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青年就业问题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在“就业难”的压力下，离开“北上广”、回归家乡，成为一种现实选择。然而如本文所指出的，“逃离北上广”的青年中，有许多人一段时间后又“逃回北上广”，重新回到大城市“漂泊”。这种现象并非随性所致，而有其深层逻辑。它代表着新一代知识青年在现实世界中的挣扎，也代表其对各种不同传统理念的整合，而这种挣扎和整合，并非完全负面。
本文基于对一位农村博士“林夕”的案例分析，阐述乡土知识青年的选择逻辑。知识青年逃离北上广，原因在于对向上流动失败的担忧。这种焦虑，使他们选择回归乡土社会，寻找建立良好生活的可能性。然而，乡土社会也变了，“熟人社会”与“实用主义”相结合，形成新的“功利主义”。知识青年在大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中，或许基于知识身份得到一定尊重，但在乡土社会却失去用武之地；而他们知识上的专业能力和精神上的批判反思能力，又让他们更难融入。最终，责任感不敌负累感，虽然知道选择大城市更难完成传统社会中对家庭的责任，但许多知识青年依然选择回到大城市，想用知识性和专业性定义自身价值、完成自我建构。
这种“逃离”背后似乎有许多两难的无奈，但从积极角度看，也体现“以退为进”的能动性。作者认为，“林夕”们虽然在物质上不如意，但他们仍抱有乐观主义，而洞察力和同情心的增强，也将帮助他们一定程度上超越功利主义，培养出向更高理想迈进的意志。
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的
反向社会流动与文化适应——
“逃回北上广”现象的社会学考察
安超/北京师范大学(发表时)
来源/本文原载《青年探索》2015年第4期，转自公众号“文化纵横”
“逃回北上广”是与“逃离北上广”相伴而生的，其相关群体主要是“青年白领”，多为出身劳工阶层的“70后”与“80后”大学生（“北上广”，指北京、上海、广州）。尽管农民工也常往返于“北上广”，但他们仍处于社会流动的底层，其迁徙是平行流动，相对应的词语是“用工潮”和“返工潮”。“逃回北上广”的代表群体是受过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相对于父辈而言，他们已经是成功向上流动的一代。当下新闻媒体和学术界对于“逃回北上广”现象的研究感性描述太多，理性分析较少，对其生存状态的描述过于悲观；对于原因的分析比较消极，过于强调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强调他们是“被逃离”的，忽视了个体的能动性；另外，现有研究缺乏个人关照，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下本土语境的分析。因此，针对上述不足，笔者在反思“逃回北上广”现象的基础上进行了问题界定、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
▍理论关照：两个制度、两类教育和两种文化
许多经典的社会学理论，比如吉登斯的反向流动理论，威利斯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以及奥伯格的文化冲突理论为此现象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一）反向流动：现代性后果与本体性焦虑
吉登斯指出，社会流动的研究大都以流动的客观尺度（流动的程度、方向等）为重点，对“主观”感受研究较少，因此他特别研究了人们阶级地位改变时的主观感受。社会流动会产生不平衡感、隔绝感和漂泊感。为此，他提出了“本体性安全”和“本体性焦虑”的概念。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及社会与物质环境的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对人或物的可靠性信心关涉到人的本体性安全。如果基本信任感没有得以建立或内心矛盾没有得到抑制，后果便是本体性焦虑。现代性的特征和后果有时会降低人的信任感，导致存在性焦虑。现代性即城市化，它对城市本身兼具创造性与破坏性作用。一方面，城市化集中了人力、物资、服务与机遇，同时也分裂、削弱了地方传统和现存网络的完整性。与集中化和经济增长并存的是边缘化所造成的危险后果，它使得发展中国家包括工业化国家大量城市居民处于边缘状态。
