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绰号“东野之塔”的范文贵，得知自己仅被授予大尉军衔时，不禁勃然大怒，将桌子都掀了，怒道：老子抗战时就是主力团团长了。
数日后，改授中校军衔。
1915年，范文贵出生在直隶南皮县一个比较富庶的农民家庭里。
1.91米的身高，不要说是在当时，就是现在走在大街上，都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范文贵在村里读过三年小学。
1926年9月，军阀张宗昌所部第139旅，在南皮县焦山寺村剿匪时遭遇惨败。
败兵不如匪，不知是溃兵，还是大获全胜的土匪，都毫无忌惮的在当地大肆劫掠。
范文贵就读的小学，老师和校长都被土匪弄走了，从此不知去向。无奈之下，学校只好停办。
为了防备土匪，各村之间都开始大规模修筑围墙。除此之外，村里的男丁还要按时习练武艺。
当地是有名的武术之乡，所谓的武林高手，每个村都有几个，称得上是藏龙卧虎。
范文贵习武期间，很快就脱颖而出。
常言道“一力降十会”，身高体壮的范文贵，用不着练习那些晃人耳目的花架子，学到的都是一击必杀的真本事，与村里另外四个青年，并称五虎。
1933年冬天，渤海悍匪薛梦豪，带着2000多土匪，将东光县的西孙庄围困一个多月。
周围各村不愿看到土匪逞凶，暗中联合起来，在县保安团的协助下，于阴历11月15日，突然向土匪发起进攻。
由于范文贵个子高，被任命为冲锋队长。
薛梦豪被杀了个措手不及，损兵折将，铩羽而归，从此一蹶不振。范文贵也一战成名。
当地最大的河流宣惠河因为年久失修，每到夏季就会洪水泛滥。
1935年春季，国民政府拨了4万元，整修河务。
时任县长李邦典（上面一个竹字头下面一个典字），老实不客气的把这笔钱吞没了。然后又借此名义，勒令全县百姓，每亩农田缴纳一块钱的修河费。
当时全县耕地745,900亩，但其中绝大多数农田，都掌握在张、刘、侯、牛四家大地主手中。
这些人有钱有势，李邦典是惹不起的，他要收钱的土地，满打满算不足20万亩。普通百姓人均土地还不到一亩。
连年兵荒马乱，匪患横行，再加上天灾频发，普通百姓早就民不聊生，尤其是春季青黄不接，普通百姓只能成群结队的到大荒洼里挖草根充饥。
李邦典要征收的修河费，对生死边缘的普通百姓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出外乞讨。
地下党员刘格平来到小吴家村，商议扛缴修河费，范文贵作为村里的代表，结识了刘格平。
三月初，县保安团下乡强征修河费。3000多青年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在河堤上与保安团对峙。
最后逼迫李邦典，不得不下令停止收取修河费。
这次抗苛捐杂税行动中，范文贵被委以重任，成为刘格平的贴身警卫。
刘格平离开南皮，去往庆云县，继续主持抗交修河费的行动，范文贵也跟着刘格平去了庆云县。
这次行动遭遇挫折，刘格平身陷囹圄十年之久。范文贵只得悻悻的回到老家。
1935年6月，李邦典又下令收缴“讨赤捐”。
范文贵闻讯后，再一次召集人手揭竿而起。和赶过来镇压的国民党军，发生了短暂的冲突。
最终因为民怨沸腾，赶来增援的青年越来越多。
李邦典眼看局面失控，竟然带着搜刮来的财产，私自逃走了。
县保安团团长是由李邦典兼任的，现在团长没了，保安团也做鸟兽散了。
6月10日，南皮县国民党DB宣布解体。
而新县长文秉铎，迟迟不愿赴任，直到第二年8月，才心不甘，情不愿的宣布继任县长一职。
两次抗苛捐杂税的行动胜利后，几十个村庄联合起来组成联庄会，每个村有30多人，配发自购的枪支。
联庄会的主要任务还是防备土匪，队员们平时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听说哪里有匪情，就主动赶往增援。对活捉的土匪一律斩草除根。
土匪们对有联庄会的村庄避而远之。
为了彻底消除匪患，队员们还经常主动出击，寻找土匪作战。
范文贵是本村联庄会的头目，王寺村有个叫左振涛的头目，两个人同岁，私交非常不错。
1937年7月中旬，盐山县旧县镇（现千童镇）东街的李子英，来到南皮寨子镇大马家村，寻找天津沦陷前，一起在警局共事的张汝愚，商讨发动抗日起义的事宜。
