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凡是称为“晚”的阶段,都是一个较长的时段,通常政治变动比较剧烈、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有时还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产生,并与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发生激烈冲突的时代,普遍故事繁多。中华大地幅员广袤,区域发展差异性很大,晚明上海地区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本期大师课就一起跟着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文史馆馆员熊月之,从晚明上海士人士看上海的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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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王圻、陈继儒、董其昌、徐光启等晚明上海士人,思考上海文化是从何处而来,上海文化的传承,以及对今天的启发,基本从王圻到陈继儒,加上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董其昌、徐光启,这四个人大体可看出晚明时上海地区文人的走向。


董其昌在创作山水画时强调书法入画来增强绘画表现力

汇编大书,关注民生实学为当时新风气

第一,勇于开拓,文化担当。

王圻编《三才图会》《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等大型的类书,并非突发奇想,而是上海地区读书人的风气使然。比如,在王圻之前的陆楫(1515-1552)就编有《古今说海》142卷,里面收录笔记、小说、杂记等,是对过去笔记小说进行分类的第一人。陆楫是陆深的儿子,上海陆家嘴因陆氏家族而得名。他有非常深刻超前的经济思想。


张之象(1507-1587)是龙华人,平时讲得比较少,曾任浙江按察司知事,他编《唐诗类苑》200卷,是唐诗分类编辑论述领域中时间最早、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备之作。后人研究唐诗绕不开此书。

再如世所熟知的徐光启编撰的《农政全书》60卷,是有关农书集大成之作。陈子龙等人编的《皇明经世文编》504卷,最能集中体现上海地区士风、社会发展。

这些士人编书的行为,是对同时代众多读书人脱离现实、不关心社会底层的匡正。汇编大书在上海地区形成一种普遍现象,反映了上海地区文化人总体的文化关怀。图像与史书,都是中华文化积淀的成果,如无人系统加以总结、梳理,就无法在历史流传中得到新的发展,因此在文化建设方面,晚明上海士人承前启后,具有重要开拓意义。

第二,经世致用,民本思想。

无论《古今说海》还是《稗史汇编》,都是眼光向下,联系社会基层。现在经过考证,参加编辑《皇明经世文编》一共24人,都是松江文人。可见,晚明上海士人在经世致用方面,具有强烈的民本意识。

第三,视野宏阔,世界眼光。

提到徐光启引入西学时,大家知道在晚明并非只有他一人。《三才图会》中已经用了利玛窦传进来的天文图像和地理地图,这两者此前中国读书人并不知晓。王圻生活年代比徐光启早三十多年,这反映两点:第一,他非常注意了解并吸收新知识,第二,思想非常开放,这就是世界眼光。陈继儒把传教士活动收录进《松江府志》,也是一种开明眼光。


第四,不迂不执,自主人生。

凡是朝代晚期都会出现新文化、新风俗、新气象。王圻做官20年,归乡30年;董其昌仕途45年,实际做官18年,有27年以各种借口隐居从事绘画、写字,占据3/5年份,也因此留下了书画家地位,书画在博物馆传世。通常,董其昌被认为是吏隐,一半在官,一半在学;王圻是半隐,做了一半的官回乡;陈继儒叫全隐或通隐,全隐是从未做过官,通隐是通晓很多知识但不为官。所谓隐,指有做官机会而不去。


江南谋生路多元

心学倡导向内拓展寻找自我

这三人不是特例。晚明时期,不仅在松江府,在苏州府、常州府、杭嘉湖,都很普遍,学术界对此已有专门研究。其中的原因有一下分析。

第一,江南富裕,谋生手段丰富。江南地区在宋代已是全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之地了,文人谋生手段相对更丰富一些。第一给富裕家庭做家教,报酬不低。第二编书盈利。明代出版业发达,读书人多,买书人也多,编书、刻书、卖书这条产业链上,每个环节都能挣钱。第三是写东西。写小说、写剧本、写诗、画画,都能挣钱。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就是代表。第四润笔费。世人爱请有科举功名者如进士或文化名人写寿序、序言、墓志铭,邀请去各类仪式站场,润笔费应该也不低。

