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曦
我想写出一点生活的真
作者 | 刘子曦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
原文 |
接到杨可老师的邀请时，我心里飘过一丝窃喜。写手记大概是我很久以来的隐秘期寄，甚至说是我创作的部分动力也不为过。手记的名字“我想写出一点生活的真”早于我文章的标题《隐私权的社会建构》存在，TA涌现在两年来点点滴滴的时光碎片中，偶尔激起我心中的热望，偶尔映照着对写作的不甘心，但更多的时候我希望也的确是把这句话当做创作此篇文章的信念。学术写作的议题是公共的，但缘由可以是私人的，有关这篇文章背后许多禁不起反思也无法反思的个人理由，TA至于我的私人意义也许可以在手记里做个总结。
2022年我开始接触一个有趣的田野，一个同城的相亲平台，创始人是当地一名普通市民。平台小有名气还登上了当地的报纸。彼时我在读赵汀阳先生的《论可能生活》，读得如此如醉，恨不得一头扎进某个跟幸福啊伦理啊相关的议题。在那一年的导师见面会上。我还兴冲冲的跟同学们宣布了我这个“伟大”的计划，我要研究跟幸福相关的伦理实践，办法就是深入这个田野。天知道我当时在说什么。这个田野最后被证明跟幸福无关，也跟什么伦理实践这种语焉不详的大词没什么联系，反倒是让我看遍了“人间不幸”。当然这是后话。
平台的创始人“英哥”很热情的接受了我的访谈，我甚至不费什么力气就拜访了他的家，没有任何“守门人”的阻拦。我的社会阅历非常浅薄，寻遍人际网络也不认识他这样的民间活动家。初识他见识了他们的平台建设，令我大吃一惊，甚至不由得生出敬佩感，认为这是个投身于公益的典型，这个自组织如同冷漠城市生活中的星火，陌生人在这里相识、相知、相恋，至少沟通互助聊以慰藉彼此的孤独寂寞。至于为什么我会有那么多不靠谱的内心戏，可能是远离田野已久。
认识英哥的时候我正处在研究的瓶颈期，我焦虑于自己已经太久没做过深入的田野，以至于在讲授《定性研究方法》时都有些心虚，还在炒几年前的冷饭。我也由衷羡慕背着一本田野笔记扎根大地的研究者，我相信只有良久地浸染在一个田野里，才能写出鲜活生动、打动人心的作品。我幻想有朝一日，我可以像一个民族志学者那样，娓娓道来我的田野和研究。在之后的日子里，陆续有人问过我为什么选这个田野。理论化的说法是我觉得其中的爆点很多，比如数字化，自组织，情感社交，便宜性的原因在于我去不了更远的田野。沈原老师曾有个半开玩笑的断言，他说：“子曦你吃不了苦也没什么工人阶级情怀，就研究点城市吧。” 但我心里有些不服气。我倔强的认为，亲密关系、城市生活，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点击、链接、相遇和分离...这些碎片化的日常与远方的事件同等重要，我只是需要找到一些方法和路径把它们的妙处表达出来。
自认为找到了田野上的方便法门，但通往法门的路可不方便。其一在于这个田野的难点在于非常细碎。没有什么“过程-事件”分析偏好的集体性事件。里面发生的互动、博弈甚至纠纷都基本限于相亲语境下的矛盾冲突，够不上任何一种治理的体量。其二在于这个社群是高度数字化的，TA的组织和运作都跟社交媒体的属性高度相关，其中的人员关系和互动方式都依赖虚拟媒介。即使是创始人对用户的实际控制能力也有限，脱离了某个虚拟空间的连接网络，他甚至显得有些落寞和力不从心。那么这种浮光掠影的互动和若有若无的连接是什么呢？人们居然能依赖这样的组织寻找终身伴侣，TA既不是机构也不是法人，跟传统的组织形式也大相径庭。但在数字化席卷全国的浪潮中，这类五脏俱全的组织实则遍地开花。同时期我还调查了一个依赖公众号和小程序运营的商业相亲平台，也了解到不少形形色色的线上相亲方式，比如直播连麦等等。社会的组织方式变了，情感的关系构成也变了，再谈“组织”时，我甚至有种魔幻感。其三，我做田野的豪情壮志伴随着现实的复杂面向渐渐褪去。日日浸染在爆炸式的微信群、直播和同城活动中，我有种迷失感。英哥也不像我幻想的那样是“某种”角色。我甚至在这个自组织的有关于姻缘的组织里看到的各种权力的舞蹈。结合当时做的几个访谈，想起形形色色的择偶观和道德主张，还有各种“奇葩”和“治奇葩”的故事，有点悲从中来。人为何对他人的自由和生活形式如此不宽容呢，幸福是否一定要嫁接在某种人人艳羡的社会规范上，如果寻求幸福的起点是如此冰冷和狡黠，我们又为何信任他人并与之共度一生。
