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帕西诺，从街头混混到影史教父

提起阿尔·帕西诺，你最先想起的会是那个冷峻孤独的二代教父？亦或那个在餐厅牵着陌生女孩跳Por Una Cabeza的盲眼军官？

从业五十余年，九获奥斯卡提名、四获金球奖，阿尔·帕西诺凭借极具张力的演技和个人魅力征服了无数观众，成为了美国影坛的一代传奇。

然而，细数起来，阿尔·帕西诺的一生却称得上是波折不断：出身贫民区、少时叛逆，险些染上毒瘾.....后来凭借对艺术的热爱，成功成为一名演员，获得了进入《教父》剧组的机会。

但因前期拍摄中刻意收敛的表演方式，阿尔·帕西诺被电影公司质疑“根本不会演戏”，险遭换角。下文中，你将看到阿尔·帕西诺关于这段经历的自述。

本文摘选自《侥幸求生：阿尔·帕西诺自传》，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在电话的那头，

我听到了一个名字：弗朗西斯·科波拉

我与那位将会改变我人生的导演一开始关系很奇怪。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见过我的舞台表演，那时我在百老汇演《老虎是否系领带》，但当时我并没有见过他。他是一位年轻新秀，已经执导过几部电影。突如其来地，他给我寄了一部他写的原创剧本，一个精彩的爱情故事，讲一个有妻儿的年轻大学教授与门下一个学生的婚外情。这是一个神话般的故事，有点超现实，但写得很美。弗朗西斯想见见我，聊聊扮演教授这个角色的事。那意味着，我必须坐飞机去旧金山，而这对我很难。我不喜欢坐飞机。我想，还有其他方法能到那里吗？我不可能让这家伙大老远地跑来纽约，是吧？于是我咬咬牙，去了。

阿尔·帕西诺与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右）

那是我第一次去旧金山，我很高兴能在弗朗西斯这样一位才俊的邀请下来到这里。他就像个大学教授，一个知识分子，有着浓密的络腮胡，微笑时会露齿，脖子上总围着费里尼式的围巾。接下来的五天五夜，他带我吃饭，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讨论他的电影项目。我认为弗朗西斯是个天才。他怀有一种对事情的激动。他是一个领导者、实干家和冒险家。

他带我去他的公司，也就是美国西洋镜公司，在一座很大的建筑里——基本上就是一座地上掩体，他在那里的混杂人群中工作。如果我的记忆准确，我想我在那里看到了乔治·卢卡斯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马丁·斯科塞斯和布莱恩·德·帕尔玛也是团队的成员。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知道他们不是演员。他们是一群从60年代走过来的激进年轻人，即将把电影制作带入70年代。他们意识到了电影文化中所发生的更大层面的变化。

但我是个无名小卒，而且弗朗西斯想让我拍的那部电影到处被拒，永远不可能开拍。我回到家中，以为再也不会有他的消息。几个月后，有一天下午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在电话线的那头，我听到了一个名字和一个来自过去的声音：弗朗西斯·科波拉。

他先是告诉我他要执导《教父》。我以为他在幻想之中。他在说什么啊？他们怎么会把《教父》这种项目交给他？我读过马里奥·普佐的小说，非常火，任何人能参与其中都是一件大事。但当你是个年轻演员时，你根本不会去把目光放在这些事情上，能在任何一部电影中拿到任何角色都是奇迹。这样好的机会对你来说并不存在。实在是太不可能了。

然后我想，嘿——或许还是有可能的。我和弗朗西斯相处过。我看过他对自己很有自信的样子，而这让我对他充满信心。但事情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确定。难道制片厂派拉蒙不会去找那些有名气的老导演，而选中他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前卫知识分子？这不符合我对好莱坞的认知。接着弗朗西斯说，他想让我扮演迈克尔·柯里昂。我想，他说这话可就太离谱了。我开始怀疑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在给我打电话，也许我才是那个精神崩溃的人。想想看，一个导演给你一个角色，通过电话，而不是通过经纪人或其他渠道，而且是一个百里挑一的角色——这种概率简直是亿分之一。我甚至不觉得有这种概率，因为我无法相信这件事。我是谁啊，怎么可能有这种机会落在我面前？终于挂断弗朗西斯的电话后，我有点茫然。