第二,科举录取率低。明、清两代科举录取进士,实施地区分配。江南经济发达地区读书人多,参加科举基数大,录取率相对就低。有专门研究显示,明清江南考取进士的比例是100取1,有时120取1;内地、边远地区则15取1或20取1,因此就有徐光启做“移民考生”之举。江南发达地方读书之后99%的人不能做官,家里如生活无忧,就去写小说、画画、当老师,实在不行可从事旅游、园林设计、图案设计等。从事技术行业的文化人越多,技术水平也就越发达,文人施展才华之地也就越宽广。

第三,异地为官制度。明清政治制度设计中有回避规定,即异地为官。明朝对待官员比较苛刻,俸禄很低,有时还会被廷杖,缺少尊严。科举中进士能在社会上证明自己具备考取功名的能力,入仕后借口告假也是常事,朝廷也默许。因此,江南不少士人选择隐居。很多时候,江南在籍士绅,比在边远地区当官要舒适得多。

最重要一点,还是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心学主张,任何道理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思考认定才是道理,与程朱理学不同;心学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修行后谁都可成圣人。因此,像王圻、陈继儒、董其昌,对于仕途,他们内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思索与判断,虽然“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核心思想,但到晚明时不少士人也明白读书人应该有、也可以有其他发展途径。

陈继儒所写的《安得长者言》等家训作品,不仅内容仍然很有味道,销量至今不衰。他的经历告诉人们:向内拓宽自己的心灵世界,在其他方面同样可以成就一个了不起的人生。这个思想境界就有相当现代意义了。


陈继儒编撰的《小窗幽记》书中图

在佘山的竹林汲水烹茶

晚明时代,你把王圻、陈继儒、董其昌、徐光启连在一起,会看到他们有许多相通之处,稍加分析就可看出上海地区确实有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这与日后的海派文化一脉相承。

对今天的启发

求真实用,开放自信

明代上海地区之所以思想那么开放、文化那么发达,跟经济发展有直接关系。海运、棉、布、盐使得上海这个地方与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造成经济相当繁荣,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分工,市场分工越细,社会高度卷入、创新能力就越强,接着就带来了思想的创新。思想创新最突出的几点都是惊世骇俗的。


大家都提到了徐光启很了不起。徐光启指出了中国人不够重视形式逻辑;他还强调开放三要点——开放重要论、开放必要论、开放有益论:国家对外开放对外国有益处,对我们也有益处,互相都有益处,但不开放将造成很多困难,沿海人民都渴望开放。

与开放有关联的就是人们的消费观,明代正德年以后,整个江南以苏州为中心,穿衣、吃饭、住房、建园林都崇尚好的、美的,各方面都要强调以人自己为中心,强调物质消费。对于这一反传统文化中的消费观,陆楫专门写文章,强调消费的优点。他说我们家乡又非产特产之地,但人们都喜欢消费,如果大家都不去吃饭,餐厅里饭卖给谁,旅游的人不去坐船,划船的人就失业了,因此消费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就业。

这些消费观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样有系统认识的还是第一人。现在,无论是国内国外讲到中国经济思想史,无不讲到陆楫。陆楫这种观点与他的学识和眼光有关系。人们明白或者潜意识地把自己的内心的东西释放出来,很多人没有公开讲出来,但到晚明在各种场合会或明或暗地表现。放到近代来看,海派文化和这些都有内在关联。


徐光启时代天主教的西来与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传入有所不同,后者与坚船利炮相联系,而利玛窦时代是相对平等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国没有被西方打败的屈辱,因此也没有过于看不起他们,双方处于平视状态。正因为这样,他们可以有选择地学习西方新知识。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因为人们受战败屈辱影响,往往忽略了即便战败了,我们也要细心鉴别西方文化的良莠。后来在上海表现得非常突出,现在可以清楚看到脉络是怎么传过来的。


在整个洋务运动过程中,在近代化过程中,最睿智或者最彻底的一个人是冯桂芬。1861年他写成《校邠庐抗议》,提出要办外语学校、要学习西方。他提出最有名的论点跟徐光启是一脉相承的:评判新事物,莫问其出处而只问好不好,好则无论来自何地都学习它,反之就弃之。冯桂芬这个观点在1861年提出来,石破天惊。从王圻、陈继儒、徐光启再到冯桂芬,这是一脉相承的开放传统,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传统。

文:熊月之

图:上海文史馆、摄图网、上海松江、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上海徐汇

编辑:杨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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