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武云溥
“故乡”是一个尴尬的词汇，似乎我们都应该无比熟悉自己的故乡，但往往提起来又不知从何下嘴。我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华北小县城，赶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进入大城市，故乡其实还没有来得及完整塑造我的三观，就被这大迁徙时代的洪流冲得七零八落。
那就从我出生的地方说起吧。
医院
大部分人在医院里出生，在别的什么地方长大；偶尔打针吃药，对医院这种地方抱有或多或少的恐惧。因为父母是医生的缘故，我既在医院里出生，也在医院里长大，我不怕医院，这里是我的家。
我生长的医院，在河北一个县级市“藁城”，距离省会石家庄三十公里，走现在修得平整的大公路，也就半小时车程。中国的县级市如果搞经济的思路稍微活泛一些，大体经历了差不多的发展历程：先由“县”改“市”，再从县级市升格成某个较大城市的市辖区——我的老家就是这样，现在官方称谓是“石家庄市藁城区”。我挺喜欢藁城这个名字，我们藁城人，搞啥都成。
地名几番更迭，其实于当地居民来说，并无太大分别。无论街道的样貌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大多数三四线城市都像是一个模板复制出来的。道路的名字不外乎中山路、胜利路等等，居民们做点小生意，或者在某个机关单位谋份差使，生活平淡，乏善可陈。许多年前有个亲戚告诉我，他们单位里所有人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是抱起电话机，拨通某个亲朋好友的电话，闲扯大半天，中午去喝酒，下午回家呼呼大睡，如此日复一日，直到大厦……你知道我并不是想唱万能青年旅店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这首歌是很久以后才出现的。石家庄曾经名列某媒体评选的全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这榜单不虚。
但是这样一块地方生长出来的人，偶尔也会做出惊人之举。歌里唱的“大厦崩塌”怎么来的呢？2001年，有个疯狂的罪犯买了五百公斤炸药，炸塌了市区里的几栋楼，造成上百人丧生。这个人叫靳如超，据说是因为家庭纠纷，他想报复前妻一家，结果顺带杀死了很多无辜的邻居，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石家庄爆炸案。后来又过了很多年，石家庄广为人知的是三聚氰胺事件，彻底摧毁了消费者对国产奶粉的信任。说起来没什么好事，所以跟人聊到家乡这个话题，我通常保持沉默。
我小时候是不喝三鹿的，那时候医院里每天早上有贩卖鲜奶的流动商贩，用自行车拉着两个大铁皮桶。父亲给我五角钱和一个不锈钢饭盒，我到小贩那里买一斤鲜奶，回家煮煮喝。喝完就拉肚子，因为其实这种鲜奶的灭菌条件并不达标。但是按照父母的意见，小孩子长身体，必须喝牛奶。长大点我又听说，喝奶就拉肚子是因为体内缺乏某种酶，说明我的体质不适合喝牛奶。但是想想看，小时候我喝的是天然无添加的鲜奶，只是不太卫生而已，至少不算危险，总归还算幸运。
我跟着父母住在医院的家属楼里，出门走个一百米，就是门诊楼和住院楼。医院是沟通生死的桥梁，每天都有人在产科病房里来到这个世界，也有人会在某个科室里死去，尸体运到太平间里暂存，再运到火葬场。医院里存放自行车的地方就在太平间旁边，我上初中时学会骑自行车以后，经常需要晚上把车子放到存车处，途中必定路过太平间。