回想起来，我当时对所谓的“演艺事业”并不感兴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表演将是我的职业，但不知为何，整个行业似乎都在我和我的生活方式之外。我不住在洛杉矶，那里才是演艺界的中心。我在纽约，在曼哈顿岛上，混得还算不错。我是个戏剧人。我得了托尼奖和奥比奖，我加入了演员工作室，有一群演员同行。好莱坞是个遥远的城镇，电影是一个不同于戏剧的世界。我会对查理说：“演员怎么演戏？在电影里演一场戏，你刚演完，他们就说，再来一遍。”而且你演的时候身上吊着威亚，面对的是摄影机，周围有很多人在呼吸，还在你的视线范围内。哦，我还忘了烟雾——他们会在房间里使用烟雾，我猜是为了摄像效果。电影表演和舞台表演的区别就像在不同的高度走钢丝。在电影表演中，钢丝在地板上——你总是能够回头再试一次。舞台表演是在三十英尺高的空中。如果没成功，你就掉下去了。这就是成为一名剧场演员在肾上腺素方面存在的区别。

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我现在已经变了，但伙计，你真该看看电影现场。我以前很喜欢看那些非职业演员的表情，他们在电影中扮演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职业角色，比如他们会雇用真正的门卫或懂拉丁语的神父，而这些人必须经历电影的拍摄过程。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他们通常会在迷雾中彷徨，需要有人将他们领回来程的交通工具。

电影是马蒂·布雷格曼的事业，一旦我加入其中，那么他的事业也便包括了我。马蒂说：“我不会将你打造成明星，你本来就是明星。”我并没有这么看待自己，但他这样看我。那是他的业务，他说了算。我在演戏方面非常务实。我只知道，有些角色我能演，有些我演不了。我的这种感觉十分强烈。大多数角色，我觉得都有其他演员能演得更好，我现在依然这么认为。

从戏剧演员到电影演员

我的第一个电影角色不是通过马蒂·布雷格曼拿到的，而是因为一个名叫玛丽昂·多尔蒂的伟大的选角导演，她曾为《午夜牛郎》选角，看过我在《印度人想要布朗克斯》中的表演。她为我在《处女的烦恼》中拿到了一个一日戏份的角色，那是为演员帕蒂·杜克拍摄的一部成长喜剧，我扮演她在舞会上遇到的一个男人。帕蒂对我极好。但我的表现很糟糕，被这整件事搞得很沮丧。我一大早就去了片场，因为我被告知要一早就到，要比任何人早上做任何事都早。没有人能交谈，我只能坐在那里等待，等啊，等啊。等待期间，我心想，他们就这样拍电影吗？我可不想拿我的人生来干这个。

前一晚我整夜没睡，因为那场戏太早了，等他们给我穿戏服时，衣服刺得我很痒。但我就是这样的人，一直如此。我观察到身边的场景就会说，我在这里干什么？不管在哪里，不管处于什么情景，似乎都没有区别。我只想离开。不过我不会离开，因为我真的不想失礼，所以我会留下来，但我真的想走。

我跟帕蒂跳舞，对她说我的台词——“你身材很好，你知道吗？听着，你想随便玩玩吗？”——我完全不理解我在说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说，更不知道拍出来会是什么样子。那一幕被剪进了电影。我参演的第一部电影。

