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叫王翠兰，今年48岁，初中文化，早些年因为家庭条件不好，初中一毕业就没再念书了。我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家里兄弟姐妹多，生活一直过得紧紧巴巴。
18岁那年，我嫁到了邻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丈夫叫赵德全，年纪比我大五岁，初中没毕业，人实在，但能力一般。
我们在镇上租了个铺子，开了家小吃店，日子虽不富裕，但勉强能糊口。
我和赵德全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女儿出嫁早，远嫁外省，儿子读完中专就进了厂子。家里常年也就我和赵德全两口子，忙完小吃店，回家就是种点菜、养点鸡鸭，日子按部就班地过着。
可天有不测风云，十年前，赵德全的大哥赵德贵突发脑溢血，落下了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
那年他刚满五十岁，没成家，一辈子守着家里那三间瓦房，是个出了名的孤僻人。
因为赵德全的父母早年就去世了，大伯哥成了孤老，没人照顾。
村里人说，赵德贵命苦，但我知道，他年轻时好赌、脾气爆，村里没人愿跟他深交。大伯哥瘫痪以后，没人愿意管他，亲戚推来推去，最后这烫手山芋落到了我们头上。
02
最开始，赵德全是拒绝的。他说：“我一个弟弟，平日里他怎么对我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他倒霉了，大家都不管，凭什么我们管？”
可我看着大伯哥瘫在床上，眼神呆滞，满屋尿骚味，还是开了口：“再怎么说，也是你哥。你不管，他就得死在那屋里。”
于是我们把他接回了家，住进了我们后院的偏房。我每天除了忙店里的生意，还要伺候大伯的吃喝拉撒。
最初的几个月，大伯哥脾气还跟以前一样臭，一言不合就吼人，有时还伸手打我。
赵德全几次都要动手教训他，是我拉住了。可时间久了，或许是知道自己真的离不开我们了，大伯哥的性子慢慢软了，变得少言寡语，不再发火了。
那年冬天特别冷，大伯哥的下半身褥疮溃烂，我每天早晚给他清洗、换药，手都冻裂了。那时候我也心酸，自己不是亲闺女，却做了最贴身的护理。
邻居们也劝我：“翠兰，你这是图啥啊？这不是亲爹亲娘的事，干嘛揽在身上？”
我嘴上笑笑，心里却难过。我不是图啥，只是良心上过不去。
这十年里，大伯一次也没说过“谢谢”。他变得沉默，有时候望着窗外一坐就是一下午。我也不指望他感激我，毕竟一个瘫痪在床的人，还有什么力气说这些虚头巴脑的话呢？
不过，他有时候会偷偷看我，眼神有点复杂。我没在意，觉得是他心里有愧。
后来，我发现了一件事，心里开始有点别扭。
那是我在打扫他屋子的时候，偶然在他床头柜里翻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一份他亲笔写的遗嘱，内容让我心头一震。
遗嘱很简单：他死后，将他名下的三间老房和村头那块地全留给了——赵德全的小妹，也就是我那位小姑子赵红梅。
我看了三遍，确认我没看错。十年，我喂饭、洗身、端屎倒尿，他一句都没提过房产的事，结果他留给的是那个十年没登过门的小姑子？
我整整坐了一个下午，脑子一片空白。
赵红梅是村里有名的“金凤凰”，高中没毕业就去了县里，后来嫁了个城里人，日子不错。她每年回来不到两次，给大伯带点饼干罐头就算孝顺了。
可现在，大伯把一切都留给了她。
我回屋跟赵德全摊牌：“你哥的事，我不伺候了。你爱管不管。”
赵德全一听愣了：“怎么了？”
我把遗嘱甩到他面前，他愣了好久才说：“不可能吧……大哥他……”他没说下去。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心像被火烤一样。第二天，我打电话叫来赵红梅，当着大伯的面把遗嘱摊开：“红梅，这是你哥写的，我没意见。不过我也说清楚，从今天起，这人你来管。”
赵红梅傻眼了，嘴上说：“嫂子，我工作忙，我真没时间……”
我冷笑一声：“你哥都把遗产给你了，怎么就没时间？”
赵德贵看着我，眼神复杂，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没说话。
我把他送去了镇上的养老院，交了三个月的费用。办完手续，我没再回头。
我不后悔，我做的够多了。十年啊，一个女人的黄金十年，全耗在他身上。
我只是个普通农村女人，不懂什么权利、不懂什么继承法，我只知道，一个人心里有谁，遗产就给谁，那就别指望我再为你端屎倒尿。
03
现在大伯在养老院住得还算安稳。赵红梅隔三差五会过去看看，大概是为了给自己找个交代。村里人也说我做得对，谁也不能一直当“活雷锋”。
我和赵德全的生活，回归了以前的节奏。我重新拾起了缝纫机，帮镇上的人做点手工活补贴家用。偶尔想起那十年，我也有点恍惚。不是不心疼，只是心凉了。
人这一辈子，讲的是感情，也讲点道理。我不是他亲女儿，伺候他十年，是良心；他不留一砖一瓦给我，是他的选择。那我走，也是我的自由。
生活还要继续，心里虽然有些失落，但我也不再纠缠。就像那封遗嘱一样，冷冰冰地放在了过去。
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解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