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胡也频和丁玲三位作家曾是极好的朋友。1925年，他们仨在北京结识。彼时，他们二十岁出头，默默无闻，年纪相当，因为受到五四新文学思潮的感召，从家乡来到北京作京漂。沈从文与胡也频因文章而相识（胡也频时任《京报·民众文艺》编辑），彼此惺惺相惜。在胡也频眼中，沈从文是一个文采斐然的青年人，且相貌清隽。在胡也频的描述中，丁玲对沈从文生出了好奇心和好感。对胡也频而言，一个是知己好友，一个是深爱的姑娘。胡也频自然也希望两人能相识。
沈从文
于是，胡也频带着丁玲去拜访沈从文。初见之下，丁玲和沈从文都对对方颇有好感。丁玲觉得沈从文待人极为谦和，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从容淡然的风度。面对这样一个男子，丁玲觉得自己完全可以通过沈从文本人的文人气质及恬淡的性情，想象他笔下的风物。而沈从文眼里的丁玲，性情爽朗，生着端庄的圆脸，修眉大眼，清澈的眼睛里闪着灵动的光，仿佛可以照亮和涤荡一切现世的晦暗。三人在沈从文处相谈甚欢，从文学诗歌到时事现状，无所不谈。
民国女子
这一年，沈从文二十三岁，丁玲二十一岁。丁玲和沈从文同为湖南老乡，一见面便有亲切感。初次见面，丁玲对沈从文印象很好。沈从文也由衷地为胡也频找到丁玲这样的红颜知己而高兴。对于胡也频曾经千里迢迢一直追到丁玲老家的痴情之举，沈从文也有所耳闻。内心深处，他盼着胡也频能早日打动丁玲，二人早日修成正果。当日一别后，沈从文再见丁玲和胡也频是在1925年的中秋节。此时，丁玲已和胡也频成为夫妻。他们的新家室内陈设很简单，房间虽小却充满了温馨、幸福的味道。
丁玲
那时丁玲和胡也频都很年轻，偶尔也会因为一些小事拌嘴。每到这时候，沈从文便会充当起和事佬的角色。丁玲性格强势，有时会和胡也频怄气。胡也频虽然对丁玲体贴入微，有时也难免犯倔。对此，沈从文都能一一化解。沈从文性情温和，待人谦和，又比丁玲和胡也频年长，像兄长一般维护、关心着二人。丁玲与沈从文同为湖南人，两人常常用家乡话交流，尤其是丁玲与胡也频闹矛盾的时候。胡也频听不懂湖南话，在丁玲和沈从文相谈甚欢时，一脸着急的模样，常惹得丁玲大笑，之前的小矛盾也就一扫而光了。
民国青年
“长安米贵，白居不易”，因为穷困潦倒，三个人合住在沙滩附近的汉园公寓。这是一间破烂的小公寓，冬日严寒，指头冻到提不起笔来，他们没有钱买煤，就只好烧一些旧书来取暖。每到月底，房租和伙食费总是让沈从文的生活颇为窘迫。这时，胡也频通过熟人，把沈从文的文章转给了周作人，发表在《语丝》上。不久，沈从文的最初的两本书分别由上海的北新书局和新月书店出版。
当1931年，胡也频因为加入左联，而被国民党枪毙之后，沈从文和丁玲便渐行渐远，甚至交恶，再也不相往来。他们之间的恩怨纠缠了一辈子，直到他们死的那一刻。丁玲死于1985年，沈从文死于1988年。丁玲逝世之前，还曾经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痛斥沈从文，甚至劝自己应该试着去原谅他。两个历经了政治磨难、斗争，以及社会巨变摧折而多苦多病的老人，却在死前一刻都还不能放下的，持续了五十年之久的恩怨，究竟会是什么呢？
丁玲和胡也频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除了早逝的胡也频之外，沈从文和丁玲对于那一段怀抱梦想的年轻岁月，皆是相当地怀念。他们不约而同地写道，三个年轻的好友是如何在公寓中认识，各自拿出仅有的一点钱来办刊物，挨家挨户去免费赠送，结果没有钱缴房租，就只好整天在北京街上瞎逛胡走，直到夜深了，房东睡着了，他们才敢偷偷地溜回家。而在他们的回忆里，年轻时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走，不停地走，从北京东城走到西城，从市中心走到郊外。有一阵子，他们厌倦北京的喧嚣和高房租，干脆搬到西山，步行到城里，一趟就要好几个小时。
北京记忆
在“五四”时代一直到“左联”成立，胡也频、丁玲、沈从文三人关系很密切。从北京到上海，他们三个人都住在一起，百无避忌，大被同眠。甚至被小报讽刺，也毫不理会。沈从文在《记丁玲》中写道，他一见到丁玲就觉得很可爱，二人都是湘西人，有共同语言。那个时候，胡也频在追丁玲，沈从文、丁玲二人一讲话就忘了胡也频，胡也频颇为不平。
胡也频被捕之后，为了让丁玲母亲不担忧，沈从文以胡也频的名义给丁玲母亲写信。沈从文多次求助过胡适、徐志摩，给南京的蔡元培、杨杏佛等文化名人写信，希望通过他们保释。为了友谊，沈从文特地赶到南京，找了一些国民党要员，都被害怕惹上共产嫌疑的他们拒绝。
蔡元培
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对丁玲母子愈发关照。两人虽性格迴异，却彼此信任。眼看丁玲租住的房子要到期了，丁玲无力交房租。沈从文得知后，便在淮海路万宜坊附近的一家杂货铺楼上租了一个住处，自己住一间，让丁玲带着孩子和自己的妹妹住一间。虽简陋了些，但设施一应俱全。于丁玲而言，能有个栖身之处，她已经十分满意。那时，沈从文没了工作，赋闲在家，对丁玲母子格外照顾。