之后有将近两年，我都没有再拍电影。《毒海鸳鸯》是马蒂·布雷格曼帮我促成的电影作品，他认为这部戏很适合我。剧本由约翰·格列高利·邓恩和琼·狄迪恩创作，讲述的是一个真实故事：两个年轻的海洛因瘾君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毒品短缺的情况下分分合合。马蒂也是本片导演杰瑞·沙茨伯格的代理人，他当时更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摄影师，尚未执导过多少电影，他们两个都希望我来扮演这个男孩的角色，鲍比。我觉得我能演这部作品。诚然有几个人足以胜任，但我演会相对容易。我在剧场里就扮演过这类角色，所以很庆幸自己主演的第一部电影选择了这个角色。弗朗西斯给我的大学教授角色，我虽然很喜欢，但说实话，可能有点高估了我。我想那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我对一个角色有感觉，那就值得尝试。在为加入演员工作室进行最后一次试镜时，我很庆幸那天晚上我能够扮演两个不同的角色。一个出自埃尔默·赖斯的《律师》，另一个出自休·惠勒的《看，我们挺过来了》。第一个角色是一个愤怒的共产主义者，一个革命者，在那个场景中是跟欧文·奥朗代扮演的律师对戏。另一个角色是街头流浪的同性恋，跟内森·约瑟夫对戏。一起试镜的这两个人当时都是我的朋友。我在这两场戏中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我认为这对评委很有帮助，当时的评委有伊利亚·卡赞、哈罗德·克勒曼和李·斯特拉斯伯格。我所扮演的两个角色之间的差异大到不能再大，这可能会帮助他们找到理由，给我个机会。

演员必须当心被定型的危险：你的外表决定了你的身份，有时演员只能不停地扮演相同类型的角色。我想我是没法一直那样持续下去的。我喜欢去轮演剧场的一个原因是，我能够扮演通常不可能选中我出演的角色。

当你是个几乎没有电影演出经验的年轻演员，却有机会扮演《毒海鸳鸯》这种作品的主角，你会说，好啊，我愿意接受磨炼。但有几个磨炼我就是没法应对。我以为我拿到了这个角色，但正如他们所说，合同还没签，那个角色还不是我的。与此同时，有人找我为一部戏剧朗读剧本——另外一个演员缺席，他们需要我出演其中一位主角。那是一个我并不熟悉的角色，这就意味着那将是一次“冷读”，我在为观众朗读之前毫无准备。

我们上了舞台。演员们拿到了自己的剧本，我低头看着纸页，试图找到我要扮演的角色的姓名。观众席几乎坐满了，我偷偷抬头，看到了几个似乎不该出现在那里的人。让我惊讶的是，其中一位是《毒海鸳鸯》的制片人尼克·邓恩，来的还有他弟弟约翰·格列高利和琼·狄迪恩，他们是那部作品的联合编剧。和他们一起进来的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我惊呆了。你必须理解，我从未受邀为《毒海鸳鸯》试镜，我直接就接到了那个角色的邀请。现在，如果他们突然想让我为角色试镜，那我可不希望他们在这出我完全不熟悉的戏剧的冷读会上对我进行最终检验。我想，这可不是对待女士的恰当方式。

我走下舞台，走到尼克和他同伴的面前。我说：“对不起，伙计。你们得离开。”我的语气并不随便。他们看起来很惊讶。我说：“你们在场，这事我干不了。我觉得你们是来评判我的。这让我不舒服。”他于是就带着同伴起身离开了。

我想我做了正确的选择，但当门外有狼时，你有时候不得不冒这个险。整个期间我一直在想，阿尔，你这是干什么？但当你凭借冲动行事时，冲动有时的确会帮你摆脱困境。人们说我敢于冒险，我不希望我看起来像在夸夸其谈，但就算会导致什么后果，我也并不在乎。这对我来说就是这么重要。我和所有人一样胆小。有很多事情我本该做点儿什么，结果却什么都没做。“啊，管他呢。就随他去吧。那又怎么样？”这并不是最糟糕的想法。但每过一段时间——我说的是几十年——我总有一次会说，不，这次不行。