“重返北上广”所反映的“大城市陷阱”与“小城市困境”便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北上广”的过度城市化损害了边缘群体的本体性安全，使身居其中的这些边缘群体在焦虑中离开“北上广”。而小城镇也同样如火如荼地经历着城市化进程，传统的农业生产体系被打破，原本熟悉的乡村不在，身居其中的这些边缘群体已经失去了自己在原来乡土中的位置，被迫再次迁移。过度城市化以及中国特色的户籍藩篱与社会排斥，形成了“大都市化陷阱”，年轻人逃回家乡却遭遇“小城市困境”——交流圈较小，规则制度不完善，人际关系更复杂，向上的空间更逼仄，生活方式相对单调，“小地方，要靠爹”，回到家乡反而“人生地不熟”，因此再次“逃回北上广”。
（二）阶层魔咒：“寒门”再难出“贵子”
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文化资本是某种形式的权力资本，比如教育文凭，它已经作为一种资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变成新的社会分层的基础之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能够促进中下阶层进行向上的社会流动已成为共识，然而，由此导致人们对于教育期望过高，过分扩张教育也带来了不良后果。刘云杉指出过度教育导致“寒门难出贵子”，“扩招导致了大量新型学生及其非传统境遇的出现”，“教育的筛选功能遭遇危机，越来越多的人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而文凭作为能力识别、身份识别以及市场交易符号，在不断膨胀中迅速贬值……穷孩子早已玩不起这场竞赛……过去尚可待在底层，现在却要使出全身解数，投入奔跑。假如停下来，即意味着再也找不到位置，哪怕是最底层的位置”。
威利斯在《学做工》中指出，劳工子弟在部分地洞察主流文化时，也以反抗主流文化的形式选择自己的道路。劳工阶层子女并不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而是具有文化上的创造性与能动性，即便如此，他们仍然难以摆脱父辈的命运，继续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
文化再生产理论可以解释劳工阶层子女为何以及如何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虽然农民工子女仍然难以摆脱相似的命运，向上流动失败，重新落入下层阶级（离开“北上广”），但由于学校具有文化再生产的功能，尤其是各类学校不仅“培养学生对统治阶级文化的认同与尊重，同时还不断排斥被支配集团的历史、经验与梦想”，“对于一个下层子弟来说，学校的生活意味着与其家庭、与其血肉相连的生活的断裂”。农村大学生回乡时已经无法适应原本出身的下层阶级生活，重返“北上广”是可以理解的选择。
（三）身份困境：文化冲突与文化适应
文化人类学家奥伯格提出文化冲击（突）的概念，“文化冲击（突）”指的是“由于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和符号，对于对方社会符号不熟悉而产生的深度心理焦虑感”。金扬提出了文化适应理论，他认为，一个文化中的个人或群体向另一个文化学习和调整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表现为“压力-调整-前进”的动态形式，进两步，退一步。文化冲击（突）与适应理论还为此现象提供了积极的视角——“重返”并不一定是“逃离”，是“撤退”，也是人们主动文化调试和适应的方式之一。
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也是青年白领“逃回北上广”的主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差序格局依然具有强大的力量，并在小城市中被“固化”，权富二代“集体世袭”现象严重，“逃离北上广”者作为弱势群体二代，面对权力和关系网络所形成的潜规则，无奈中只好再次“逃回北上广”。中国城市之间的最大差距，很可能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在于大城市拥有图书馆、博物馆等良好的公共文化场所，更在于城市聚集了大量拥有相同文化价值认同的人群，这些为人们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辐射，让人们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免于沦陷于精神荒漠。
以上理论为“逃回北上广”现象提供了部分解释：“重返北上广”现象是大都市与小城镇过分或盲目城市化的后果之一；教育的扩张，尤其是高等教育过度化对此推波助澜；“重返北上广”伴随着行动者的跨文化冲突和适应问题。然而，这些经典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与中国“重返北上广”现象的适切性是值得考量的，这就需要更为深入的本土研究。
▍多重叙事：自我宣称与他人评价
