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升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永乐大典》共 22937 卷（其中目录 60 卷），装成 11095 册，是我国古代最大的类书，自明成祖六年（1408）抄成后，没有印行。嘉靖末年又抄一副本，正本于明末流传已不清楚，副本则历尽劫难，至今只有八百余卷存世。
《永乐大典》（以下省称《大典》）是具有世界性影响和知名度的古书，其收罗资料丰富，卷帙浩繁，影响深远，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说，都堪称中国古代之经典性巨著，实为书籍史上的长城和丰碑。
当前，《永乐大典》系统性保护、整理与出版工程已被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由中宣部古籍办牵头，集中全国多家单位共同参与攻关。本人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永乐大典》综合研究、复原”是该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有序推进。为了进一步推动《永乐大典》研究与整理，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本项目组承办的“《永乐大典》研究与整理新进展”学术研讨会于2023年10月14日成功举办。来自中国国家图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长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三十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共报告论文18篇，涉及《永乐大典》与《永乐大典目录》的编撰、《永乐大典》征引文献、《永乐大典》副本流传与署名页、《永乐大典》的物质形态等方面内容，展现了与会学者对《永乐大典》研究的前沿性思考。得益于北京师范大学科研基金的支持，我们将此次会议论文汇编出版，以供学界同仁交流，或可备商量旧学、培养新知之一助。
本人借此机会，谨将关于《永乐大典》研究与复原的思考和认识汇报如下，请学界批评指正。
一、《大典》研究
《大典》研究，从缪荃孙《永乐大典考》（1908 年）开始，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其成就是显著的。例如，对《大典》编纂人员的考证，已可得四百多人；对正本下落的研究，大致可推断正本毁于明亡之际；对副本数量与收藏地的调查也基本清楚；大典本与《四库全书》（以下省称《四库》）关系密切，其相关研究成果更为丰富。此外，对《大典》编纂体例等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尤其对《大典》引书的研究，目前已有多篇论文专门讨论，其基本共识为：《大典》所引有出自原书者（如全书、全文之引录），有出自前代类书或汇编之书的（如节录部分。这部分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纂修官从原书摘出的）。
本人研究《大典》二十余年，就个人的体会而言，《大典》研究现在进入了一个瓶颈期，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新的、重要的研究问题难以发现、提出； 另一方面对已有研究的推进比较缓慢，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材料有限。《大典》研究的主要材料不外乎三类：其一为现有的《大典》残本。这些残本已有多种数据库、影印本，有的甚至有整理本，最近又有很多高清影像资源，十分方便读者阅读、利用，以从事辑佚、校勘、研究等工作。其二为大典本，尤其是清末《大典》大规模散亡之前所辑出之大典本。学界目前对《四库》大典本的研究比较深入。其三为有关《大典》的相关记载。这方面的材料，从袁同礼集中搜辑开始，经学者不断积累和添加（本人亦曾编有《永乐大典研究资料辑刊》），其基本和主要的材料已为研究者所熟知，且容易获得。
如果要寻求新的突破，我们只有寄希望于：一方面需要发现新的《大典》残本和大典本（事实上，每次有新的《大典》残本的发现都会引起《大典》研究短暂的热潮）；另一方面找到更多有关《大典》的相关记载材料（如有的学者从方志、家谱中找材料，有的学者从外文书档中找材料）。前者偶然性很大，可遇而不可求。后者虽有可能，而且确实能获得一些新材料，如最近刘波利用方志补充考证《大典》参修者，高树伟利用家谱考证参修者和录副者，刘怡飞利用英文材料考证莫理循旧藏《大典》的流传与下落，本人亦曾利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材料考证该馆入藏《大典》之时间与数量。但是，总的来看，这些材料所起的也是小修小补的作用，而重要的材料还是难以觅得。
