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近日多家媒体报道的“四川宜宾卖菜大姐转行开采耳店赚500元被罚22万元”事件，央广网3月29日推出相关报道，对这起“小过重罚”事件连发三问：是否有法律依据？罚款是否过重？为何屡惹争议？让这起“小过重罚”事件再度冲上热搜，引发更大范围内的讨论和关注。
今年2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就近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针对以罚增收、以罚代管、逐利罚款等不当罚款行为，出台了一系列硬性指导意见，特别强调罚款不能随意，过罚要相当，坚持大错大罚、小错小罚，不能小错重罚。
近年来，类似的“小过重罚”事件频频曝出，几乎每次出现都会引发舆论强烈关注。那么，近年来都有哪些“小过重罚”的典型事件？事后有关部门是如何认定并果断地强力纠偏的？“小过重罚”事件为何屡禁不止？如何在执法“力度”与“温度”之间找到平衡点？上游新闻根据公开报道进行了梳理。
宜宾卖菜大姐开采耳店，赚500元被罚款22万
央媒连发三问：罚款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偏重？
据媒体报道，四川宜宾一家耳部护理店被当地卫生执法部门认定“擅自开展诊疗活动”，被处罚款11.2万元，因店主未按时缴纳罚款，又被加罚11万元。
采耳店店主李女士认为处罚金额太高了。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当事采耳店店主李女士称，她原本靠卖菜为生，为增加收入，筹钱加盟了一家耳部护理店，营业两周仅获利500元。因不知开采耳店要申请许可，也不了解相关法律程序，拿不出钱缴纳罚款，以为关门就可以了，没想到会被追加罚款，还被告上法庭申请强制执行。
宜宾市翠屏区卫生健康局表示，相关罚款“有法可依”。执法人员接举报后到店查实，一名员工正在给一老年顾客提供滴耳和按摩耳朵服务。2023年6月19日，该局对涉事采耳店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明确该店涉嫌非法行医，决定对该店处以“没收违法所得2000元，并处以11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根据《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九条，“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
3月29日，央广网推出相关报道，对这起“小过重罚”事件连发三问，引发关注。图片来源/央广网截图
3月29日，央广网就此事刊发报道《耳部护理店“获利500罚款22万”处罚是否得当？》，对相关方面连发三问：卫健局罚款并申请强制执行是否有法律依据？22万元罚款是否处罚过重？“小过重罚”为何屡惹争议？
文章援引专家观点称，诊疗活动具有一定专业性，一般公众难以准确认知，为避免争议和误会，主管部门应当充分收集证据，对当事方是否真正实施诊疗活动进行认定和告知。专业律师也认为，此次处罚有过度责罚的嫌疑。店主并非知法犯法且获利数额较小，执法应考虑具体问题和实际情况，不可生硬执法，使执法脱离实际。
文章指出，执法部门实施处罚要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避免机械执法和“一刀切”。
3月22日，这起申请强制执行案开庭审理，法官未当庭宣布庭审结果。
洛阳卖菜大爷挣21元被罚11万
法院裁定不强制执行，还发出“人性化执法”的司法建议
卖菜获利21元，却被罚款合并11万元。河南洛阳市西工区一位三轮车卖菜大爷因销售不合格蔬菜，领了“天价”罚单。2023年6月，该起行政非诉案件已生效，法院裁定不准予强制执行。
据报道，卖菜摊主姜某从洛阳某大型批发市场批发了一批姜、菠菜、青椒进行售卖，该批菜品经行政机关抽检为农残超标，销售额为198元，获利21元。行政机关作出罚款55000元同时加罚55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后向西工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洛阳市西工区法院审查后认为，姜某蔬菜摊销售的姜、菠菜、青椒，系从洛阳某大型批发市场进货，其有理由相信所进产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且蔬菜总销售收入仅为198元。本案中，行政机关没有考虑到姜某蔬菜摊系初次违法，无主观故意，其也积极配合调查，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等因素，处罚过重，有违过罚相当原则，处罚明显不当。
期间，西工区法院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因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最终法院裁定不准予强制执行。随后，行政机关提出复议申请，二审法院裁定驳回复议申请，维持原裁定。
西工区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案生效后，西工区法院还发出司法建议，就相关行政机关健全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推进公正文明人性化执法等方面提出建议。