“逃回北上广”包含三个过程：来到、离开与重返，笔者将“重返北上广”现象界定为“中下阶层知识青年“向上-向下-再向上”的社会流动过程，并选取了农村大学生林夕（化名）为个案开展质性研究，了解被研究者林夕的身份变化和自我宣称，揭示其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意义解释，研究框架如图一。
2007年，林夕通过考研来到北京某医科大学深造；2010年，林夕硕士毕业后试图留校未果，并因故离开北京回到山东T市人民医院工作；2012年，已在家乡工作两年的林夕因故辞职，通过考博重新回到北京。“家乡-北京-家乡-北京”，林夕戏称这条迁徙路线为“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的屌丝逆袭路”，从硕士到医生到博士，面对“看似光鲜的高文凭”，林夕却经历了复杂的心理过程，笔者提取了一些本土概念，并绘制了林夕的迁徙路线图（见图二）。
林夕和他人的叙事集中在林夕的三个阶段——硕士、医生、博士，以及三个身份——文凭身份、职业身份、情感身份的认识变化和认识差异上。
（一）文凭身份：人文价值不敌实用价值
林夕对自己文凭身份的自我宣称经历了三个阶段，这种变化反映了林夕对于“文凭”作用的认识和反思——从实用价值到专业价值。第一阶段，林夕实现了第一次向上流动，认为文凭可以帮助他进一步向上流动，对文凭转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持有高期待，以为考上了硕士，户口迁了，自己便成了“北京人”。第二阶段，林夕向上流动失败，于是反向流动，林夕认识到文凭并不能转为高经济收入、高社会地位，文凭“贬值”了。第三阶段，林夕试图再次向上流动，不过这一次林夕不再刻意谋求文凭转化为高社会地位、高经济资本，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文凭的“专业价值”，对自我实现的重要性。
而林夕的母亲却始终以实用价值为重——“换饭吃，换钱花”。林母对于林夕“硕士”“博士”身份的认识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觉得文凭具有“时效性”。文凭的主要作用就是“换饭吃，换钱花”，认为文凭的作用就是可以交换利益，如果在一定的年龄，文凭还不能兑现成为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便应让位给现实。30岁的人要完成结婚生子、传宗接代、赡养父母等一系列责任，如果文凭不能转化为实际价值，高文凭的继续获取可以暂缓。因此，林母认为林夕读到“硕士”就够了。林夕同事王某也认为，“文凭就是敲门砖，进了门，在我们这里，就要看谁的关系硬，谁更会来事了”。
显然，对于文凭身份的认识，林夕与家人和朋友是有冲突的。经历过高等教育和都市文化熏陶的林夕，认可文凭的独特价值，认为文凭除了可以获取现实资源，还应带来尊严感、自我实现等。而林夕的母亲和同事认为文凭的主要作用是交换现实利益，要在一定年纪之前换成“票子、房子、妻子、孩子”。
（二）职业身份：专业精神不敌功利主义
林夕对医生身份的解读是“专业的技术，一流的境界”，一要医术，二要医德。医术首先表现在专业性上，要求自己“在反复实践中不断掌握，做好质量控制”，而医德“更重要的是所表现出来的精、气、神……临床不仅仅是靠专业知识和临床技能，还需要推己及人、海纳百川、慎独自律的圣人情怀”。即便在工作期间备受打击，情绪低落，林夕仍然提醒自己“不忘初心，要达到一心施救，除此别无他想的纯粹境界”。
与林夕不同，林母觉得“老百姓最喜欢孩子当医生，当老师。男孩子当医生，走到哪里都不会失业，都有人送钱，是人就会生病嘛。女孩子最好当老师，工作稳定”。林夕回到家乡当医生后，林母更高兴了，“孩子在跟前踏实，如果他山高皇帝远，我和他爸指望不上。孩子在北京，买不起房子，我们也帮不了忙，不如回来，生活舒服”。
林夕的同事认为人情、关系比专业重要：“在我们这种小地方的医院，关系比文凭重，人情比技术硬”。林夕在北京医院实习的时候，虽然身份低微，尽管有关系、人情、金钱、权势的因素存在，但在看病的专业情境上，“专业能力”就代表权威，他说话护士必须听，哪怕是后台再硬也要让大夫三分；而在现工作单位，很多护士什么都不懂，都是走后门进来的，在这里，有钱的、有权的、有关系的才是“老大”！林夕对此颇为失望。
对于“医生”这个职业身份，林夕非常珍视，他认可自己的专业身份和精神，并以此为豪。然而，林母更重视医生的实用价值。在小城市，讲人情、拉关系之风更甚于大都市，有钱、有权、有关系才是“权威”，由专业知识而确立的“知识权威”地位无法凸显，医生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在对“医生”这个身份的认识上，林夕与林母及他人也是有冲突的。
（三）情感身份：责任感不敌负累感
如果说文凭身份和职业身份可以帮助林夕获得经济、政治、文化等资本，情感身份便是林夕生活的感情依托，这些感情主要包括与家人、朋友、其他陌生人（同事和病人）的感情等，分别对应着林夕的身为长子，身为朋友和身为社会人的身份。