既然今后发现更多、更重要的《大典》研究相关材料的可能性比较小，那么我们如何寻求突破呢？我认为有两条途径：
其一，就现有材料进行“精耕细作”，仍是今后很长时间内要做的主要工作。本人最近撰写了《〈永乐大典〉录副本的誊录、圈点及总叶数》一文，其基本材料即是《大典》残本的署名页。依据对誊录、圈点者署名方式和人数的统计分析，拙文认为，《大典》录副本誊录由官员与非官员组成，在署名页中分别著录为：写书官 + 官名 + 姓名，书写 + 身份 + 姓名；誊录的来源有二：从两房官（包括中书舍人及带衔办事官员）中选派，从在京的举人、监生、生员、儒士内考选。日常在馆的誊录数为110名（每馆各11名），日常在馆圈点者共20名（每馆各2名）。上述研究有助于我们探讨录副之进程、运作，乃至于正本的誊录情况。
其二，创新思路，以大典本为抓手，通过复原《大典》，寻求《大典》研究的新突破。一般来说，大典本的主要内容或部分内容是出自《大典》的， 如果能将其复原回《大典》，即可视为《大典》之新发现。然而，目前关于大典本（主要是《四库》大典本）的研究虽然比较多，但很少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现存大典本有6000余卷，其中有一些是标明《大典》出处的。如果我们能将这些大典本复原回《大典》，既可以新获得一部分《大典》之内容，亦可以据此更清楚地了解大典本之辑佚过程（主要指四库馆辑佚）及《大典》之编修情况。例如，通过复原，可以考证《大典》录入各书的底本，事目是如何编排的，材料是如何搜集的，参修者是如何分工合作的，等等，从而全面推进《大典》研究。
二、《大典》复原
《大典》一直以来颇受人们重视，尤其是清乾隆年间从中辑得佚书数百种，此后《大典》辑佚之风甚盛，影响至今，仍有人乐此不疲，形成了史上颇负盛名的大典本。可以说，大典本是中国典籍的一道靓丽的风景，很特殊，也很有意义。它是辑佚的范例，也是版本学上独有的一类。但是，我们都想从《大典》中辑佚书，而《大典》本身也是佚书（即残佚，部分佚），是否需要辑呢？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典》虽已亡佚绝大部分，但是在其亡佚之前，人们已从《大典》辑出很多佚书，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已辑出之佚书来复原《大典》，也即是通过大典本来复原《大典》。这是一种反哺式的辑佚：大典本辑佚书为《大典》之子，兹又回馈《大典》。事实上，这样一种文献整理方法和思路还可以进一步推广，成为今后辑佚的一个新方向。
需要说明的是，以往谈《大典》辑佚，均指从《大典》中辑佚书，而这里谈《大典》辑佚，是指对《大典》本身的辑佚，因此，为与之前的概念相区别，故称《大典》复原。当然，这种复原并不是文物意义上的复原，不是物质层面的复原，而是文献学意义上的复原，是文本（包括文字内容、体例、形式）复原。因此，《大典》复原只是内容上的“重生”与发现，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书重现。
（一）总体思路
如前所述，大典本是《大典》复原的主要材料，我们要充分利用好存世的大典本。此外，清朝有些非大典本书籍也或多或少会引用到《大典》，这些材料虽然比较零散，但也应该注意。尤为重要的是，《大典》所引书仍有很多存世，这些书也可以作为复原《大典》的主要材料。在以上这些思考的基础上，我们制订了如下复原计划。
1. 以大典本复原《大典》
存世的大典本非常多，因此，据大典本复原是复原《大典》的主要途径。首先，将现存的大典本编一个总目录，以反映现存大典本的全貌。当然，我们要仔细区分大典本中哪些全部或主要内容来自《大典》，哪些只是据《大典》作补辑或校补，前者是我们主要利用的对象，后者只能起拾遗补缺的作用；我们还要区分大典本中哪些是据现存的《大典》残本辑出的，哪些是据佚失的《大典》辑出的。比较而言，前者价值不大，我们主要利用的当然是后者。其次，我们利用现存大典本复原《大典》。对大典本的利用，可分两步来实施：第一步，标佚文出处者，据其出处将这些佚文一一复原回《大典》。例如，《宋会要辑稿》、《旧五代史》（熊罗宿影印武英殿抄本）、《春秋会义》、《九国志》、朱申《礼记句解》、《彭氏纂图注义》，以及文廷式、缪荃孙的一些辑佚书等均有《大典》佚文出处。如《宋会要辑稿·帝系一》的“僖祖立道肇基积德起功懿文宪武睿和至孝皇帝……”一条，出自《大典》卷一二三〇〇， 即可直接将此条复原回此卷。大典本《旧五代史》卷八、九、十，分别为“梁书·末帝纪”上、中、下，全部出自《永乐大典》卷六六〇五。参考《大典》目录和体例，我们可以将此三卷复原回《永乐大典》卷六六〇五。第二步，没标佚文出处者，我们会一一考证其出处，然后再将其复原回《大典》。我们先做第一步的复原，然后根据积累的经验再做第二步的复原。
2.以其他书所引《大典》材料复原《大典》
