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记得1989年的那个夏天，那天，天热得像蒸笼，蝉鸣嘶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窒息的燥热。
我捏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站在大伯家门口，心里忐忑又满怀希望。
大伯家是我们村最富裕的人家，红砖大瓦房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门口停着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
我深吸一口气，抬手敲了敲门。
“大伯，我想和您商量个事儿。”我站在堂屋里，低着头，手心攥得满是汗。大伯坐在椅子上，正用牙签剔着牙，听我说话时，眼皮连抬都没抬一下。
“啥事？”他语气淡淡的，仿佛我这人完全不存在。
我鼓起勇气，把手里的通知书递过去：“我考上大学了，但是家里拿不出学费，想问您能不能借我900块钱，等我毕业工作了，肯定还您！”
他接过通知书扫了一眼，又随手扔在桌上，冷冷地吐出一句话：“上大学？你们家都穷成那样了，上什么大学？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帮你爹娘分担点压力。”
我愣住了，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一样，半天没说出话来。
那一刻，我心里翻涌的不只是失望，还有一种深深的羞辱感。
我知道大伯有钱，他家每年收的粮食多得堆不下，还去镇上做生意，可他却连900块都不愿意借给我。
我咬着牙，一句话没说，转身跑出了大伯家。
村里的风吹在脸上，夹着土腥味，我的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流。
那一天起，我在心里暗暗发誓： 这一辈子，我再也不会求大伯半点儿事！
我的名字叫周文，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
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体弱多病，家里一年的收入全靠几亩薄田。
考上大学那年，我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村里人都说我有出息，可只有我知道，那900块学费差点让我与大学无缘。
大伯拒绝借钱后，我的父母愁得整夜睡不着觉，最后还是母亲咬牙去向外婆家开了口。
外婆家也不富裕，但外婆还是把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卖了，加上东拼西凑才借够了我上大学的学费。
临走那天，母亲把一张皱巴巴的十块钱塞进我手里，说：“这是车费，到了学校记得给家里写信，但别乱花钱，妈实在拿不出更多了。”
带着这份沉甸甸的嘱托，我走出了大山。
大学四年，我拼了命地学习，课余时间还去做家教、搬货，赚生活费。
每次看见别的同学穿着新衣服、吃着肉菜，我心里总会升起一阵酸涩，但这种酸涩很快就变成了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我告诉自己： 有一天，我一定要出人头地，再也不让人看不起！
毕业后，我留在了省城，进了一家外贸公司。
靠着踏实肯干，我从一个小职员一路做到部门经理，后来又辞职创业，如今已经是两家公司的老板了。
家里的生活也渐渐好起来，父母搬进了我在城里买的新房子，弟弟也被我资助完成了学业。
可是， 大伯的影子却始终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我心里。
32年来，我从没主动回过老家，更别提去看大伯。
每次逢年过节，他总会让小姑子捎话过来，说“让文回来吃个饭”，可我都当没听见。
我心里那股怨气始终没散，总觉得当初如果不是他一口回绝，我的人生可能会更加顺畅，父母也不会那么辛苦。
今年秋天，我突然接到了小姑子的电话：“文哥，你能不能回来一趟？大伯病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问：“怎么病了？”
“医生说是肝癌，晚期……他想见你。”电话那头，小姑子的声音有些哽咽。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猛地一沉。犹豫了很久，我还是决定回一趟老家。
再次踏进大伯家的院子时，我的心情复杂得难以言喻。堂屋里，躺在床上的大伯瘦得只剩一副骨架，脸色蜡黄，眼神却依然倔强。他看见我，缓缓抬起了手：“文啊，你……回来了。”
我走到床边，低头看着他，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什么。他笑了笑，声音沙哑：“这辈子，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我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想开口却发不出声。
“当年你来借钱，我不是不想借，是……你大妈说，万一你还不上怎么办？
我们还有两个孩子要养，就……唉，是我没担当。”他说着，眼里泛起了泪光，“你恨我是应该的，但现在，我是真的没办法了。
文啊，我这病，医生说治不了，估计也就几个月的命了。
我不求别的，只是……我走了以后，你能不能替我照顾你两个堂弟？”
我愣住了，心里五味杂陈。32年的恨意，似乎在这一刻崩塌了。我看着眼前这个虚弱的老人，那个曾经让我怨恨不已的大伯，如今却用颤抖的声音向我求助。我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只是说：“大伯，你先好好休息吧。”
回城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大伯的请求像颗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头，我开始重新审视这些年来的恩怨。 当年他没借钱给我，我怨他冷漠无情，可如果换作是我，面对一贫如洗的侄子，真的会毫不犹豫地拿出积蓄吗？
或许，他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无情。或许，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被生活压垮了肩膀的普通人。
几个月后，大伯去世了。我回了老家，帮忙料理了他的后事。临走时，我对两个堂弟说：“以后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
32年的恩怨，最终化作了一声叹息。人生太短，值得恨的事情实在太少。大伯的错误，我用了半辈子去原谅，也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 与其困在过去，不如放过自己。
这是我和大伯之间的故事，也是生活留给我的一堂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