榆林夫妻店卖5斤芹菜被罚6.6万
国务院督查组质问市监局：过罚相当不？
2022年8月，国务院督查组接到群众在“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陕西榆林一家个体户卖了5斤芹菜，被市场监管部门罚了6.6万元，督查组对此展开调查走访。
陕西榆林，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第十六督查组在督查中。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罗某夫妻在陕西榆林经营一家蔬菜粮油店，2021年10月，他们购进了7斤芹菜。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取2斤进行抽样检查。一个月后，罗某夫妻接到检验报告，称这批芹菜检验不合格。剩余的5斤芹菜，夫妇俩以每斤4元价格售出。
相关处罚决定书认定，因涉案芹菜已售出，无购买者信息无法召回，罗某夫妇不能提供供货方许可证明及票据，不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涉嫌经营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食品的行为，违反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对其做出6.6万元的处罚。
店主表示，自己肯定有错误，但对于高额处罚他无奈道：“我得卖多少吨芹菜，才能挣回6万多？”
相关报道中，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第十六督查组成员问：“你说这几十块钱的一个案值，罚他几万块钱，过罚相当不相当？”榆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延艳东答：“不相当。我们今天讨论芹菜这个案值，确实还是有点问题。一般一个经营者一年的销售额能有多少？罚六万多元，在处罚上有点过罚不当。”
督查组查阅榆林市市场监管局2021年以来食品类行政处罚台账发现，针对小微市场主体的五十多起处罚中，罚款超过5万元的就有21起，而他们的案值只有几十或几百元。
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第十六督查组成员陈晓表示，执法不能只讲力度，市场监管部门在维护好市场秩序的同时，也要为小微主体的生存创造良好的环境。
福州老农卖芹菜赚14元，举报立功仍被罚10万
法院称处罚畸重程序违法，不予强制执行
获利14元罚款10万元？2023年6月，福州当地媒体披露，福州市闽侯县一名老农几年前因销售不合格芹菜，被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处罚10万元。
基层执法不能只讲“力度”，不讲“温度”。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据媒体报道，2019年9月11日，家住福州市闽侯县的陈依伯路过隔壁王大姐家的菜地，花122.5元买下70斤芹菜。陈依伯随后来到某蔬菜批发商行，以每斤1.95元的价格将芹菜卖给批发商行，赚了14元。隔天，市场监管局抽检了该超市的这批芹菜。经送检，发现毒死蜱项目不符合“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要求，检验结论不合格。
市场监管部门于2022年4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采纳了陈依伯的立功表现行为，没收违法所得14元，处以罚款5万元。因陈依伯无力履行，市场监管局于2023年2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行政处罚及加处罚款等。
闽侯县法院经审理认为，陈依伯并非职业菜贩，系首次违法，案涉不合格芹菜货值136.5元，获利仅14元，金额明显属较小，其本人并不知晓销售芹菜不合格，且案发后陈依伯能够配合调查，如实说明不合格芹菜来源，积极举报他人无照经营，具有立功行为，应当依法予以减轻或不予处罚。
法院认为，市场监管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处罚畸重，且该案行政程序违法，故对市场监管局的行政处罚决定，裁定不准予强制执行。随后，市场监管局提出复议申请，二审法院裁定驳回复议申请，维持原裁定。
大庆一商贩土豆每斤涨6毛被罚30万
市监局认为哄抬物价处罚合理，商贩称不公平
2022年8月底，黑龙江大庆一经营者进价1.2元/斤的土豆，销售价格从1.4元/斤涨至2元/斤被罚30万元，引发广泛关注。
据报道，当年8月20日，大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农批城内王三土豆经营部存在哄抬物价违法行为。经查，该经营部进价1.2元/斤的土豆，售价从1.4元/斤涨至2元/斤，最高进销差价率达66.66%。执法人员认为，王三土豆经营部利用其经营规模优势，哄抬物价，严重扰乱市场经营秩序，情节恶劣，拟对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处以30万元罚款。
大庆王三土豆经营部王先生对媒体称，30万元的处罚对自己不是一笔小数目，他不太认可这个处罚，觉得不公平。他说，门店只销售土豆，店面租金为6万元一年，他曾以2元一斤的价格卖出了4千多斤土豆。