除了大典本之外，还有一些书籍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引用过《大典》，而这部分引文又为现存《大典》或大典本阙佚之部分，我们即可据其来复原《大典》。我们在利用这部分材料时要注意以下两点：其一，有些书只是利用《大典》材料作校勘，而不是直接引用《大典》原文。对于这部分内容我们要合理地使用。其二，有些书所引材料并不直言出自《大典》，但我们据相关材料可推知其出自《大典》。对于引用过《大典》之书籍（大典本除外）的搜集，我们主要通过这样的方法进行：其一，依据目前相关的研究中提到的线索，搜集该类书目，并查明其存佚情况。其二，依据古籍数据库进行检索， 搜集该类书目及有关材料。其三，近代以前曾经看过《大典》的学者所校勘、辑佚之书籍。上述三种方法可以同时进行。我们把通过上述方法搜得的材料，借鉴上一阶段总结的方法和经验，再参照《大典》目录、体例等，将其复原为《大典》之内容。
3.利用其他可补《大典》之书籍来复原
据《大典》目录可知，其中有明言采自何书者，可以推断《大典》某卷收录的内容，若其所采之书存世，即可据以复原。我们主要采取以下步骤来复原：第一步，制订“《大典》目录引书存佚表”；第二步，制订“现存《大典》残本引书存佚表”；第三步，制订“《文渊阁书目》所收书存佚表”；最后，我们综合以上三表，再进行校正、去重，就应该可以得出比较完整准确的《大典》引书存佚表。我们据此表统计可知，《大典》引书现存者（包括辑 佚本）有多少，亡佚者有多少，即可大致推算出我们复原《大典》所能达到的最大量。我们把通过上述方法搜得的材料，借鉴上两个阶段总结的方法和经验，再参照《大典》目录、体例等，将其复原为《大典》之内容。
最后，我们将上述复原成果汇编起来，再加上现存《大典》残本（包括目录），最终形成《永乐大典（复原本）》（包括全文版和图像版）。
（二）目前的进展
我们在项目开展之初即拟定了复原分工表，由项目成员根据个人的情况提供拟复原的卷次，然后陆续完成复原和不断添加新的拟复原卷次。目前已形成约三千卷的分工表，其中已提交的复原稿件约两千卷。
上述已复原的稿件，均严格按照我们拟定的“复原体例”撰成长编，其中既体现了《大典》的格式规范，又有新加的校勘，以及“前言”（复原依据、材料等相关说明）。例如，“据《九国志》复原《大典》卷一八一三四至一八一三七”的前言如下：
《九国志》是关于五代十国时期十国史事的纪传体史书，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流传颇广，影响颇大。原书为宋朝路振所撰，共四十九卷，分世家、列传之目，包括九国，分别为吴、南唐、前蜀、后蜀、东汉（即北汉）、南汉、闽、楚、吴越。后又有张唐英补撰《北楚》二卷，加上原书共为五十一卷，仍用“九国志”之名。据载，原书曾流传至清初， 而清代中期以后则不见原书之相关著录，估计已失传。清乾隆年间四库馆开馆，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九国志》，但并没有将其收进《四库》及《四库总目》。周梦棠将大典本《九国志》整理为十二卷，收列传一百三十六首，且保留了各篇传记在《大典》的出处。目前所见之大典本《九国志》各版本（其中《守山阁丛书》本较为通行），均是由周氏整理本衍生出来的。据各篇传记所标之《大典》出处可知，大典本《九国志》之全部内容均出自《大典》卷一八一三四至一八一三七。以下即以《守山阁丛书》本为底本（不再一一标明佚文出处），以清抄本等作为参校本，复原《大典》卷一八一三四至一八一三七。其编排依据，可参张升《大典本〈九国志〉之版本、编次与整理》（载《史学史研究》2021 年第4期 ）。
三、复原与研究的相互促进
经过我们初期复原的实践可以发现，复原与研究是相互促进的，研究是复原的基础，而复原又可验证或修正我们的研究。例如，《大典》目录是我们复原的最主要依据，但据我们考察，《大典》目录所载偶有失误之处，我们需要参考《大典》编纂规则，并与正文相参证，对目录中的失误作纠正，然后才能合理地进行复原。
又如，存世的抄本《永乐琴书集成》二十卷在以往多被误认为抄袭《琴书大全》而成的伪书，但据我们考证，《永乐琴书集成》为明永乐初年敕撰之有关琴学的专题类书，随后被整书收入《大典》卷九五一二至九五三四“琴”字“大明永乐琴书集成”。现存《永乐琴书集成》内容和来源均可靠与真实，我们完全可以据其复原《大典》卷九五一二至九五三四，这样又可新得《大典》二十卷之内容。
又如，大典本《九国志》几乎每条佚文都标明其在《大典》的出处，注明出自《大典》何卷、何页，我们可以据此复原《大典》卷一八一三四至一八一三七共四卷。而且，通过复原，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大典本编排顺序是否合理，内容是否完整，所标示的卷次、页码是否正确，等等。例如， 复原后的卷一八一三七应与《大典》原卷内容差不多（共二十余页），但大典本《九国志》中该卷所收北楚将只有一位。从页数来看，该卷不太可能再收他书中的北楚将传，而北楚将传也不太可能收于《大典》其他卷次，且乾隆时《大典》卷一八一三七并无缺佚，但是，《九国志》原书“北楚”部分有两卷之多，不至于只载一位将领的传记，因此，本人怀疑《大典》编纂时原书“北楚”部分可能已有缺佚。总之，参照大典本《九国志》的整理个案，我们可以逐一开展对所有大典本的重新整理：既复原了《大典》的部分内容，又可据复原之《大典》重新检讨和整理这些大典本。