随后张汝愚又找到了表弟左振涛。左振涛建议，游说联庄会参加起义。
左振涛要找的第一个人，就是范文贵，可一向敢作敢当的老范却犹豫了，此时他已娶妻生子，是家里的顶梁柱。
老范的母亲是个明事理的人，她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国难当头，报效国家义不容辞”。
7月15日，联庄会头目，除了范文贵、左振涛以外；还有金庄村的傅振武；潞灌村的潘自礼；寨子镇西街的王金忠等13人，带着200多名战士，准备参加旧县抗日大起义。
由于半路上遭遇大雨，耽误了行程，等范文贵等人赶到旧县时，已经是7月17日了。
虽然没有赶上参加起义仪式，却成为第一支参加起义部队的农民武装。
起义部队没有统一的军装，唯一的标志就是每人发了一个印有“杀日”字样的黑色袖章。
起义部队名为“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总兵力1500多人，下辖两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崔吉章。第二大队大队长李子英。
两个大队下辖6个中队，17个小队。
其中第六中队中队长左振涛。六中队下辖只有两个小队，人数是各中队中最少的。战斗力却是起义部队中最强的。
范文贵是六中队17小队的队长，这个数字对他来说，有着非常不凡的意义。
小队长以下还有班长，17小队中有5个班长，都是联庄会的弟兄。
起义部队的司令是刘景良，以前是土匪出身，当初他带着400多人参加起义，是人数最多的。
刘景良以前在南皮吃过联庄会的亏，现在他大权在握，准备公报私仇，以北上抗日为由，将起义部队带至到南皮县的齐家洼、狼儿口村一带，就驻扎下来，图谋不轨。
左振涛和范文贵感觉刘景良居心叵测，于是暗中通知各村联庄会，准备应对刘景良的偷袭。
刘景良也感觉出，当地百姓对他的敌意，却又无可奈何。
一天夜间，刘景良率领心腹500多人，自作主张，脱离起义部队，并攻占只有日伪军三十多人守护的乐陵县城。
刘景良叛变，起义部队元气大伤。
起义部队在刘集村进行整训，并进行新的人事任命。
一直认为起义部队司令职务是囊中之物的崔吉章，意外落选，恼羞成怒的他，也带着400多人，离开了起义部队。
起义部队连续两次遭遇叛变，总兵力只剩下500多人，6个中队中，只有六中队没有出现叛徒。
从原先兵力最弱的中队，一跃成为兵力最雄厚的。
随后起义部队又改称第31游击支队，由邢仁甫任支队长。
起义部队的几个负责人，大多数都是地下党员，他们都不愿起义部队变成国军。后来有人解释，现在八路军的全称，和参加旧县起义的部队的前缀，是一模一样的。几位起义部队的负责人，这才不情愿的接受了第31支队的任命。
十月中旬，参加过卢沟桥战斗的第29路军高炮部队，在县城以西击落日军木更津航空队飞机一架，飞机坠毁在旷野上。
范文贵带人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发现5名日军飞行人员全部毙命，这次行动，缴获手枪五支，机载重机枪一挺。
两天后，日军一个搜索队，出现在坠机现场，试图寻找是否有幸存人员。
不料第29路军早就恭候多时，一顿猛烈枪炮声，二十多个鬼子，顿时领了盒饭。
第29军的人财大气粗，明显是管杀不管埋，打完仗，战利品都不要，就匆匆离开，沿运河东岸继续向南撤退。
这一次又是范文贵带人最早抵达现场，不但缴获了大量战利品，还让跑过来看热闹的老百姓，误以为这些鬼子，都是被第31支队消灭的。
从此第31支队声名鹊起，前来报名参军的人络绎不绝。
12月中旬，第31支队在马坊，伏击了日军一个车队，击毙日军三人，其中包括日军顾问大盐谦治，并缴获吉普车一辆。
邢仁甫把缴获的吉普车，以及这次战斗中缴获的武器。送给山东的沈鸿烈邀功，结果不要说军饷，就是一粒子弹都没换回来。
为此第31支队上下愤愤不已，从此开始脱离国军系列。
第31支队四处出击，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相继收复了盐山、无棣、乐陵、庆云等四座县城。
1938年3月中旬，第17中队突然挥师西进，先后收复收复了南皮县域董村、黑龙村、王木匠、马村一百多个村庄。形成了一个面积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抗日根据地。