身为长子，林夕背负着光宗耀祖和传宗接代的责任与冲突。要“光宗耀祖”就要“背井离乡”，外出“读书”，但读书下来，一般人在年龄上已经少则二十五六，多则三十出头，往往误了传宗接代的责任。再加上林夕认为自己“相貌平平”，近几年“买不起楼”，结婚无望，面对父母的催婚，他有了很大的情感压力。
身为朋友，林夕经历着“熟人”与“陌生人”的冲突。家乡“有太多熟人，但却没有朋友”。七大姑八大姨……慢慢都变成了自己的“熟人”，林夕与这些“熟人”之间慢慢变成了礼尚往来的“人际关系”，却没有了“朋友”，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没有了共同语言和兴趣的朋友，没有了情感交流，林夕在情感上倍感孤独，只能在网络上发泄负面情绪。
身为社会人，林夕经历着“信任危机”，尤其是面对同事和病人。他认为，这是因为“老百姓丧失信仰，唯利是图，缺乏信任，警惕一切，致使全社会人人自危，每个人心里都窝着一团火，导致各行各业矛盾重重”。儿时家乡淳朴热情的待人之风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猜忌，几乎没有信任感。人是理性动物，也是情感动物。理性带来利益，情感带来幸福。然而这些情感身份，并未能给林夕带来相应的幸福感，反而让他倍感疲惫和沉重。
综上所述，林某最引以为豪的文凭身份和职业身份的重要价值——专业性、人文性与当地老百姓所珍视的价值——实用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冲突，他得不到身边人的理解与尊重，权威感和自我成就感非常低；林某的情感身份得不到足够的慰藉，为了追寻梦想，发展自己的“专业性”，获得尊重感和自我成就感，林夕选择了离开。
▍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的身份冲突与文化适应
林夕身份变化和自我宣称背后存在着的激烈冲突，本质上是属于文化冲突，这是林夕重返“北上广”的主要原因，也反映了中国土地上发生着的文化冲突。
（一）新型乡土文化的产生与内部冲突
当林某兴冲冲回到家乡时，他儿时熟悉的乡土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乡土社会世俗的实用主义与城市化的拜物主义结合，形成了新功利主义；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与城市化的商品交换结合，强化了差序格局的利益交换，形成了人情、权力、金钱交换甚嚣尘上的新人情文化；乡土社会的熟人文化与城市化的陌生人文化结合，导致人的信任感降低和不安全感，而这些反过来又加剧了人们对于物质安全的过分追求。
“中国传统乡村民众就具有实用主义思维，也主导了他们对子女教育和学习的认识，他们的教育观念呈现强烈的实用化倾向。他们对于教育的思考都是基于当下的需要，而非子女未来的生活或者素质的提高……既不是为了博取功名，也不是为了修养德性”，林母便是典型。起初，她觉得林夕考上大学跳出“农”门是“光宗耀祖”，儿子能摆脱农民生活，她就已经感到很知足，但是后来物价飞涨，房价居高不下，“钱越来越重要，无钱寸步难行”，林母的不安全感越来越重，所以，她希望儿子的文凭要赶紧换成“钱、房子、媳妇”。林夕也发现家乡存在严重的“一切向钱看”的风气，“医生首先想着怎么创收，而不是怎么为病人看病”。这些变化并不是乡土社会的原有特征，而是城市化与乡土社会世俗文化媾和的结果。林夕的遭遇是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所以，并非城市化占上风，而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与结合形成的新型乡土文化主导了林夕的行动。
（二）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的产生
《乡土中国》提到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庙堂性的，一直不是乡下人的东西。生存和保命是乡村民众思考问题的基点，乡村民众对于教育具有实用主义的思维逻辑，即“实际和狭隘的功利主义倾向”，然而，精英取向的高等教育往往远离功利主义的乡土生活。刘云杉认为，对一个下层子弟来说，学校的生活意味着与其家庭、与其血肉相连的生活的一种断裂……然而这些孩子在一种虚构的生活中真实地，同时是自我设计地成长着，顽强而生机勃勃。林夕初到北京的美好憧憬、对未来的展望恰恰符合上述文字所描绘的图景。
一方面，林夕的家庭期待他用文凭换来实用价值；另一方面，精英教育已经把林夕培养成知识分子，同时具备智识上的专业能力和精神上的批判反思能力。现代性有两大特征——专业性与反思性，专业主义已经成为现代性的重要特征，而且成为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安身立命之本。林夕对于硕士学历、医生身份之专业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珍视，正是基于高等教育的结果和都市文化的熏陶。
