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父去世那天,是个灰蒙蒙的清晨,天空中飘着细细的雨丝,像是有人在暗自垂泪。灵堂里,白幡低垂,香火袅袅升起,带着一股淡淡的苦涩味。我站在灵堂门口,手里捏着一张递上来的花圈账单,心里一阵恍惚。

“姐,这账单你签一下。”递过账单的是继父的小儿子周鸣,他低着头,声音有些僵硬。

我看了他一眼,点点头,拿起笔签了字。



账单上那些数字像一把把小针,扎进了我的眼睛。

我心想:这笔钱,谁来付?

我知道,最终还是得落在我头上。

我叫林韵,今年三十九岁。

这次葬礼,我出了两万块。



这钱,是我从自己的存款里掏出来的,没有和任何人商量。

其实,我和继父的关系并不算亲密,甚至可以说,带着几分疏离。

他是在我十五岁那年,娶了我的母亲进门的。

可几十年下来,我始终没能叫他一声“爸”。



但这次,我没有犹豫。

出钱,是为了母亲的面子,也是为了让这个家看起来体面一点。

葬礼结束时天已经黑了,亲戚们陆续离开,只剩下家里几个人。

周鸣和他的哥哥周斌走过来,低声对我说:“姐,你到里屋来一下。”我愣了一下,跟着他们进了屋。



刚一进门,周鸣就把门关上,脸上浮现出一种复杂的表情。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一切,可能没那么简单。

我十五岁那年,母亲和继父周建民结婚时,我其实是抗拒的。

那时候,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日子虽然清苦,但也算平静。



可母亲突然告诉我,她要再婚,还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

见到周建民的第一眼,我心里就不喜欢他。

他比母亲大了整整十岁,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带着一股陈旧的味道。

他的眼神总是闪烁不定,看起来不那么可靠。



母亲嫁过去以后,我才知道,周建民除了母亲,还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周斌比我大三岁,小儿子周鸣比我小两岁。两个男孩对我并不友好,见面时话也不多。我和他们的关系一直很淡,甚至只能用“点头之交”来形容。

家里的生活并不好过。

周建民是个普通工人,收入不高,家里的一切开销几乎压在母亲身上。

母亲为了这个家,没少吃苦。

那几年,我经常半夜听到母亲和周建民吵架的声音。

母亲总说:“你那两个儿子吃饭要钱,上学要钱,我也在养着他们!

你自己呢?

拿什么来撑这个家?”而周建民总是沉默,偶尔吼上一句:“我一个人能怎么办?

你嫁给我,不就是为了搭把手吗?”

这样的日子,我过了整整三年。

十八岁那年,我考上了大学,离开了这个家。

临走前,母亲塞给我一张存折,说:“韵儿,这是妈给你攒的。

去外面,好好读书,不要回头。”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

母亲为了我,不惜把自己困在那个家里。

我后来想,或许她是爱周建民的吧。

否则,她不会愿意忍受这样的生活。

我大学毕业后在城里找了份工作,渐渐和家里联系少了。

母亲偶尔打电话来,提到周建民和他的两个儿子时,总是轻描淡写地带过。

我知道,她不想让我担心。

其实,我也不愿意深究。

那个家,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个不愿触碰的伤口。

直到两年前,母亲去世了。

我回去帮忙料理后事,发现家里早已变了模样。

周建民老了很多,头发全白,整个人佝偻着,像一棵风雨中快要倒下的老树。

他的两个儿子也都成了家,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

那次葬礼后,周建民拉着我的手,眼里带着几分恳求:“韵儿,爸老了,以后恐怕要靠你多照顾了。”

我听见他叫自己“爸”,心里却没有任何波动。可看着他那副模样,我还是点了点头。

这几年,我每年都会回去看他一两次,带点东西,塞点钱。即便如此,心里那道隔阂始终存在。我不恨他,但也谈不上感情。

回到眼前,里屋的灯光昏暗,空气里飘着一股香火的味道。周鸣站在我面前,低着头不说话,周斌坐在一旁,摆弄着手里的茶杯。气氛有些凝重,我忍不住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事吗?”

周斌抬起头,目光直直地看着我:“姐,这次葬礼的钱,我们商量了一下,还是应该你多出点。”

我愣住了,胸口像是被人重重捶了一下。刚才签字那两万块,已经让我觉得不太公平,现在他们居然还想让我多出?

“什么意思?”我压住心里的火气,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些。

“爸生前说过,最信任的就是你。他觉得你是家里最懂事的一个,所以现在爸走了,他的事情,你也该多担待点。”周鸣抬起头,语气里带着几分理所当然。

我忍不住笑了一声,声音有些发冷:“我也想问问,你们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信任我?担待?你们这么多年,有几次管过他?现在却让我多担待?”

周斌的脸色变了:“姐,你这话说得就有点过分了。我们是亲兄弟,爸也是你的爸。再说了,这几年你在城里赚钱多,出点力怎么了?”

我听到这句话,心里的怒火一下子窜了上来。这几年,我一个人孤身在外,过得并不容易。为了母亲的面子,我对周建民从没有怠慢。可现在,他们居然用“亲兄弟”这三个字来绑架我?

“亲兄弟?”我冷笑着看着他们,“周斌,周鸣,我承认,我妈嫁给了你们爸,但这几十年,我和你们之间,连朋友都算不上。你们觉得,我有义务为你们的爸付出这么多吗?”

他们被我怼得哑口无言,屋子里一片沉默。

过了好一会儿,周斌叹了口气:“姐,既然你这么说,那就算了。这两万块,我们会想办法还你。但你记住,爸对你也不薄。”

我没有接他的话,只是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里屋。

葬礼结束后,我坐上回城的车,望着窗外的雨幕,心里却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

周建民的离世,似乎也彻底割断了我和这个家的最后一丝牵绊。从今以后,我只为自己而活,不再被所谓的“亲情”束缚。

或许,这才是母亲希望我过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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