第31支队的兵力，截止到1938年4月底，已经超过1万人。编成17个大队，范文贵任17大队的大队长。
7月4日，八路军将领孙继先，率领一支700多人的津浦支队进入冀鲁边区。
两天后，总兵力400多人的八路军永兴支队，在支队长曾国华，政委李宽和任政委，副支队长龙书金的率领下来到冀鲁边区。
一个月后，八路军115师第343旅政委肖华，率领130多人的“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来到冀鲁边区。
这也意味着第31支队正式编入八路军序列。
肖华随即着手对云集在冀鲁边区的八路军队伍进行改编。
孙继先的津浦支队，改编为八路军东进纵队第四支队。
曾国华的永兴支队，被改编为第5支队。
第31支队一部，被正式改编为八路军东进纵队第六支队。下辖第7、8、9三个团。支队长邢仁甫，政委周贯五。
肖华的东进纵队，改名为运河支队。
四个支队总兵力42,000人。
11月初，孙继先率领第四支队5000多人，去往鲁南地区。后来成为八路军教导一旅的主力。
12月初，曾国华率领第五支队6000多人，开赴鲁中地区。后来成为八路军教导二旅主力。
与范文贵一起参军的左振涛、李子英等战友，随部队南下，他们都是团职干部了。
本来范文贵所在的特务团，以及第六支队的第八团也被编为一个支队，支队长龙书金，准备赶赴鲁中地区，并已经做好了出发准备。
就在这个时候，冀鲁边区的实际负责人杨靖远，为了说服当地土匪头子孙仲文参加抗日队伍。只带了一名姓吴警卫人员，深入虎穴。
不成想孙仲文出尔反尔，将杨靖远枪杀在盐山县大赵村。并将尸体用铡刀铡成三截，把头颅挂在城门上示众。
警卫员小吴九死一生，杀出重围，将噩耗向肖华等首长作了汇报。
杨靖远原名赵荣山，1902年出生在辽宁沈阳东陵。医校毕业后，因为医术精湛，成为沈阳锦州一带远近闻名的名医。
九一八事变后，杨靖远带领几名学生，在铁路隧道内击毙日军17人，而后驾驶火车逃到北平，后来参加了八路军，1938年4月份刚来到冀鲁边区。他也是八路军初期，屈指可数的传奇英雄。
杨靖远的牺牲，让人意识到警卫人员的重要性。随即龙书金支队南下计划取消，其所辖特务团，负责边区政府及各首长的安全。
范文贵因为身材魁梧，身手敏捷，会给人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因此被任命为特务团副团长。
特务团的团长陈二虎，以前是名震渤海的海匪，他嫉恶如仇，尤其对日本兵，向来不留活口，他杀过多少日本人不知道，只知道被他干掉的日军舰船，绝对超过一百艘。
陈二虎是邢仁甫的结拜兄弟，邢仁甫的指挥部，就设在渤海中的望子岛上。
另外陈二虎还负责供应冀鲁边区各部队所必需的枪弹、粮食、药品等物资。
说实话，范文贵论资历，远不及陈二虎。好在他们一个负责海上，一个负责陆上，平时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
1939年9月，肖华率领运河支队12,000余人，离开冀鲁边区，前往鲁西地区。
第二年年五月，八路军115师第六支队战斗力最强的第7团，以及地方部队共7500多人，正式编成鲁南支队，南下补充进山东二旅。
十月，冀鲁边区野战部队1.5余人，被改编为八路军115师教导第六旅，旅长邢仁甫，副旅长龙书金、黄骅。下辖第16、17、18三个团，另外还有一个海上特务团，几个团长分别为杨承德、杨柳新、龙书金（兼）、陈二虎。
其中海上特务团是邢仁甫的嫡系，兵力比其他兄弟部队多一些，陈二虎手下有2000多人，剩下的1000多人，属于范文贵指挥。
范文贵指挥的人数虽然少些，可是平时执行警卫任务的次数，却比陈二虎的人多得多，而且危险性也更大。
好在范文贵恪尽职守，几年间没有出过太大的差错。
1942年6月，日酋冈村宁次集结日军独立第五混成旅团、第七混成旅团、第三十二师团、第二十七师团共两万多人，对冀鲁边区进行残酷的大“扫荡”。
为了取得反扫荡胜利，冀鲁边区大批军政干部，在四柳林（宫柳林、王柳林、赵柳林、孙柳林)村召开会议。
范文贵指挥特务团一个连，军区警卫连，鬲津县（1942年年底撤销）青年连，青抗先一个连（60多人）负责警卫任务。
由于会议持续时间太长，暴露行踪。四柳林遭到日军重兵包围，经过两个昼夜的激战，八路军损失惨重，参加会议的240多名军政干部壮烈牺牲。