大庆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对媒体表示，这是家批发商。要保障市场价格基本稳定，必须严厉打击哄抬物价行为。处罚是合理的，这是保障民生的重要依据。
“小过重罚”事件为何频频惹争议？
近年来，类似上述的“小过重罚”事件屡有报道，也多次引发争议。这类案件的共性，往往是涉案金额少，涉案人大多属于无心之失，但收到的罚单却数字惊人。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分析称，“小过重罚”之所以屡次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因为有些法律规范过于“一刀切”，没有区分企业等市场主体和普通个人偶发的违法行为，以前者（企业）为对象制定的规则，不免处罚过严。二、个别执法部门机械执法，狭隘理解裁量基准，没有统筹考虑本领域法律法规与行政处罚法的适用关系，导致部分执法活动有悖法理，更无视情理。三、个别执法部门只执法不普法，以执法代替普法，没有充分引导企业和群众合法合规经营，重事后处罚，却忽视了事前、事中的监管和社会公众感受。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卢义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小过重罚”屡禁不止的直接原因是机械执法，忽视《行政处罚法》作为“总则”的作用。
他说，《行政处罚法》相当于所有行政处罚的总则，该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三种不予处罚情形，“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近年引起争议的多起“小过重罚”案件，几乎均是未准确适用《行政处罚法》造成的。比如福州闽侯老人卖芹菜被罚案中，法院已查明老人并非职业菜贩，也不知晓芹菜不合格，获利金额极低，完全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不予处罚条件。
动辄几万元罚款的“小过重罚”，处罚金额不符合群众朴素的认知，表面上是依法处罚，实际上不利于让执法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
如何在执法“力度”与“温度”之间找到平衡点？
作为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要怎样去平衡执法“力度”与“温度”，才能做到既能严格执法，又不会过度损害中微小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利益？
卢义杰认为，保护食品安全与维护营商环境不是矛盾的，如果在个案中产生矛盾，通常问题不是出在法律上，而是出在机械适用法律上。他建议，一是精准适用法律，对危害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坚决打击，但对《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不予处罚、减轻处罚等情形，也要坚决适用，大胆、精准地发挥行政处罚法的总则功能，扭转机械执法的错误理念，对“小过”行为进行包容审慎监管；二是建立容错机制，避免动辄无端质疑执法人员不予处罚、减轻处罚的所谓动机，同时减少设置不合理的考核指标，某种意义上，为一线执法人员松绑，也就是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松绑；三是及时发布典型案例，从正面引导和反面警示两个维度，对“小过重罚”的执法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
对于食品安全领域的“小过重罚”，福建嘉禾嘉律师事务所律师黄舟雄表示，法律要严禁行政机关下达或变相下达罚款指标，相关法律有必要对处罚标准、从轻、减轻、不予行政处罚等条款进一步细化，避免自由裁量弹性过大。
今年2月，针对以罚增收、以罚代管、逐利罚款等不当罚款行为，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制定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
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何勇介绍，上述《意见》针对当前以罚增收、以罚代管、逐利罚款等突出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特别强调三个“不得”、两个“严禁”：一方面，不得随意给予顶格罚款或者高额罚款，不得随意降低对违法行为的认定门槛，不得随意扩大违法行为的范围。换句话说，罚款不能随意，过罚要相当，处罚要精准，规定有一定幅度的罚款，不能直接用最高额或者最高一档来实施罚款；要坚持大错大罚、小错小罚，不能小错重罚、大错轻罚，把不该罚的罚了，该轻罚的重罚了，该重罚的轻罚了。另一方面，就是两个“严禁”，严禁逐利罚款，严禁对已超过法定追责期限的违法行为给予罚款。另外，要加大通报和曝光力度。收集梳理高频投诉事项和网络舆情，对典型违法问题予以及时通报、点名曝光，依法依规对相关人员给予处分。
转自：上游新闻 综合央广网、法治日报、澎湃新闻、中青网、辽沈晚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