自相识以来，沈从文一路见证了丁玲的情感历程，从为人妻到为人母，也见证了丁玲从一个笔耕不辍的创作者，蜕变为才华横溢的女作家。沈从文几乎看过丁玲写的每一篇文章、每一部小说。在丁玲眼里，沈从文始终是一个斯文、儒雅的文人，身上有卷气，有一种柔和的力量。正是这股力量，在胡也频去世后，撑起了自己的生活，为自己和儿子撑起了一片天。丁玲与沈从文及其妹同住，感到踏实而稳妥，整日为孩子操劳着，只在夜深人静之际，偶尔想到自己的前途，内心便格外复杂、纠结。
沈从文之《边城》印象
丁玲承袭了母亲的心性、气度，也是心怀奇志的。奈何时局动荡不安，丁玲又为儿子牵绊，纵有再多抱负，也无处施展。自儿子出生以来，丁玲连文章都很少写了，并非心思疏懒，实在是分身乏术。沈从文和妹妹劝丁玲将孩子送回老家抚养。丁玲尚且年轻，还有前途，不应为孩子所牵绊。再则，有孙儿承欢膝下，丁玲的母亲也不至于寂寞。丁玲思虑再三，虽然不舍儿子，也只能如此。后来，沈从文以“夫妻”名义陪伴丁玲回湖南，把胡也频与丁玲的孩子交给丁玲的母亲带养。1933年，丁玲失踪，沈从文八方打听，还多次写文提醒各方对此事件的关注，不久误传丁玲被害，悲愤之余，沈从文继胡也频遇害后作了四万字的《记胡也频》，又创作了十一万字的《记丁玲》。
丁玲像
后来才得知丁玲是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沈从文闻信，携着新婚妻子张兆和，带着丁玲儿子的相片，探望丁玲。这样深厚的友情最终反目。反目的原因，从丁玲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我被捕后，有一年沈从文又到了常德。有两个文学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并告诉他我母亲在常德，问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说没时间了，不去了。这两个青年很气愤，将情况如实告诉了我母亲，认为他太不够朋友了。等到后来我母亲将这一情况告诉我之后，我也很生气，这叫什么朋友？建国前夕，我回到了北京，冯雪峰同志告诉我，我被捕后，他曾找到沈从文，恳求他出面保我出狱，一切费用由党负担，但却遭到了沈断然拒绝，这说明沈怕得要命。写什么《记丁玲》，好像友谊多么深厚，纯粹是伪君子。通过这两件事，我实在不愿再理他了。
冯雪峰
这两件事都是丁玲听人说的，但丁玲完全相信了。丁玲凭啥相信冯雪峰呢？因为两人曾经相爱过，不过发乎情止乎礼罢了。因此，对于胡也频的牺牲以及沈从文营救胡也频不得力，丁玲是颇有怨言的。事实并非如丁玲所说。丁玲被捕后，沈从文写下第一篇关于丁玲被捕一事的文章，6月4日，又写出《丁玲女士失踪》，文章先后发表在《独立评论》与《大公报》上。同时，他与蔡元培等38位文化名人向南京政府联名致电，要求释放丁玲与潘汉年。从胡适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到沈从文多次求助胡适，请胡适营救丁玲。胡适日记1931年1月20日记有“沈从文来谈甚久。星期六与星期两日，上海公安局会同公共租界捕房破获共党住所几处，拿了廿七人，昨日开讯，只有两女子保释了，余25人引渡，其中有人为文学家胡也频。从文很着急，为他奔走设法营救，但我无法援助”。（《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0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胡适
1949年，沈从文去看望丁玲。此时，二人已有天壤之别，一个是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女作家，一个是被左翼作家批驳的文人。事实上，建国以后，沈从文基本上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他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文物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而丁玲也在运动中遭到迫害，下放到黑龙江垦区劳动。“文革”中，更是被关进监狱，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84年，才彻底恢复名誉。
丁玲
1980年，丁玲发表了《也频与革命》一文，文中声称自己四、五个月前终于看沈从文写的《记胡也频》《记丁玲》两文到这本书，她对沈从文在五十年前创作的《记胡也频》，作出了严厉的批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信笔乱编……类似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甚至不惜漫骂：“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施蜇存肯定丁玲在南京时就见过此书，并知道早有人传言，丁玲对此书不满。然而，直至辞世，沈从文都没有写出文章为自己辩护。（彭忠富/整理；参考文献《丁玲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