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840年以来的近代史，就是一部走出传统、进入现代的曲折史。
今天我们遭遇的很多困境，说到底，也还是因为我们尚未走出“乡土中国”，依然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延长线上。
事实上，晚清、民国西学东渐以来，无数仁人志士都曾为走出“乡土中国，进入现代中国”指引过道路。梁漱溟、晏阳初、费孝通、吴景超就是极具代表性的四位。
今天回顾四位思想家的解决方案，一定能为我们走出“乡土中国”的局限指明方向。
▍梁漱溟：乡村建设，救活老民族
▲梁漱溟在山东乡建院时期与工作人员合影
第一条道路，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
深受传统儒家观念影响的梁漱溟认为，中国、印度与西方是截然不同的文明。彼时的中国，真正的问题是文化失调。近代西方势力入侵，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使得中国农民社会散漫、消极、衰弱、无力。
因此，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梁漱溟认为，中国一直以乡村为本，然而近代实行的历次变法维新、革命，都只是从上层中央政府变起，再逐渐延到乡村，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社会是有机的，要为社会开生机，必须从根上开始，即重建一套组织系统，并使之与中国社会相配合。这就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就是建设“村学乡学”。梁漱溟认为，中国的村庄像一个大家庭，应提倡尊长爱幼，克己让人。因此他主张师法古人，采用历史上的乡约制度。古代乡约的四大纲领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其根本的目的是引导人的精神向上。
但梁漱溟对传统的乡约作了四点改造：一是将消极的彼此顾恤，变成积极的有所作为，如合作生产，合作运销。二是发挥理性，提振志气。三是乡约非仅一乡之约，要往外发展。四是乡约不可以借政治的力量来推行，要依靠社会团体的提倡，以社会运动的方式来推行，自发自愿。
与此同时，他还认为，乡村还要自治，甚至乡村机关应该成为一个学校机关。
总之，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改造在于乡村改造，而乡村改造的根本在于人、组织、文化的改造。即所谓，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
▍晏阳初：平民教育，改造新人
▲全家移居定县后的晏阳初
第二条道路，是晏阳初的平民教育。
与梁漱溟一同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教育学家晏阳初，也认为中国当时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落、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上还是“人”的问题。
但正如《晏阳初》所写，他认为中国农民的“四大病根”是愚、穷、弱、私。“愚”是指人民不识字，缺乏知识，更谈不上享受文化。“穷”即在生计上，大多数人民生产低落，经济困难，挣扎求存，没有知识和能力。“弱”意味着人民身体衰弱，对于公共卫生毫无办法，是一个病夫的国家。“私”即人民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的陶冶和公民的训练，不能自立自强。
因此，与梁漱溟的乡村改造方案不同，晏阳初在“定县实验”时，深感中国教育制度完全抄袭西洋，以致大学毕业生对本国情况与问题缺乏认识，且耽迷都市，对农村不屑一顾。
为此，他决心开展平民教育。针对农民的四种缺点，晏阳初主张“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
同时，还认为教育不能仅着眼于个人，更要着眼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因此，四大教育实施的方式有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种，三者结合，综合治理。不仅如此，在定县开展平民教育活动之时，晏阳初还在保健、修桥、筑路、改良水井、引进优良牲畜品种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总之，在晏阳初看来，一切都是人的问题，而改造人的关键就是改造教育。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费孝通：复兴乡土工业，重建乡土中国
▲抗日战争中，偏居昆明乡下呈贡的费孝通
第三条道路是，费孝通的乡土工业。
同乡村建设运动不同，作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更具备现代经济学的眼光。在费孝通看来，中国农村问题尽管错综复杂，但底子里却十分简单，一言以蔽之，是现有资源不足以维持这样多的人口。
虽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是中国人的主要职业，但中国从来都不缺乏工业，大多数农民同时也是手艺工人。乡村工业在传统中国农村经济中一直起着支柱的作用。传统乡村工业分散在千百万农家中，以小本经营，帮助维持了不能完全靠农业为生的人口，且为农业淡季的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在《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两书中，费孝通认为由于近代西方工业的侵入、城市工业的兴起，乡村工业在竞争中衰落，土地问题才变得更加严重。而重建乡村工业则可以缓解农村的土地问题。
发展乡村工业并非简单地恢复传统乡村工业，而是要将传统的乡村工业改造成一种新型的“乡土工业”。乡土工业的形式可以是手工的，也可以是机器的；可以是家庭性的，也可以是工厂性的。关键是这种工业不同乡村隔离，在原料、劳工、资本等方面以乡村来源为主。既要通过引进机器改进手工生产技术，还要提倡经济组织的合作。新技术与新组织相互配合，才能切实帮助广大人民。
总之，费孝通走出乡土中国的方法，就是复兴乡土工业。这样不但可以解决土地问题，还能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的农民过上小康生活，并在此基础上聚积工业化所需资本，这是解决人多地少，重建乡村，重建中国的一条新道路。
▍吴景超：发展都市，救济乡村
▲1944年的吴景超
第四条道路，是吴景超的“都市救济”。
同费孝通一样，社会学家吴景超也看到了农村经济的问题。他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四种：
1.人口密度高，农业谋生的人占比低，如英国和德国；
2.人口密度低，农业谋生的人占比低，如美国和加拿大；
3.人口密度低，农业谋生的人占比高，如俄国；
4.人口密度高，农业谋生的人占比高，如中国和印度。
在吴景超看来，中国农民生活困苦，是因为中国是第4种国家——土地太少，生产落后，交通不便，副业衰落，苛捐杂税，限制太多，自由稀缺，股匪与劣兵骚扰，子女多却教育少等等。
在《历史意识与世界视野》一书中，吴景超开出了与费孝通截然相反的“药方”。
首先，应提高生活质量，方法有：充分利用资源，改良技术，安定秩序，提升养育质量。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既然人多地少，就要扩大农场的面积、减少农民人口比例。除了提升劳动力素养，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实业。工矿业、商业、交通业，甚至金融发展起来，都市就起来了。现代都市和工商业发达了，便可以容纳更多农村闲散劳力，从而减轻耕地负担，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这就是吴景超“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基本思路。
总之，吴景超主张通过发展中国都市工业来救济乡村。最终实现一种“新社会”或“公平的社会”：人人有自由和希望，有公平的创富机会和上升机会，缓和阶层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