太平间其实是早年的公厕改建而成，门口还有男女二字。我还见过大白天有人内急，径直走进太平间，被吓一跳，脸色煞白地奔出来。还有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在医院里玩，见到有辆蒙着白布的平板车被人推进太平间。我们好奇地跟过去看，见太平间门口的地上放着一具男尸，旁边站着几个穿白大褂的叔叔。我只能看到那具尸体的下半身，腿毛很多，阴毛却较为稀疏。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过，我们所有人终有这样一天，被几个穿白大褂的人搁在太平间里，观赏各自不同的腿毛和阴毛。整件事和人生一样莫名其妙，从哪来回哪去，被不相干的人摆布。我有个干爹（是真的干爹）对世道看得很清楚，对他来说，除了生死无大事，连生死也不算太大的事。干爹已经八十多岁了，他是大搞政治运动之前毕业的医学院本科生，后来运动期间有一次做手术，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一同主刀的医生把责任全推到干爹身上，他就被投进监狱关了十年。无论是谁，一辈子有十年在监狱里度过，估计都不会再害怕死亡。但是干爹活下来了，他出狱后又回到医院工作，成了我家所在那家医院最有名的外科专家，也有美满的家庭。我曾经问过干爹，当年陷害他的仇人怎么样了。
“我出狱以后去找他，就跟他说了一句话。”干爹说，“我出来了。”
“然后呢？”我问。换成是我，估计很想手刃仇敌。
“然后我就回家了，该干啥就干啥。过了两年，这个人得了癌症。”干爹哈哈笑，“做了亏心事，他把自己吓死了。”
游戏厅
你有没有在某个百无聊赖的午后，没来由地想起早已消失的生活场景，和一些你可能永远不会再有机会遇见的人，甚至连那时候阳光的味道，温暖湿润的空气都能嗅到？
这种记忆闪回的状况如果经常出现，说明你老了。我很喜欢的美国恐怖小说作家斯蒂芬·金在新书《重生》里写道，美国男性有三个年龄段——青少年，中年，和“你看上去真棒”。一些遥远的回忆，被时间颠覆改变的场所，现在也会让你感觉“看上去真棒”。
我最近又在玩一个激烈的第一人称对战游戏《守望先锋》，就像十几年前在大学宿舍里玩《反恐精英》一样通宵达旦。这类游戏的主要内容就是你拿个枪见人就突突突，现实生活中这样突突突就是恐怖分子，但是游戏里突突突却可以维护世界和平。人类就是这样，不管突突突还是啪啪啪，总有些力气要找地方发泄，不然就要憋出内伤。
所以我常会想起遥远的少年时代。从小学到初中，我玩游戏的主要场所是老家藁城的游戏厅，不知道在暗无天日的游戏厅里消磨掉了多少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虽然家里也有“小霸王学习机”（步步高的创始人段永平先生真是厉害，明明是游戏机，非要取名叫学习机，太会打掩护了），但家长往往是给看不给玩。再说玩游戏是个集体活动，跟一群小伙伴一起玩才过瘾。那时候每到周末，我都会编个找同学写作业之类的理由，从家里溜出来，在街角跟伙伴们会合，一起杀向游戏厅。
我们藁城的游戏厅分两种，一种是街机厅，投币才能玩的大型游戏机，还有一种是家用游戏主机，因为不能投币，店主一般按时间计费。我在街机厅里混过一段时间就退出这个江湖了，街机厅真的是古惑仔的地盘，一群模仿陈浩南和山鸡的大孩子在街机厅里勒索戴眼镜的乖小孩：给个币，不给就敲你。按时间计费的家用游戏机厅就相对安全，交钱之后这台机器就归你和同伴玩，店主会负责维护秩序，没交钱的孩子是不许碰机器的，只能围在旁边观战。