执行警卫任务的部队，更是伤亡惨重。事后统计，在这次战斗中，只有20多人成功突围。
范文贵和特务连的战士们都配备了战马，他们开始突出重围，但是为了营救被包围的战友，再次杀入重围。
结果再次遭日军包围，经过一番血战，战士们全部牺牲，只有范文贵和警卫员成功脱险。
四柳林战斗，是冀鲁边区由盛而衰的开始，从此以后，厄运一直笼罩。
第16团团长杨承德，18团团长杨柳新相继牺牲，延安为冀鲁边区补充的一个干部连200多人，在南皮杨八庄遭日军包围，全部牺牲。
教导六旅各部队，被迫转移到沿海一带，在芦苇荡中与日寇展开游击战。
突围后的范文贵，面对日军的围追堵截，根本找不到老部队。但长时间的不归队，又容易被怀疑做了叛徒，无奈之下，只得带着警卫员，参加了八路军南皮县独立营。
按照军分区序列，也称第八独立营。
独立营营长连振明，副营长牟致祥，虽然和范文贵年龄相当，可他们原来都是第29路军的军官，无论资历，还是军事才能，范文贵都还有所不及，所以在县大队，任青年连连长。
县大队下辖三个连，青年连战斗力最弱，可是在范文贵的指挥下，迅速成为战斗力最强悍的连队。
1943年2月，县独立营改称南皮县大队，范文贵任三连连长。
三连组建时间短，新兵多，武器弹药都严重不足。
范文贵挑了十几个战士，换上缴获的鬼子军服，径直闯进一个只有伪军驻扎的据点里。以“训话”为名，把七十多个伪军，全部召集到院里列队。
由于没有合适的尺寸，范文贵就是一身便装，被伪军队长看出破绽，眼看场面就要失控。
范文贵大喝一声，上前一步，抓起伪军队长，直接摔得没了呼吸。
就这样，范文贵没费一枪一弹，就缴获长短枪70余支，其中包括两挺机枪，另外还有4000多发子弹。
三连装备一新，与主力部队相比都不遑多让。
不过由于邢仁甫叛变，八路军教导六旅的番号被取消，旅指挥部所在的望子岛也遭日军攻占，团长陈二虎被顽军杀害，海上特务团几乎全军覆没。所以地方部队升级主力部队的进程，被按下暂停键。
1945年3月9日，范文贵带人驻扎在郭家坊村，周庄村民张俊兴等三人，送来一名M军飞行员谢罗曼，他在执行轰炸任务时被击落，受了伤，幸好被附近村民搭救后，送到郭家坊村。
为了抓捕受伤的飞行员，附近五个县的日伪军，对周庄周围几十个村庄，进行了连续半个多月的严密搜索，最终一无所获。
原来范文贵带人，护送谢罗曼到八路军渤海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部，在这里，范文贵见到了时任二分区司令员龙书金。
两个人都流泪了，这一年多物是人非，牺牲的战友太多了。
8月7日，范文贵带人在县城西安家洼村设伏，伏击了日伪军一个运输队，活捉伪县长谢有升，日军顾问中村少佐，及以下日伪军130多人，缴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光是弹药就有两大车。
日本投降后，县大队改称第八独立营，全营700人。
1945年9月，冀鲁边区11县的独立营，合编为渤海独立旅，全旅5500人，旅长刘其人。因为兵力接近一个师，所以又称刘其人师。
一年前冀鲁边区和清河军区合并，统称为渤海军区。
因为冀鲁边区的军政干部伤亡太大，因此新成立的渤海军区的指挥机关，几乎都是原来清河军区的。像范文贵这种冀鲁边区的老人，没几个首长认识他。
独立旅组建时间短，三个团长都来自于清河军区，资历浅，指挥能力也很一般。再加上他们也没有长途行军的经验，于是在路上，遭遇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走了50多天，这些来自平原的战士们，终于领略到塞北冰天雪地的冷酷。部队发生严重的冻伤，不得不在滦平县的小城子村进行休整。
补充棉衣、被褥、干粮，并请当地人讲述御寒的经验。
1946年1月2日，独立旅经过20天的休整，继续北上。一路上经过赤峰、通辽等地，于2月1日到达开鲁。
一路上打了好几仗，部队伤亡很大，到达开鲁吃大年饺子时，独立旅只剩下3500多人了。
过了春节，部队继续北上，最后到达辽北省的扶余、肇州一带。
在这里独立旅式并入杨国夫的山东七师。此时的山东七师有6个团，兵力14,000多人，是东北民主联军师级单位中，兵力最雄厚的。
4月中旬，独立旅参加了攻打长春的战斗，并攻克战略要地飞机场，缴获飞机一架。
战后来不及休整，迅速南下参加四平保卫战。
