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朝代或时段被称作“盛世”，其基本含义指社会安定、国力强盛。汉、唐就因为其朝代主要时段的疆域辽阔、民生富庶、文化繁荣而被誉为“汉唐盛世”。
而距今300多年的清代早中期，也曾经有“康乾盛世”之说。虽盛不及唐汉，但在某些方面确实具有相当的“盛世气象”，甚有后来居上之意，那便是清帝对园林营造的痴迷喜爱和全心投入。
作为皇家园林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清代皇家园林建设的盛况空前是历史、社会与文化等多方面共同形成的结果，尤其是在造园最为兴盛的康乾时代。
较为稳定、发展繁荣的社会环境和本身的游牧民族习俗加之当时的城市环境、经济政治、多元文化等背景因素的综合影响，使得此时期皇家园林与以往不同。
正是在这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之中，产生了清代以消夏避暑，避喧听政为目的的宫苑营建之兴盛。1644年(清顺治元年)，在皇太极领导下，已统一女真各部的满族民族进入关内，以“清”为新的国号，自此开启清王朝的统治。
虽已入关，但由于满族人民原本生活在“黑土白山”的中国东北地区，是以渔猎等生产活动为继的渔猎游牧民族。
因而这种与中原或者说北京地区有所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独特的渔猎民族生存之道，自然导致他们不同生活习惯和独特的生活环境偏好。
满族的前身“女真”是东北地区的本土民族之一，其原本生活的我国纬度最高的东北平原，山水围环，地形相对完整。大致形成三面山体环绕、向南平坦开敞的地貌结构。
江河湖泊随着山势而行，水系网络纵横交错，同样形成环绕之势。《疆域形胜》描述盛京山水之形胜可控潢水、龙江等水，通登莱、松漠等峰。
这样的环境条件，加上游牧民族所独有的渔猎文化，使得满族本身便具有负山水坎地，重冬夏之建的居住特点。
穿梭于森林之中的满族民族长期过着游走不定、流浪迁居的生活，并形成了他们独有的森林渔猎文化。
森林居住的历史也使得他们对于山脚下、河湖边这些地方更为偏爱。
《新唐书》中关于金国女真族的居住环境形容为“居无室庐，负山水坎地”，《大金国志》也有女真之居多依山谷的记载。可见负山近水便是渔猎为生的满族所理想的定居住地点。
一方面，靠山近水的环境使他们的居住更为方便，可以保障狩猎打渔的生活基本。另一方面，“负山水坎地”也可以营造较好的局部小气候。
北侧山体可以挡住冬季西北风，达到保暖避寒之效。夏季可以遮阴，同时能够吹拂凉爽的东南风，形成清凉宜人的夏季小气候，更适合在山中长期居住。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帝第二次东巡松花江时，就描述东北山林：“松林十里，荫翳无际”。巡游于其间更是午夜不分，难见日月。
既传达了他对于山密林荫的自然环境的喜爱之情，又体现其向往于密林中驰马狩猎之夙愿。
这也使得清代皇室在园林选址中更为重视园林本身的位置选取与林木条件，避暑山庄便是一座坐落于山南而山密林荫、负山坎水的理想之地。
满族曾经居住的东北地区纬度较高，且与更为寒冷的东西伯利亚接壤，经常受到北方寒潮的影响，致使冬季气温极低。
而春夏季节则有沿黑龙江下游地带吹入的东北季风，使得这里夏季气温整体较为温和，北部或较高山区甚至难以感受夏热。这也是东北地区仍具有适宜居住条件的原因之一。
尤其是夏季温和宜人的气候特点。同时，也正是因为满族人民在东北地区的长期生活与气候习惯，使得入关后京城的燥热夏季成为满族皇家贵族所难以忍受的时节。
如此鲜明的夏冬气候，使东北地区的房屋朝向与开窗方向也同样受到节气的影响。
开窗目的有二：其一，开窗用于室内采光，迎暄延日。
东北民居皆朝南向，可延日长；西必设窗，以使得日落傍晚仍有斜阳犹照。这种开窗方式在保证冬季日照时长足够的同时，由于夏季时期的太阳位置较高，阳光辐射与建筑的南侧窗体形成较小的夹角，使得能够传导入墙体的太阳热辐相应减少，有利于保持室内较低温度。同时较小的光线夹角也导致通过窗洞直射入屋内的辐射面积减小，从而得到冬阴夏凉的屋内小环境。
其二，用于夏季通风降温，房屋常开北窗。
但只在五月夏初时开敞，引温和凉爽的东北季风入室。八月气温下降后便需关闭，防止来自东西伯利亚的北方寒风入内。记载黑龙江民风的《龙沙纪略》中便有东北民居设立北窗，夏季开启、八月关闭的记载，便是借由北向开窗来达到夏季纳凉的居住目的。