然而，尽管林夕是知识青年，但仍然出身“乡土”，天然地背负着乡土家庭的责任重担，也经历了乡土文化的熏陶，因此，他与城市精英知识青年有着天壤之别。比如，虽然他部分脱离了功利主义，看淡了金钱，重视文凭和职业身份的专业性、人文性，但依然内化了父母“光宗耀祖”的传统教育价值，依然要背负“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生育观念，依然要应付乡土社会差序格局里复杂的人情关系。
由此可见，“林夕”们已不能被笼统地归类为中下阶层知识分子，他们既不同于中上层出身的精英知识分子，也不同于未能实现向上流动的新农民工阶层，他们属于新型乡土知识青年，既有乡土文化的烙印，又经历了都市文化的熏陶，他们在这两种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中成长。
与传统的乡土知识分子——乡绅不同，乡绅在传统社会里既有经济优势，又有社会地位，还是道德权威。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的处境比较尴尬，他们的社会或者文化地位较高，但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视情况而定，且难以跻身中上阶层，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也难以成为道德权威。笔者将其所处阶层划分如下。（见表1）
对于“林夕”们的社会流动情况，仅分析水平流动（地域）和垂直流动（向上、向下）是不够的，在中国复杂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个体所处的情境是复杂的，还要分析是哪种类型的流动。就林夕而言，他重返“北上广”的过程中经济、文化、政治阶层的流动情况见图三。
按照布迪厄、威利斯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精英文化与劳工/乡土文化在林夕身上都有部分地再生产，比如精英教育向林夕成功地传递了专业主义，乡土传统传递了“传宗接代、安土重迁、光宗耀祖”等观念。然而，在多元文化和个人能动性、反思性增强的社会背景下，两位社会学家的理论略显悲观。在中国社会变迁背景下，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多元文化并存，网络传媒的发达促进了信息的广泛传播，使得文化生产已从封闭的学校转移到了社会各个阵地，自由、平等、民主等字眼深入人心且正逐步变为可能，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单一、封闭地在某人身上再生产，因此个人选择的机会和结果都存在丰富的可能性，这也是林夕可以不断地往返“北上广”的原因之一。
（三）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安土重迁”与“背井离乡”的冲突
自古以来，农民子弟要“跃龙门”便要背井离乡、进京赶考，以跳出“农”门为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外出”是无法“衣锦还乡”的。这种传统观念鼓励的是背井离乡的文化，表现在林夕身上，便是“学而优则仕”“跳出农门”，成为“人上人”和“到天子脚下，吃国库粮”等传统教育观念仍然存在。然而，中国文化又重视安土重迁，这种传统在现代表现为对“房产”的重视，“安家置业”使“安土”变成了“安房”，无形中也推高了房价。
那么，这两种文化是否矛盾呢？中国文化的这种内部冲突统一或解决于“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的家族使命中。林夕母亲让他外出学习，获得“光宗耀祖”的资本，带着这种可以交换实际利益的“荣光”回到家里，置产置业，并让整个家族“沾光”。“背井离乡”是过程、是途径，“安土重迁”是使命、是目的，两者不是路径的不同，而是工具和结果的区别。
卢作孚认为“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的第一生活，亲戚邻里朋友是第二社会生活。你须为它增加财富，你须为它提高地位。不但你的家庭这样仰望于你，社会众人也是以你的家庭兴败为奖惩。最好是你能兴家，其次是能管家，最叹息的是不幸而败家”，如果“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的目的达不到，衣锦还乡的“荣光”也就黯淡了很多，这也是为什么林夕母亲反对林夕再次入京的原因，林夕读博士只会大大延缓“安土重迁”的节奏，目的达不到，“背井离乡”（途径）也就没有必要了。
