的敌人定为我党，并将大量兵力用在对红军的围追堵截上。
在这样的时刻，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和红军交上了手，并逐渐意识到：也许我党作为“敌人”的优先级，真的没必要被定得那么高。
红军中的许多将领，在多年与国军的对抗中早就练就一身本领，红军战士们也个个有着相当高的战斗素养，在战斗中着实给东北军上了好几课。
在那些战斗中，东北军中有一些士兵被红军俘获，并很快被毫发无损地送了回来，兴奋地和周围的战友分享自己在红军中的见闻。
从这些言语中，东北军众人对红军本就不算大的敌意，变得越来越小。他们发现红军并不是国民党宣传的“吃人怪物”，而是一支当时国内绝无仅有的、真正的仁义之师和文明之师。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当张学良收到我党高层发表的告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时，他也没什么抵触心理，而是认真思考起了与红军合作的可能性。
很显然，他得出的结论是：可以。
我们这篇文章的主角——刘培植，就是这时候打入东北军的我党地下工作者。和他一同进入东北军工作的，还有很多同志。
刘培植身穿东北军军服，跟随东北军67军、105师行动，在红军和东北军之间进行联络活动，并接受彭老总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对东北军军长、师长、旅长和团长的密切联系工作。
在之后的抗日战争中，刘培植先后转战在淮海血战、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等战场，为抗击侵略者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在与日军作战的同时，刘培植也在东北军中发展着党员。在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中，他完成了对多位东北军将领的统战工作。
单是在110师所在的51军，刘培植就发展出了300多名党员，并建立起了党在国军队伍中的秘密组织系统。
刘培植的贡献
刘培植立下了不小的功劳，更加令人敬佩的是，在刚刚接受这个与东北军联络的任务时，刘培植刚满19岁。
刘培植是陕西省宜君县尧生乡东舍村人，生于1917年。他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他初次与红军接触是在1933年，当时他正在上高级小学。那时候的高级小学，相当于今天的初中，刘培植那年16岁。
这个16岁的青少年，怀着改变全国穷苦人民生活的理想，加入了我党，并回到学校开始进行地下工作。
宜君县的第一个党支部，就是由刘培植成立和发展的。
在1935年的夏天，刘培植从学校毕业。他原本一直是以学生的身份作为掩护，在校内进行地下工作。毕业之后，他便与其他几名同学一起，躲避国民党的盘查，来到了陕甘边区。
陕甘边区的首长们都对这个年少有为的孩子很是欣赏，大大赞扬了他为组织做的工作，并将他分配到边区政府经济委员会，担任经济建设科科长。
刘培植在这个岗位上干得十分认真，没有让同志们失望。之后到了国军之中，他还在51军里积极开展工作，在2个师设立了特委，建立起了有着雄厚基础的组织系统。
说了这么多刘培植在政治工作上的成绩，他在作战方面其实也有着许多亮眼表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当团长逃跑时，身为传令兵的他站出来领导部队。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随后又派遣第13师团从镇江、南京、芜湖三地北上，妄图打通津浦线，攻占徐州。
为了阻挡日军的脚步，李宗仁急令于学忠的51军南下淮河，进行阻击。
这场淮河阻击战，也是51军与日军进行的第一场战斗。所有将士都热血沸腾，誓要将侵略者击退。
在他们之中，我党党员们也个个摩拳擦掌。他们决心以身作则，身先士卒。
在与日军的战斗打响后，51军的我党党员们都做到了冲锋在前，奋勇杀敌。
整个51军经过一场场血战，最终将日军抵挡在淮河以南，让敌人不敢前进，这也为我国军队的布防争取了大量时间。
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后，我国又派出大量军队前往徐州，准备再给日军重重一击。日军也拿出了对策，让30万主力部队进行迂回，小部分兵力牵制我国军队。
传令兵的大作用
李宗仁意识到徐州又处于危险之中，立即下令各部队突围。在突围的过程中，各部队多少都出现了一些混乱情况。
这之中，刘培植所在的部队的团长就是如此，经过之前的战斗，他很清楚日军的实力强大和性情凶残，因为太过惧怕日军的来袭，竟偷偷换上便装逃跑。
部队很快发现了这一情况，不少士兵都变得茫然，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突围。
就在这时，看似不起眼的传令兵，也就是刘培植，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
他联合51军的其他军工委负责人，精心组织、相互配合，成功安抚住了将士们的情绪，并将部队完整地带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在这个突围过程中，他们还收拢了那些在压力下溃逃的溃兵，总共有10000多人。
1938年5月底，51军成功撤到了河南省的唐河、信阳一带，上级给他们的任务是在这一地区休整，等待下一个命令。
进行了足够的休整后，这支部队挺进大别山。这时候部队又出现了问题，很多士兵因为缺盐，身体状况相当糟糕，浑身乏力。
刘培植又自告奋勇，前往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周总理，向他汇报了这一情况。周总理毫不犹豫，马上帮51军协调到了500斤盐，解了燃眉之急。
除了刘培植，历史上还有很多在抗日战场上发光发热的我党人士，他们的功劳不可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