北京的传统房屋同样注重开窗方向。与东北“北牖”不同，北京民居讲究“户必南向，必有后窗”，这种南北通透的“院居”特色也是便于夏季整体房间的通风降暑，而并不单像满族聚居地的房屋那样强调在北方设窗。
这也与北京纬度较低，夏热明显因而更加需要整体通风的气候相关。
这种强调“北窗”的建筑特色也被用于清代皇家园林的宫苑营造之中。在避暑山庄定景诗中，“启北户，引清风”的描写正是沿用了北户引风的东北建筑特点，而达到洞达窗启，引风纳凉的避暑效果。
较高的纬度，加上山环水绕的天然环境，使得东北地区温度明显低于关内的北方城市。这也是满族统治者从东北入关后，不能适应北京炎热夏季的原因。
同时在追求远郊的宫苑避暑与消夏胜地的夏季营造中，带入了满族本身具有的负山水坎地，重冬夏之间的居住文化，注重宫苑的选址环境与山形水势，以及园内建筑小品对于夏季节气的适应与消夏宫苑主题的设立。
一方面，清代皇族离开了他们所居住的东北地区，而难以适应北京的夏季。另一方面，作为典型的暖温带季风气候，北京的夏季十分漫长且燥热难耐。
明清时期也常有北京发生夏季高温，甚至极端天气的记载。
根据《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的统计分析，相对其他自然灾害，高温引发的热灾记录并不算太多。
自隋唐到宋末，各朝关于夏季热灾的记载主要集中在纬度更低，政治经济也更为发达的南方地区。而北京地区的温度记载是随着朱棣迁都后才开始较多出现，并因为暑热的频繁发生引起了当时统治者的关注。
《明实录》与《清实录》等史料中便多次出现关于北京高温历史的记载，记述充满了“晴热”、“炽热”、“热甚”等字样，民众也往往因暑热难耐而“民不得安”，农田耕地则土焦泉涸、无以生机。
加上伴随炎热而发生的大旱与疫情，使得北京地区的百姓深受夏日高温之苦，甚至有喝(yē)死路边者。
种种迹象表明，要想在京城度过夏日，需要做好避暑相关的各种准备。故清人关于京城夏日的清初诗人施闰章有《苦热行》，真切反映了帝都的夏热程度，可以说是“帝京酷热天下无”
乾隆八年甚至出现了史上最热的夏天，整个华北地区都异常炎热，高温范围涉及北京、天津、河北等。
尤其是北京，不仅有“京师盛暑”的记载，连山西的《浮山县志》在描述当地的酷暑景象后也不忘加上一句“京师更甚”，连在在京贸易浮山人也多有因热而毙的情况。
古气候专家张德二曾推算出，北京当年连续六天气温超过40摄氏度，其中最高气温甚至达到44.4°C。而北京夏季的这种酷暑难耐，使和硕睿亲王多尔衰也发出了“夏月而海暑难堪。”的感慨，并产生了模仿辽、金、元等前代在城外建立夏日避暑之地的造园想法。
居住环境的变化加上北京夏季本身的酷热难耐，使得《太宗圣训》中记载了皇太极对于六月酷暑的感慨：“挥扇纳凉且难堪”既担心难耐的炎热对战士产生影响，也体现其自身对于六月酷暑的畏惧。
即便以勤奋出名的康熙也不得不在酷热时节减少一些的政务活动。要求学府“今既海暑，姑停数日。”并延迟驿兵的运送期限，由日行改为夜行，减少士兵因日晒而伤身的几率。
同时给京城的各城门拨款，为百姓提供去暑防病的免费汤药与冰水，以此体现统治者对百姓普施的慈悲和宽悯。可见用冰与避免日晒也是北京地区夏季消暑的常见方式。
皇家园林中同样利用冰块与遮阳来消除暑热，《大清会典》中便有紫禁城内设有五处冰窖的记载，共计藏冰二万五千块，均坐落在隆宗门外西南的造办处外。城外海淀区也设有两处冰窖，用于供应圆明园与颐和园的夏日用冰。
东西陵及避暑山庄等处，也都设有官办冰窖，为清帝夏季驻跸之时提供消暑冰块。除紫禁城外，这些冰窖并不都设在宫苑之内，而是设于宫苑周边交通便利之处，方便冬季存放与日常管理，以便各处园林可以随取随用，达到夏季降温之目的。乾隆在诗中就有四月启冰的场景描写。
四月暑热刚起，便于宫苑中搭建苇席凉棚，白日展开而遮阳，晚上卷起以通风，再配合冰块降温，更易渡暑。
雍正也感叹过“每至盛暑，心中稍觉畏怯”。雍正五年(1727)四月二十七日，由于天气实在炎热，担心因身体不适而导致夏至祭祀不够诚心，于是派康亲王崇安恭代，并下达谕旨表明自己对于祭祀的诚敬之心以及对夏季暑热的难耐与畏惧。
乾隆帝同样非常怕热，写了很多以“热”为题的诗词，如“午热蒸为雨，晚田润待秋”，在抒发夏日炎热的难耐的同时，表达在作物生长重要时期对气候影响下的农业的关心。
这些格外怕热的清代君主，每逢五月夏至，便开始采用各种方式消夏避暑。
如何轻松舒适且不荒废政务的度过夏天，应该是每一位帝王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在北京西北郊与塞外开拓和建设环境舒适的皇家园林，成为了清代君主度过盛夏的有效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