整个九十年代，藁城最好的家用机厅位于一个黑咕隆咚的临街民房里，店主是个姓杨的青年，他比我应该大十岁左右，满脸青春痘。他的本名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名字里应该有个“利”或“力”字，老听人喊他“利利”。一个大小伙子让人喊的跟卖花的莉莉和发廊的丽丽一样，利利觉得不好意思，有一天就向整个县城游戏业界宣布，他改名了。新名字叫“膨榔”，让我们觉得纳闷不已，这名字是啥意思呢。膨榔解释说，这两个字看起来含义不明，但是他按照周易和周公的几本风水起名经书算过，这两个字跟他自己的生辰八字最合。名字最重要的作用不是给人叫的，而是能够影响名主本人的命运。作为二十来岁的大龄青年，膨榔虽然已经坐拥藁城设备最齐全、人气最高的家用游戏机厅，但是他仍然有更高的追求。他希望赚到更多我们这种小孩儿兜里的零用钱，把游戏机厅的内部装修搞一搞，比如增加几个灯好让室内看起来不太黑，用来放游戏机和电视机的旧台球桌也到处是破洞，应该换几张像样的长条桌。还有，膨榔已经二十多岁了，应该再找个女店主，携手奔小康。
膨榔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我希望能在膨榔的游戏厅里度过更多的快乐时光。膨榔是个很好脾气的人，计算时间不会那么精确，这也是他的游戏厅口碑很好的原因。比如你的钱只够玩一个小时，但如果后面没有排队的其他小孩，膨榔就不介意你再多玩一会儿。那几年我跟膨榔混得很熟，在他的游戏厅里，从任天堂的红白机（FC）玩到世嘉五代（MD），从《魂斗罗》玩到《幽游白书》，见证了游戏主机业界的几次革命性升级。但膨榔应该没赚到太多钱，证据是那些年他的游戏厅从来没有搞过装修，台球桌上的破洞越来越多。游戏机的每一次更新换代，都要消耗掉不小的一笔钱，而且开游戏厅不是只摆几台游戏机就可以了，游戏卡带的更新才是最重要也最花钱的。膨榔说，他从我们这些玩家身上挣的钱，基本都用来买新的游戏机和卡带了，要让我们玩得爽，这个成本就不能省。
还有一个膨榔没有改变命运的证据，就是至少在我混迹游戏厅的那几年里，他一直没找到女朋友。有一天膨榔宣布，他决定再次改名。以前叫“利利”的时候，人们都不叫他的姓氏，整天莉莉丽丽的乱喊。后来改叫“膨榔”了，人们好像突然记起来他还姓杨，“杨膨榔”听起来像“羊碰狼”。羊碰见狼能有好事吗，又不是喜羊羊碰见灰太狼，羊入狼口是大概率事件。杨膨榔觉得命运没有改变的原因就在于此，有必要再改一个既合生辰八字，又叫起来响亮好听的名字。
但我已经不记得他后来又改了个什么新的名字。我要做的功课越来越多，不再有时间泡在游戏厅里。开游戏厅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游戏主机发展到了次世代，代表机型是索尼公司推出的Play Station，这是一种把游戏内容存储在光盘里的机器，画质更好，游戏更炫，当然也更贵。游戏卡带被淘汰了，膨榔有几大箱子的游戏卡带收藏，这些帮助他在藁城游戏业界立于不败之地的最好玩的卡带，一夜之间成了没人玩的老古董。膨榔的游戏厅悄无声息地消失了，那间游戏厅所在的破旧民房被夷为平地，原址上盖起了一排高大的居民楼。作家余华说，中国人用四十年时间，走完了欧洲人四百年走过的路。如今我回到藁城，路过那些熟悉又陌生的街道，看着墙皮都已经斑驳褪色的居民楼，偶尔会有点恍惚。这里曾经有一间黑咕隆咚的游戏厅，储存过我旺盛的精力，那是热血激斗的少年时代。
庙会
我写了游戏厅的故事，浩月兄写过他的录像厅往事，当年三好学生们都被老师告诫禁入的“三厅”——游戏厅、录像厅、台球厅——已经有了两篇。但是我暂时写不了台球厅，术业有专攻，我小时候的台球技术实在上不了台面，故而很少涉足台球厅，那是高手们争霸的江湖。而且我们藁城当年连像样的台球厅都没有，台球桌都是摆马路牙子上的，球手们就在路边叼根烟切磋球艺，旁边还围着很多大爷大妈喝茶看球，其乐融融。
