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调查: 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萧 易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出版
在四川剑阁县与阆中市交界处有个香沉镇，香沉镇上有座始建于元代的香沉寺。在香沉寺左山中丁袱上的题记里，赫然写着梁思成、梁思永兄弟二人的名字。
1939年11月，中国营造学社在开展川康古建筑调查途中，梁思成一行曾到过香沉镇所在的剑阁县，但未到过香沉寺。营造学社于1930年2月在北平正式创立，朱启钤任社长，梁思成、刘敦桢分别担任法式、文献组的主任。学社主要从事古代建筑实例的调查、研究和测绘，以及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编辑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营造学社考察时，蜀王府明承运门基址、承运殿旧址、嘉量楼尚存，图为明代嘉量楼。
1938年春，历经两年战乱辗转，中国营造学社在昆明复社。1939年8月27日，营造学社冒着头顶的飞机轰炸，开启了四川、西康古建筑调查活动。本次调查，梁思成一行沿川陕公路北上，调查了广汉、德阳、绵阳、梓潼、剑阁、昭化、广元，再顺嘉陵江而下到阆中、南部、蓬安、渠县、南充、蓬溪、遂宁、大足，由重庆回到昆明龙头村，前后历时173天，走访了巴山蜀水35个县市，调查730多处汉阙、崖墓、摩崖石刻、寺院、祠庙、塔刹等古建筑、古遗址，拍下3100多张照片。
本书作者萧易热爱地理寻访，对川蜀大地的古建筑古物件如数家珍。他擅长钩沉历史，文章贯通古今，此前曾出版过《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影子之城》《空山——静寂中的巴蜀佛窟》等著作，受到学界高度关注。十多年前，萧易发现，在梁思成先生遗孀林洙女士手中还保存着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的照片，欣喜万分，于是决定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试图拼接出80年前川康古建筑、古遗址旧貌。需要着重说明一点的是，同为营造学社重要成员的刘敦桢有写日记习惯，这让那些生冷的照片变得生动起来。萧易据此在每章节前绘制当年的调查路线草图，依时间线索铺陈叙事，一目了然。
▲图为营造学社在川康古建筑调查中考察的第一座汉阙——高颐阙（摄于1939）
营造学社田野调查的艰难程度在今天很难想象，一方面日军飞机在头顶狂轰滥炸，另一方面由于连年兵燹，国穷民困，川康地区虽然不是抗日前线，但交通、生活条件同样差至极点。一路上，考察团成员不得不与灰尘、阴雨、臭虫相伴。在那些照片中，原本意气风发的梁思成，常常"灰头土脸，一脸倦容"。尽管如此，考察团一遇上古建筑古遗址，总是立马精神抖擞，倦意全消。除了旅途与生活的极大不便，调查工作也颇为艰难，各种资料残缺，许多信息的获取只能靠考察团"察言观色"和"道听途说"。限于时间关系，营造学社常常"只能沿着官道、驿道做调查"，如此以来，难免错失许多地方。
▲千佛岩消失的石包之一。暂编为甲石包，照片中人物为莫宗江先生。
萧易的重走，并不是对历史的简单重复。这次重走，是对故人当年思想的再探索，对那些照片背后隐藏的叙事再挖掘。在寻访夹江千佛岩后，梁思成记载"大小百余龛"。而在1958年当地文物单位统计石窟数共220龛。上世纪80年代学者考察编号却只发现162龛，两相对比，"半个世纪中，千佛岩50余龛造像已经不翼而飞"。经过一番调查，原来是上世纪60年代，当地为建设氮肥厂，就地取材，一批佛像理所当然地成了建筑原材料。那次考察，梁思成始终怀有一个强烈愿望，那就是希望发现宋元建筑遗迹，可最终只能抱憾而归。萧易发现，梁思成并非没有与宋元建筑接触，只是限于资料原因未及考证，未能识得庐山真面目。在考察峨眉飞来寺时，梁思成觉得"隐有古风"，却因缺乏证据，只能谨慎地将其归于明代。萧易补充了自己的调查，飞来寺"1983年维修时，工人在飞来殿前檐角梁上发现了带有‘元大德戊戌年’题记的铁钉。大德是元成宗年号，大德戊戌为1298年，这个发现也将飞来殿的年代拉回到了元代"。由此可见，营造学社的严谨治学态度令人敬佩。再者，运气并不一定会眷顾那些勤奋和努力的人，同样的失之交臂在后来的考察中仍然时有发生，只是限于信息短缺闭塞，考察团始终并不知情。例如在考察梓潼七曲山文昌帝君祖庭时，梁思成他们根本未曾预料到"公路对面还有座元代盘陀殿"。
▲营造学社在乐山受到杨枝高先生的热情款待，杨是位业余考古爱好者，对乐山崖墓分布情况很是熟悉。图为杨枝高在白崖谷留影。
萧易重走后发现，"除了飞来寺在峨眉城边，四川已发现的宋元建筑大多地处荒野田畴，且以家庙为主，这才能熬过王朝变迁与岁月流逝。显然，营造学社步履匆匆的考察，并不能覆盖四川广袤的土地"。文头提到的香沉寺因为与考察路线相隔甚远，虽然1939年11月，梁思成、刘敦桢一行确曾到过四川剑阁县，但与近在咫尺的香沉寺依然失之交臂。至于丁袱上题记里的名字，只是历史上的一次有趣巧合。历史就是这么有趣，香沉寺的建设主人们"怎么都不会想到，700多年后，会有个同名的年轻人在蜀地寻找宋元建筑；而梁思成也怎么都不会想到，他的名字会出现在梦寐以求的宋元建筑上"。
在一路目睹古建筑的疮痍后，考察团既为这些古物年久失修颇为惋惜，更为一些地方频频拆除古建筑之举极为疼心。在离开广元前，梁思成、刘敦桢"专程去县政府，请求保护千佛崖。这件事的结果，刘敦桢在日记中只字未提，可能又与之前的经历一样，碰了钉子吧"。在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年代，一个人的生命尚且难以得到保障，谁还管得了这么多。
▲飞来寺殿前
80年过后，当年被营造学社探访过的古建筑，有的得到了较好保护，如遍布渠县的汉阙；有的则被开发性保护，化身旅游景点；有的因为种种原因，或挪作他用，拆除殆尽，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当年的那些照片成了最后的定格。书后，萧易以20组照片进行了新旧对照，物还在，人已非，令人感慨甚多。
萧易的重走既是一种怀旧，更是对前人严谨治学精神的一次行动式膜拜。事实上，田野调查在民国早成风气，营造学社的调查只是民国学者风骨的普遍表象之一。1929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翰笙领导了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1936年秋，社会学家费孝通根据在吴江的调查结果，写出了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的经典之作《江村经济》。而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王笛近年来先后出版过以成都为主题的《茶馆》《袍哥》《消失的古城》等极有影响的研究著作，其信息源头主要来自于194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杨树在成都社会实习形成的毕业论文。
回到文头的话题。我们不妨大胆想象一下，即便梁思成当年有幸光临香沉寺，限于资料信息等原因，他也未必就能识得香沉寺是元代建筑的真相。不过，倘若梁思成有幸看到香沉寺丁袱中题记里有自己和弟弟名字时，或许会对这种跨越时空的机缘巧合抱以轻松一笑，为这趟调查平添一点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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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禾刀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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