田野的魅力跟生活的魅力大致同构，TA有种黏稠的质感，永远不可能被全部网罗，永远有着光怪陆离的质感。离得太远，会陷入臆想，离得太近又会不知所云。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看到了这个田野的表情，各种表情拼凑成TA的相貌。从创始人的生活史到他的性格和日常生活，从用户的群像到积极分子的个像，从群管理的逻辑到各种数字技术的操作，还有各种线下活动中人和人的互动方式。当我可以熟练的勾勒各种话题和各种人物形象时，我知道自己的田野工作大致合格了。但难题仍旧存在。如同一个导演，我有了各种素材也有了各种人物，但我需要一个故事，把我的种种感悟表达出来。我希望这个故事是真诚的，至少不辜负我见证过的那些人生痛处与世间百态。因为在这段田野的旅程中，我听过太多人生故事、情感际遇，我不相信这些是无意义的。但与此同时，我又很难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故事线，TA的整体和局部如此紧密的纠缠在一起，了解一个问题似乎就要了解所有问题，创作一个场面似乎就要创作一系列剧情。我苦于不知从哪里写起。在创造屡次无以为继之时，我问自己这个田野让我感到最“不舒服”与“最开眼界”的地方在哪里。可能像布洛维所说的，田野中的不舒适恰恰揭示了作为外来者的研究者所闯入的“本地文化”，而“最开眼界”之处可能是地方性知识更新干瘪学术概念的触点。最后我落脚在“隐私”上。一方面，平台每天都在上演私人信息的传播实践，这些实践犹如放大镜，让“平台相亲“这一模糊潦草的范畴显现为复杂技术、多元空间、异质信息交织而成的社会互动。
如果说文学表达了人的心事，社科可能就表达了社会的心事，而这种心事往往是“无情”的，在思考方式上有点像“无立场”分析。这篇文章的写作调门起的很高，我扬言要讨论隐私政治，还兴冲冲地搞了个类型学分析。写成这样的时候，已经是2023年的五六月。回想起来，在初稿里我用了很多分析工具，也想对这个平台做出一网打尽式的刻画，结果就是镣铐沉重。想起自己曾经对学生说：“你这个文章前面铺垫的太长，锣鼓点都响了半天了，角儿还没出场。”这段评论放在自己身上格外适合。这是个什么个案，应该开门见山的说出来，有什么理论争点，也应该直接了当的言明。写初稿的我有点像个太想表现自己的导演，表现自己做了各种工作读了各种文献，堪称“最了解”这个案例的内部人。但完成初稿时，我已经明确意识到这种写法的问题，就是只表现了自恋，而忽略了思考。思考应该是替案例说出TA想说的话，而不是自说自话，何况我不谙世事的内心有什么好表现的？在这个自我反思的阶段，外审专家用力的推了我一把。他们犀利的指出，我声称要回答的和我实际回答的不是同一个问题。其中有一位更是一针见血的说出我提出“平台—用户”互动的框架，但是正文里没有平台只有用户，这极大的削减了研究问题的价值。我非常认可评审的意见，有些意见和我的自我反思如出一辙。结果就是，初稿在我的电脑里吃了两个月的灰，我不知如何改起。
忘记了六月的哪一天，我终于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建设决定修改文章。我的修改计划是“全文重写”，新建一个空白文档，把文章从题目到摘要再到文献和正文全部改掉，我需要一个新的思路，一个真正的“平台—用户”互动的框架。我暗下决心，这次要把我田野里的所有狠料都放进去，要既踩上法学研究的严谨，又压中传播学研究的细致，我甚至雄心勃勃的想起几位我辈楷模，准备向他们的行文风格看齐。梦想是丰满的，但现实很骨感，重写之路并不一帆风顺。六月中旬被感冒病毒击中，又经历了各种磨人的琐事。在那些最难过的时刻，我常想起23年开启这篇文章时的境遇。在那段人生的低谷，写作这篇文章曾是我的生活的支柱。已然记不起写作的心路历程，对写作的场景也几乎尽数忘却，却意外地、反复地回想起一位长辈曾经的话：”当时真的太痛苦了，那段时间我靠写家族传记，我的笔扶着我走下去“。
待到八月，文章已经脱胎换骨。在一个炎热的日子，我一气呵成的完成了结论与讨论与评审意见回复，又马不停蹄地修改了参考文献。抬头时，发现四下寂静，暮色沉沉。整个过程无从追忆，但沉醉的体验仍会浮上心头。我可以满意的对自己说，这一次没有因为读不懂复杂的现实就胡乱安一个剧情上去，这一次也没有给自己的研究编撰什么振奋人心的故事情节，我拥有的可能只有一张纸、一支笔，这就是我的整个世界，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
读过赵汀阳老师的一本文集，里面提到了好文学和差文学的差别。具体的表述忘记了，但意思大概是语言什么都能说的出来，差文学被语言牵着走，逐渐远离生活的深刻，而好的文学则带着人趋近生活的质感。但能写出生活的真是很难的，这一点即使在较为自由的文学创作中也是如此。生活大于田野，田野也远超一篇文章，但我仍然希望可以借着写作，捕捉那些局部的光影，抵达某种真切的、有关生活的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