这样的民生图景主要存在于九十年代初，再往后，随着人们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多，硬件条件不断进步，马路牙子上的地盘就被卡拉OK占据了。卡拉OK又发展到了满屋子滚球灯乱闪的歌舞厅，录像厅也被电影院取代了。游戏厅大多由于禁令关门，台球厅呢？失去了马路牙子上露天打球的豪气，今天的台球俱乐部俨然是雅致的社交场所，这里边的故事，我就说不清楚了。
当年能在街头饱览上述所有丰富场景，还有一个特殊日子——庙会。今天人们说起庙会，像是一种民俗文化博览会，或者土特产大集市，基本都是轻松愉快逛逛街的感觉。可是回想八九十年代的庙会，尤其是小县城的庙会，游客的心情可不是消遣散心，而是狂欢节，甚至跟墨西哥传统的亡灵节差不多，真的能看到各种怪力乱神。
为什么庙会能狂欢起来呢？小县城人民文化娱乐形式本来就少，老百姓无非打扑克打麻将下象棋，顶多上街扭个秧歌，适合街头演出的群体性活动相当罕见。可是每年到了庙会的那几天，外来的娱乐团体浩浩荡荡进军我大藁城，打破了小城的宁静：来自中国杂技之乡河北吴桥的马戏团来了，他们带来了精彩的马术表演和空中飞人；来自中国魔术之乡河南宝丰的吓人团也来了——人家当然不叫吓人团，但是我也没法形容这叫什么团——有人面蛇身的女子，有泡在大罐头瓶里的婴儿形状的人体标本，还有长在树上的人、栽在花盆里的人、从蛋壳里孵出来的人、两个脑袋三条腿的人……总之都是各种看起来非常可怕和颠覆常识的怪物。今天我们知道这些不科学的东西都是假象，大部分是通过一些精心设计的道具来欺骗观众的眼睛，但我仍然不愿称之为魔术。魔术是赏心悦目的戏法，这些怪物则是以惊悚的视觉效果赚个吆喝。
五毛钱或一块钱，你就可以走进这些挂着神秘图片的暗黑大棚，满足一下自己害死猫的好奇心。是的，暗黑大棚，这是藁城庙会留在我记忆里的视觉符号。每到庙会，高高飘扬着五彩旗帜的大棚就会占据藁城的街道，全城男女老少都会倾巢出动，前呼后拥地从一个大棚转战另一个大棚，在大棚里看新鲜玩意，看霹雳舞和流行歌曲联唱，看大马戏和人面蛇身。著名的神秘事物研究者X博士曾经在他的公号上写过一篇文章专讲这种大棚里的真相，并考证出了河南宝丰县赵庄是这类邪门把戏的发源地，有县志和《赵庄魔术志》等书为证。宝丰县到今天都是很多魔术师的故乡，魔术给当地人带来了财富和名气，这是挺好的一个事，就像河北吴桥是杂技之乡，似乎那里人人都会轻松拿个大顶或者飞檐走壁。
我小时候可不明白这些道理，也不想明白。庙会的时候我们全县的中小学都会放一天假，老师告诉我们，可以跟着家长去逛庙会，也可以同学们自行结伴去逛庙会，只要别忘了家庭作业还是要完成的。我认为真实的情况是同学们即使想上学也很难实现，因为街上人挤人根本就是交通瘫痪，我们上学必然迟到，此其一；其二，老师也有好奇心，老师也要逛庙会看暗黑大棚里的怪物，我们要理解老师们活到老学到老的热情。
于是，在大棚像巨大鲜艳的食人花一样开满县城的庙会时节，大人小孩都上街了，我们兴高采烈地被食人花吞噬，我们排着队买票入场，年复一年，就像之前从来没看过这些戏法一样满怀期待。
我对庙会的记忆还有当时只在庙会期间出现的当场开奖的彩票，奖品从毛巾脸盆到电视机摩托车，一块钱抓一张彩票，几十辆摩托车就一字排开在高高的领奖台上。每个人脸上都写满对财富的渴望，每个人都由衷相信自己或自己的孩子就是千里挑一的幸运儿。我有个小学同学真的抽中过一台大彩电，我去他家用那台彩电玩游戏机的时候，同学的脸上写满骄傲。无论如何，一块钱能给人带来长久喜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坐在咖啡馆里敲下这些文字，甚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概括，这是怎样闪烁光彩的魔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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