事后证明，《毒海鸳鸯》对我是一个绝佳的展示机会。它至今依然受到人们的赞扬，杰瑞·沙茨伯格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工作。我真的很享受与吉蒂·温的合作，她演我的女友，也是一个瘾君子。我搞不懂她，她也搞不懂我，但我们相处得很好。有时她听到我说的话会投来非常疑惑的目光。我口无遮拦，我从来都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我对她一无所知。而这样就很好。她凭借在《毒海鸳鸯》中的演出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奖。在那之后，她又出演了《驱魔人》等几部电影，之后就息影了。她是个非常迷人和温柔的人，待人和善，一点也不盛气凌人。但她不喜欢这一行，无法忍受其中的一些东西。每个人都是一个幽深的秘密。

导演力排众议，我才终于拿到角色

派拉蒙不想让我扮演迈克尔·柯里昂。他们想要杰克·尼科尔森，他们想要罗伯特·雷德福，他们想要沃伦·比蒂或者瑞安·奥尼尔。在原著中，普佐让迈克尔自称“柯里昂家族的娘娘腔”。他应该是个小个子，深色头发，英俊精致，对任何人都看不出威胁。这听起来可不像是制片厂想找的那些人，但这也不意味着这个角色非我莫属。

这的确意味着，我必须为这个角色试镜，而我之前从未参加过电影试镜，并且我必须飞去西海岸，我也完全不想去。我不在乎这是为《教父》试镜。我不想去加利福尼亚，但马蒂·布雷格曼对我说：“你得去坐那趟该死的飞机。”他给我买了一品脱的威士忌，好让我在飞机上喝，于是我就去了。

派拉蒙已经拒绝了弗朗西斯提出的全部演员阵容。他们拒绝了詹姆斯·凯恩和罗伯特·杜瓦尔，尽管这两位都已经是伟大的知名演员，正朝着未来将会成为的模样前进。他们拒绝了白兰度，看在老天的分上。走进制片厂的时候我就很清楚，他们也不想要我。我还知道我不是唯一被考虑的人选。当时的许多年轻演员都在为迈克尔做试读。那是一种很不爽的感觉。是《毒海鸳鸯》帮助我出了线。《毒海鸳鸯》当时还没上映，幸运的是杰瑞·沙茨伯格给派拉蒙播放了八分钟我的演出片段，这让制片厂相信至少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教父》的原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每个人都在谈论它，都为即将拍摄的电影感到兴奋。在我试镜之前，弗朗西斯带我去了旧金山的一家理发店，因为他想给迈克尔剪一个原汁原味的20世纪40年代的发型。理发师听说我们要拍这部电影，往后退了一步，明白过来后，他开始颤抖。后来我们得知他是心脏病犯了。有消息称，这部电影背后暗流涌动。派拉蒙的高管层全都对彼此生气，激烈争吵。到处都能感受到紧张的气氛，于是我像禅修那样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会过去。我对自己说，进入角色。这个场景发生了什么？你要去哪里？你从哪里来？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我穿着早期版本的迈克尔的军装，一脸懊丧的表情，参加了好几天的试镜。我经常是那个表情。我猜那是我的一种伪装，因为它能让我渡过一切难关。但我必须说，他们让我演的那场戏，并非他们所能挑选的最佳。那是电影开场的婚礼场景，迈克尔在给女朋友凯解释，他的家庭到底是做什么的，以及父亲营生中的所有人物。那是一个单调的介绍场景，只有我和黛安·基顿坐在一张朴素的小桌旁，喝着假装是葡萄酒的水，我讲述西西里岛的婚礼风俗。那场戏根本无法展现角色的力量。我对迈克尔的理解，就像是在花园里种花，得花一定的故事时间才能等待种子发芽。我在这个场景中该如何呈现我对他的想法？我无法在这场戏中将他演活，因为没人能做到。

