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经常闪耀出这样奇异的火花，两个灵魂隔着时间与空间的河岸，相视一笑，莫逆于心。龚自珍与李白就是如此。
原文 ：《异代知己》
作者 |新疆大学 秦帮兴
图片 |网络
文学史上的天才往往是寂寞的，常有“但伤知音稀”的悲慨，同时他们又特别渴望被理解，这样的愿望在同侪中得不到满足，故而又有了追寻“异代知己”的念头。文学史上经常闪耀出这样奇异的火花，两个灵魂隔着时间与空间的河岸，相视一笑，莫逆于心。龚自珍与李白就是如此。
生活于清朝中后期的龚自珍是个不快乐的人。他的一生中只做过一些品阶低微的官职，四十八岁那年他辞官南归，路上写下了最富盛名的《己亥杂诗》315首，但次年即暴卒于江苏丹阳的云阳书院。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沉沦下僚、遭受排挤的龚自珍注定无法快乐，他的用世热情与革新思想带给他的，只有深沉的孤独感。中年以后龚自珍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诗说就是“狂胪文献耗中年”。在这个过程中，他与李白产生了深沉的共鸣。
道光戊子（1828）夏，龚自珍“定李白真诗百二十二篇”，并作《最录李白集》一文，文中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短短几句评价，就为我们认识李白的“心”与“气”开启了新的法门，也成为后世学者频繁征引的不刊之论。
“心”：主体气质
龚自珍说李白的“心”，其实是在说他的主体气质。在龚氏看来，李白的气质是庄子和屈原的融合。这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气质。据庄子和屈原生活的年代来看，这二人在同一片天空下生活过，且都与楚文化有紧密关系，但在思想内核上有着巨大差异。庄子显得虚静洒脱、心无挂碍，在热闹的百家争鸣时代，他没有干谒诸侯、舌战辩士，相反，他知鱼之乐，深慕逍遥之游，纯是顺应自然的做派。而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只能以逸响伟辞来抒泄忧愤，表达了深刻的理想主义精神与忧国忧民之思。庄子和屈原是如此的不同，但李白身上恰恰展示出兼而有之的独特气质。
李白对屈原充满了同情，其《古风·其五十一》中云：“比干谏而死，屈平窜湘源。”《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中云：“屈原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辽海。”主要是同情屈原被流放的遭遇，这应当与李白本人被赐金放还、流放夜郎的经历有关。另外，李白特别推崇屈原的文学才华，其《江上吟》中就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认为屈原的辞赋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悲剧性的命运与非凡的文学才华，我们不难找到李白与屈原的内在连通之处，但李白又在思想上对屈原实现了超越。在名篇《行路难·其三》中，李白写道：“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屈原的用世热情，以及他对美德令名的执着，在李白看来通通都不够明智。李白的超然洒脱正体现在这里，而使他产生这种超越性的，正是庄子。
庄子追求精神自由与自然之美，这两点最得李白之心。李白喜爱《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意象，曾作《大鹏赋》，对大鹏的自由形象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不旷荡而纵适，何拘挛而守常？未若兹鹏之逍遥，无厥类乎比方。”在名篇《上李邕》中，李白又写道：“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甚至直到临终时所作的《临路歌》中，李白依然抒发了“大鹏飞兮振八裔”的理想。李白对“大鹏”意象超乎寻常的爱，究其本质，就是对主体精神自由的渴望。而在审美理想方面，李白最推崇的莫过于自然之美，尤其崇尚天籁之音，其《感时留别从兄徐王延年从弟延龄》一诗中写道：“天籁何参差，噫然大块吹。”诗意即化用自《庄子·齐物论》中颜成子游与东郭子綦的对话。“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名句更是一句响亮的口号，它超越了齐梁初唐文学藻饰文词的促狭格局，呼唤纯任自然的审美境界，同时奠定了李白诗歌的美学基调。清代学者方东树敏锐地察觉到了李白与庄子的气质相通之处，其《昭昧詹言》中说：“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而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诚为有识之论。
屈原与庄子固然存在许多不同，但又都具有浪漫的气质。《离骚》中香草美人的意象与周流游仙的幻想，既为后世文人开创了艺术手法的先河，又为中国文学注入了强烈的浪漫气质。而《庄子》“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的言说方式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情感、丰富的幻想以及浓郁的诗情画意。可以说，屈原与庄子的气质处在对立和碰撞的关系中，但又以其共有的浪漫气质交相辉映，并在李白身上实现了激荡与融合。
“气”：思想特质
龚自珍说李白的“气”，实则是在说李白诗歌中表现出的思想特质。有意思的是，龚自珍并未将李白的思想限定在汉代学者所总结的“九流十家”当中，而是除了“十家”当中的儒家以外，另选择了仙家、侠家，以此三者来定义李白的思想，这一点确属创见。儒家、仙家、侠家的思想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之处。儒家致君尧舜的用世理想鄙弃仙家高蹈世外的求仙志向，同时，儒家重塑秩序的愿望也从根本上拒绝侠客们“以武犯禁”的行为方式。同样的，仙家离世绝俗的风格又与侠客们快意恩仇的行径谬之千里。总而言之，无论是相互矛盾，还是相互背离，这三家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三家思想中的出与处、常与变、正与奇，又混融进了李白身上，实现了一种颇为匪夷所思的和谐，也显示出盛唐时期文人开放而丰富的精神世界。
李白曾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说自己的理想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这使李白有着非常浓厚的名相情结。他向往吕尚、伊尹，于是有了“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的名句；他喜欢诸葛亮，向往“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的际遇；他还自比谢安，声称“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李白的忠君恋阙之情还体现在他反对不义之战，在《战城南》中写下了“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名句，同时他又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安史之乱爆发后，他“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这样的儒者情怀是不能被忽视的。
同时，李白也极为热衷于访道求仙。他经常在诗歌反复申说这一点：“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云卧三十年，好闲复爱仙”……以至于司马承祯见到李白时，称他“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贺知章更是呼他为“谪仙人”。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说李白在赐金放还之后，“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可见李白还拥有道教徒的身份，而且确实有过求仙的实践。后人以“诗仙”美称李白，自然与他身上的这种飘飘仙气密不可分。
至于侠家，更是为李白身上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新唐书·李白传》说太白“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而他的行为中确实有侠士之风，其《上安州裴长史书》说自己“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馀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名作《侠客行》中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中云：“却秦不受赏，击晋宁为功。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不难看出，李白对“侠”的理解已经超越了“以武犯禁”的范畴，其笔下的侠士行为开始有了符合道义的色彩，这是李白对侠客精神的重塑。更有意思的是，李白写侠客的诗作往往兼写到酒：“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托交从剧孟，买醉入新丰。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清代张潮在《幽梦影》中说文人常常“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方之以李白，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51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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