至于《文子缵义》的情况相对更复杂一些，我们需要在复原与研究之间反复比较。《文子》（共十二篇）为道家重要之经典，在唐玄宗时得诏封为《通玄真经》，也常被简称为《通玄经》。元朝杜道坚为《文子》作解说，成《文子缵义》（又可称《通玄真经缵义》）十二卷，后被收入《正统道藏》。清乾隆年间开馆修《四库全书》，从《大典》中辑出《文子缵义》大部分内容，复厘为十二卷，并以活字印行，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
《文子缵义》是对《文子》的注释（缵义），因此其缵义部分一般会收载在《文子》相应的各篇原文之下。《文子》各篇在《大典》中的收载卷次曾有明确的记录，据《大典》卷一〇二八六“子·道家子书五”载：“《仙传》：……其著曰《文子》，天宝中封为通玄真人，书曰《通玄真经》。其著书一十二篇，一曰道原（详原字），二曰精诚（详诚字），三曰九守（详守字），四曰符言（详言字），五曰道德（详德字），六曰上德（详德字），七曰微明（详明字），八曰自然（详然字），九曰下德（详德字），十曰止（上）仁（详仁字），十一曰上义（详义字），十二曰上礼（详礼字）。”可以看出，《文子》一书在收进《大典》时是完整的，而且各篇分别收载入《大典》相应各字之下。既然如此，《文子缵义》也应该收载在上述各篇之下。
但是，我们检《大典》目录后发现，上述的出处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其中符言、上礼、上义、上德、下德、微明六篇的出处与《大典》收载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即《大典》目录相应各字下均明确标明收载此六篇。不过，道原篇此处标为收于原字下，而《大典》目录显示则是收于道字下。可见，前引《大典》卷一〇二八六的记录可能只是《大典》编者原来的设想，但后来又对收载卷次作了个别调整。而且，查《大典》目录，精诚、自然、九守、道德、上仁五篇在上述所标示的各字下并没有收载，而《大典》目录其他字下也没有收载，这是为什么呢？本人推测，这五篇肯定也是收载在《大典》的，而且很可能收在卷一〇二八六所记录的各字之下，但《大典》目录的编者由于疏漏而没有将其在目录中明确标示出来。
虽然《大典》收载了《文子》全书，但四库馆臣只从《大典》中辑出七篇缵义（实则六篇有缵义，一篇只有旧注）：“其精诚、符言、上德、微明、自然、下德、上义七篇，首尾完备，惟道原、十守、道德、上仁、上礼五篇， 原本失载。或修《永乐大典》之时已散佚不完欤？”（《四库全书总目》“《文子缵义》提要”）这又是为什么呢？是收入《大典》时《文子缵义》已有残缺，还是四库馆臣失检所致？现存《文子缵义》各篇均有缵义，且馆臣认为大典本自然篇是首尾完整的，但为何大典本自然篇只有旧注而没有缵义？此外，目前关于《文子缵义》的研究，都没提到有旧注，《正统道藏》本也没有旧注，而且，大典本只有上德、自然、下德三篇有旧注（另，微明篇只有一条旧注）。如果如提要所云，七篇都是首尾完整的，为何只有三篇有旧注呢？ 因此，旧注是否为《文子缵义》原书所有，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总之，我们以大典本《文子缵义》来复原《大典》，确实会遇到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文子缵义》在收入《大典》时是全是缺；《大典》正文所标示的出处并不可靠，而《大典》目录所标示的出处又不全，《文子缵义》有些篇目需要考证其在《大典》的卷次；旧注是否为《文子缵义》之一部分。当然， 通过对大典本《文子缵义》个案的考察，我们对如何确定佚文在《大典》中的位置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其一，《大典》正文中的“详某字”的收载位置标示未必可信，因为《大典》正文中的“详某字”是编者初步的考虑，而《大典》目录是据最后的定稿编写的，其所标示的出处更可信。其二，《大典》目录有时并未能完全反映其下各卷的收书情况。这些认识对于研究《大典》、大典本和《大典》复原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上述《文子缵义》的例子进一步证明，如果我们不弄清楚《大典》所引原书及大典本，就无法准确地复原《大典》。因此，我们要将研究与复原紧密结合，边研究边复原，以期实现研究与复原的互相促进。
■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综合编辑室
供稿 | 许海燕 编辑 | 邓旭欣
监制 | 张颀
审核 | 弘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