不过，现实状况是现代人一旦背井离乡，便退无可退。现在农村青年一旦考入大学便失去了土地，“退无可退”，已无法“安土”，成为必须买房置产的一类人，经济压力相应增加，随之，经济阶层的向上流动也变得相对困难，这也是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与古代乡绅的重要区别之一。
▍结论：犬儒式乐观主义的文化适应
林夕将自己的迁徙路概括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屌丝逆袭路”。“屌丝”“屌丝逆袭”的词语并非林夕的独创，是中下阶层“70后”“80后”青年的自我解嘲、自我宽慰、自我戏谑的网络流行话语。与威利斯笔下严肃而悲观地进行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劳工子弟不同，林夕们不仅用这种戏谑的话语嘲讽和反对主流文化，也在这种宽慰中实现着行为上的“不断逆袭”。从奔向到离开再到重返“北上广”，林夕受他人观念的影响和干扰越来越少，重返“北上广”是他的主动选择，这并非一种“逃”，而是主动的文化适应，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犬儒式的乐观主义”。犬儒主义指的是通过幽默或厌倦尘世的方式抑制情绪上焦虑的模式，看似是悲观的，其实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大众智慧。林夕经过了纠结、矛盾，在30岁选择重回学校，信念的支撑其实是对自我和未来的“乐观主义”，林夕写道：“在这个信仰丧失，道德沦丧，举世浮躁的年代，我们不缺少思接千里眼界开阔无所不知的思考者和聒噪者，缺乏的是一根筋的许三多式的执着者。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坚持到底，不忘初衷，咬定牙关不放松。”因此，林夕的重返不是“逃”，而是积极的文化适应。
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出结论如下：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背景下，林夕重返“北上广”的原因主要是都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冲突与结合产生的“新型乡土文化”。林夕作为“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经历了新型乡土文化的内部冲突（如新功利主义、新人情文化、信任感降低等），经历了乡土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冲突（如实用主义与专业主义的冲突等），经历了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安土重迁”与“背井离乡”的冲突，这些使之自尊感和自我成就感大为受挫。但是为了自我实现的目的，他们以“屌丝逆袭”的犬儒式乐观主义，通过获取文凭的方式在文化阶层上实现了再次向上流动。
重返“北上广”并非简单的向上或向下流动，也绝非简单的文化再生产，对他们流动类型的分析要考虑经济、文化、政治等具体层面，同时也要考虑个人的能动性。他们经历了复杂的文化冲突，有过悲观消极的时刻，也有积极的文化适应行为，不能一概而论，故也就不能用“逃”一个字来概括所有的“林夕”们。
卢梭称“人生而自由，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特拉克尔也有“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的名言，都暗含人的本质之一就是“无家可归”，只有人在旅途，才能够寻找和发现自我。离开，可能是一种消极的精神流放，也可能是一种主动的精神开拓。具有批判反思精神的知识分子，就是折腾的、就是狂狷的，因为只有远离俗世，才能保持这种批判思维和精神乐趣。正如刘云杉所论，知识分子“有‘游于艺’的精神和戏谑气质……有恪守知识的操守，一定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近乎宗教奉侍的精神……是一个永远把答案变成问题的人”。林夕就具有这些特征。
现实的磨难让“林夕”们在肉体和灵魂上流离失所，失意的人生也可能造就他们更深刻的洞察力和深切的同情心，在生命体验和思想感悟的深度上超越一部分人。林夕作为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尽管观念上突破不了传统文化的桎梏，但已经在一定的限度上超越了功利主义，培育了向生命最高理想迈进的自由、审美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