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澄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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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2021年3月《九江日报》，分三期连载。原名为《太乙诸贤—庐山最后的“隐士”》，因全文较长，编者亦分三篇发布，并根据内容修改篇名。
本文为第三篇，亦为终篇。
北伐名将 困知苦行
严重（1892-1944）字立三，湖北麻城人。乃父曾做过新建县丞，后任江西按察使文案，1899年～1908年，严重跟随父亲在南昌接受私塾教育，从小立志做圣贤，服膺阳明之学。其时清朝政府内政腐朽，外侮日亟，随着父亲调任颍州通判，他投笔从戎，1908年考入安徽陆军小学。武昌起义时辍学参军，对祖母发誓说：“报国救民，孙惟一死而已。”期间上书都督黎元洪、统领王国栋大谈文宣武战之方略，为王国栋所赏识，要调他到司令部去任职，然而严重认为自己的建议乃是为大局着想，不能以此为进身的手段，因此谢绝了王的好意。
严重后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学习，1918年毕业，期间与邓演达极为友善。1920年应邓演达之邀加入粤军第一师，先后任其副营长和副团长，两年间目睹当时军纪废弛、将领奢靡、残暴人民、干涉地方行政等种种乱象，认为都是军人的耻辱，1923年请假回南京。
严重像
1924年，孙中山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邓演达参与筹备，邀请严重前往服务。从教育入手，培养新生力量，革除旧军恶习，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是他一向的主张，故欣然前往。一、二、三期以战术教官兼总队长，四期先后调任训练部主任和教师部主任，严重“律己之严格，生活之简朴，处事之正直”，在学生心目中，建立了最崇高人格的偶像。被誉为“黄埔良师”，黄杰、袁守谦、韩浚、宋瑞珂、李弥、王耀武、胡琏等黄埔名将都对其终生执弟子礼，尊崇不已。
1926年严重任二十一师师长参加北伐，他提出“官长士兵化，士兵民众化，民众革命化”口号，在师、团、连部中组织“经理委员会”，遴选下级干部及士兵参加，定期审核账目，公布收支。国民革命军中设置审查经费的组织，即以二十一师为肇始。桐庐浪石埠之役，二十一师作为“补充师”却打了决定性的大胜仗，严重又被誉为“北伐名将”。但他丝毫没有一般得胜将军的踌躇满志，看到阵亡枕藉，伤兵呻吟，他不断发出反省，对自己“料敌不当”、“用兵欠稳”等深深自责。
黄埔军校一至四期学生中多有共产党员，在二十一师中充当各级干部，国民党发动“清党”运动时，“二十一师掩护共产党徒”的说法不断流传，其时国民党内又闹宁汉分裂，严重深感失望，两边都不愿参与，遂于1927年4月21日将二十一师交团长陈诚代理，自行辞职离去。从该师走出的著名将领有陈诚、黄维、周至柔、袁守谦、宋希濂等。
严重（字立三）的作品
宁汉复合后，严重于1928年4月受邀出任湖北省民政厅长，因当政者专横跋扈，厉行“清乡”，致使其一腔抱负难以施展，“叹苍生之业薄，伤道德之凌夷。”11月再次黯然辞职赴庐山，友人熊素村留客太乙村，严重喜其偏僻，托熊素村代为建筑庐舍，1929年9月落成迁入。其建筑经费有不同的说法，宋瑞珂回忆说严重辞职后有一段时间陈诚代理其职，领到薪水后汇给他，他认为无功不受俸，退回了，陈与颜逍鹏商量，用此款在太乙村盖了这幢小平房，卧室兼书房，餐厅兼客厅，加上厨房，总共也只有20多平米。而严重的胞弟严正则回忆说，陈诚见老长官囊中滞涩，派袁守谦出资在太乙村建了一座平房供起居之用。可能是严重的清贫众所周知，才有了这些传说。
严重名其室为“劬（qú）园”，自号为“劬丁”，取“维此哲人，谓我劬劳”之意。自书其诗“千溪潺湲百峰嶈，岳峙泉流万古长。博大雄奇皮相耳，乾坤浩气此中藏”于壁间，院内房前遍种菊花以明志，开始独居治学的生涯，砍柴挑水，种菜做饭，都是亲力而为。1934年宋瑞珂去拜访他，第一次，“两人吃了邻居送来的几个粽子就是一餐。”第二次，“我烧火，他煎饼，既无菜，又无汤。”他在一篇旅行日记中说：“近日周身痒渐剧，解衣视之，虮虱成群，往时奔走甚劳，故不觉耳。”清贫如此。
严重一生都在思考修身齐家、救国救民的道理，即使在军校学习及后来带兵训练、打仗也从未间断。在太乙村隐居后，专心研读，除史学外，大都以哲学为中心，先贤古籍、时人近作以及外国译著，无所不读，每年读书几十种。他曾对来访的袁守谦说，自己从小立志做学问，要从学术上开辟一条人生可行之大道，但绝不能轻易著述，要闭门再读几年书，以期深造。所以在太乙村期间，除了1929年冬写成《大学辨宗》一书外并未再有著作，只是读书思考。最终于1943年在成都写成《<礼记•大学篇>考释》及《<大学>释义》二书，其所有学术见解均体现在二书之中。
黄埔军校时期的严重（左一）
1931年蒋介石捕杀邓演达，噩耗传到庐山，严重悲吟“痛哭到千古，狂歌入万山”，誓不再出。然而国家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即使退隐，“虽置身世局之外，而其忧世也弥切弥深。”（梁漱溟语）。由于严重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虽然对蒋介石极端失望，但没有参与任何反对派，所以蒋介石曾多次通过陈诚力邀他复出，甚至亲自到访他的“劬园”，但蒋从前门进，他从后门逃去。直到七七事变爆发，民族危亡之际，严重才毅然出山，本欲投身抗日大军，但再次被委任为湖北民政厅长，并于次年代理省主席。
由于日寇的步步进逼，湖北渐次失守，抗日救亡，千头万绪，严重以羸弱的身躯勉力为之，废寝忘食，逐渐体力难支，1940年8月准辞。代理两年多，省主席特别办公费却毫厘未用，多年的励志苦行，深深地伤害了严重的身体，1944年的一次重感冒引起多种并发症，导致英年而长逝。陈诚说：“立三先生的廉介清操，可谓并世无两……立三先生一生简直过的是清苦不堪的生活。纵观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苦死的。”一生处于中华民族最不堪的年代，严重先生岂止身苦，心尤苦！
立德、立功、立言，谓之三立。严重先生品行高洁，功业显赫，时人称道，后人景仰，而其一生致力的哲学研究却似乎被遗忘了。严重提出“道在君后、道在世卿、道在师儒、道在庶民”这一历史性的道统观，针对朱熹“即物穷理”和王阳明“致良知”的支离难行，严重强调至善为本，强调修身而近道，更为平易可行。董必武称赞严重“自探千年立国奥”。黄维说：“关于严重的言行，是值得后人研究的一个题目。”梁漱溟先生更称严重为“真近世之醇儒也”，“以最切近平妥之功夫道路昭示学者，救正朱子、阳明过去解释《大学》之失，实为近八百年来未有之创获。”
【编后记】
担任过黄埔军校战术教官兼总队长的严重，是“所有人的大哥，没有人不尊敬他”（陈赓语），他是位颇值得书写的人物，在庐山隐居的这一段，是他人生的重大转变，很值得挖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