战斗中，山东七师面对的，是蒋军战斗力最强的新一军。
山东七师在山海关与蒋军精锐曾经有过一番较量，因此打得有板有眼。但独立旅第一次打防御战，有些很不适应。
期间更是集结兵力，准备偷袭敌军阵地。
结果部队拥挤在一个山沟里，遭到敌军炮火覆盖，伤亡了1000多人。
101首长批评这是典型的“小游击队袭击敌人的打法”。
5月15日，四平保卫战失利。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奉命向北撤退。
独立旅被留在三道林子阵地，阻击敌人的追兵。直到5月18日，部队才接到撤退的命令。
但是由于东总作战科长王继芳叛变，独立旅撤退路线遭泄露，范文贵所在部队被打散，在人生地不熟的东北，走投无路的他，被迫历尽艰辛，与其他几名战友一路，回到老家河北南皮。
而此时的老家也并不安全，投靠蒋军的日伪军，组成的还乡团，经常成群结队的跑到乡下来，对农会干部以及军属，进行毫无人性的残杀。
范文贵的妻子和孩子，就是被还乡团逼的，有家也不敢回。
范文贵刚回到家，就遭到还乡团的追杀，幸亏他足够机警，才躲过一劫。
范文贵想在村里当民兵连长，支书赵丛林说：这样不明不白的跑回来，不是逃兵，也是逃兵，不如回老部队，谋个前程。
范文贵听从劝导，于1947年11月只身返回东北。此时山东七师已经和新四军三师七旅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渤海独立旅改编为第18师。师长是王兆湘。
当时正值民主联军最困难之际，像范文贵这种能主动归队的，没有受到任何追究，继续担任第52团警卫连连长。
团长黄荣海是个老红军，打仗很有一套，在冀鲁边区时，范文贵与也黄荣海职务相当的老战友。
1947年6月四平攻坚战，六纵17师表现出色，赢得了“攻坚老虎”的美誉。辉煌的背后是巨大的伤亡数字。
101首长下令，六纵各部队，将战斗力最强的一连，划拨给17师。
十七师师长龙书金担心有战友作弊，表示划拨给他的部队要亲自挑选。
结果龙书金来到第52团，一眼就看到了身材高大的范文贵，指名点姓要把他带走。
黄荣海不同意，龙书金就拿101的命令来压人。最终如愿以偿。回来直接任命范文贵任17师师直警卫营营长。
范文贵在六纵出了名，很多人为他的遭遇唏嘘不已。
东北野战军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三调17师”的故事。野司把六纵17师，向来是当成主力纵队使用的。
而范文贵也因为工作的关系，让野司的首长们，深深的记住了他。
17师在以后的冬季攻势，锦州攻坚战，辽西围歼战中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而范文贵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才能，更是让知人善任的野司首长们眼前一亮。多次提出，让他到16师担任团长。理由是他个子太高，目标太大，在实施爆破时容易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
但终因龙书金的袒护，范文贵始终没有得到提拔。
由于17师的特殊性，警卫营一直处于超编状态，全营1100多人，跟其他野战军的一个团，兵力都相差无几。
平津战役中，范文贵的警卫营，采用人工爆破方式一举突破西营门，其高效、高超的战术，让并肩作战的第三十八军都叹为观止。
平津战役后，龙书金升任第43军副军长，黄荣海接任第128师（原17师）师长一职。而空缺出来的第385团（原52团）长一职则另有他人接任。
让范文贵难以释怀的是，新团长张逸民1946年参军，年龄更是足足比他小了15岁。
范文贵不顾龙书金等首长的苦苦挽留，执意离开野战部队，到天津警备区任职。
当时天津警备区属华北野战军第二十兵团兼管，范文贵妥妥的正团职。
不料两年后改为第66军兼管，警备区也由兵团级变成正军级。这也意味着范文贵又降了一级。
可他万万没料到，1955年授衔时，仅被授予大尉军衔。
范文贵勃然大怒，当场把桌子掀了，他说：老子抗战时就是主力团团长了。
一年后，范文贵连升两级，授中校军衔，也算是对他抗战时期贡献的一种肯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