但秘密在于：弗朗西斯要我。他要我，而我知道这一点。没有什么比导演要你更重要。这是演员所能拥有的最佳武器，真的。他还给了我一个礼物，也就是黛安·基顿。为凯这个角色试镜的有好几个女演员，但他希望我和黛安搭档，这个事实表明，黛安在试镜过程中脱颖而出。我知道她当时发展得很好，曾在百老汇出演过音乐剧《毛发》等作品，还和伍迪·艾伦合作了影片《呆头鹅》。试镜的几天前，我在林肯中心的一家酒吧遇到了黛安，我们一拍即合。她很好交谈，人很风趣，而且她也觉得我风趣。我感觉自己马上就交到一个朋友兼盟友。

当我确定自己拿到了这个角色后，我打电话告诉了我的外祖母：“你知道我要出演《教父》吗？我要演迈克尔·柯里昂。”她说：“哦，桑尼，听着！外公就是在柯里昂出生的，那里是他的故乡。”我之前并不知道我的外祖父具体出生何地，只知道他来自西西里——他来到美国后，就没有人再追杀他，他的故事只讲到这里。现在竟然得知他来自柯里昂，来自我的角色及其家族的姓氏发源地？我想，我一定是得到了某种力量的帮助，否则这种不可能的事——我拿到这个角色——怎么会发生？

凭借一场戏，我保住了这份工作

我仍然需要弄清楚，迈克尔对我来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开始拍摄前，我会在曼哈顿来来回回地行走，从91街走到格林威治村再返回，只为思考我该如何扮演他。大多数时候我都独自行走，也有时候我会在下城和查理碰头，然后再一起步行回上城。迈克尔一开始是一个我们之前都见过的年轻人的样子，混混日子，有点迟钝，有点粗笨。他在场，但同时又没有存在感。一切都在为他自愿除掉索洛佐和麦克拉斯基的那场戏做铺垫，两人分别是毒贩和狡诈的警察，他们密谋要杀掉迈克尔的父亲。突然之间，他的内心迸发出强烈的情感。

这条故事线在小说中有详细的描绘，因为一本书有足够的篇幅可供叙事。你可以等着看故事如何展开。但我在电影里要怎么演？

我在《教父》中的拍摄工作始于开场的婚礼场景，这场戏在史坦顿岛拍了大约一周。我发现自己从平凡的日常生活突然进入了一部好莱坞巨制的片场，那里到处都是摄影器材、热光源、摄影机移动轨道、起吊机和吊臂，头顶悬着麦克风，有一个演员团队，以及数百名临时演员，这一切都在弗朗西斯的指导下运行。

这种规模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但与此同时，我在那里感到很舒服，轻而易举就适应了。那是一个有很多人的大场面，但我很快就适应了环境。你有一个他们告知的目的地——比如，去化妆桌旁，他们有专门用于化妆的大房间。你去了以后坐在房间的角落里。你看到别人，你点头问好。没人知道我是谁，所以我只是进去，享受我的时光，我很自在。

然后我就开始工作。我总是觉得，我和摄影机好像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即使在剧院，人们也会提到那一点：“你看起来应该能在摄影机前表现不错。”我一开始不明白那话是什么意思。或许跟我从小看着电影长大有关。绝大多数演员第一次登台演出时，都会被告知：“抬头！大声！大声！”而上镜的感觉则更加亲密。我一般并不知道摄影机在哪里，不过好的摄影师会明白，我没有那么多经验，然后弥补这一点。拍摄《教父》时，我得到了伟大的戈迪·威利斯的悉心照顾。

黛安和我一开始总是一起大笑，因为不得不表演从试镜时就在演的开场婚礼上的介绍场景，我们恨死了那场戏。仅凭那一场戏，我们便确信自己演的是史上最烂电影，结束一天的拍摄后，我们会回到曼哈顿买醉。我们心想，我们的职业生涯完蛋了。

而在好莱坞，派拉蒙公司开始审阅弗朗西斯已经拍摄的片段，他们再一次地质疑，我是不是这个角色的正确人选。片场开始传言我即将被解雇。拍摄期间，你能感觉得到那种动力的丧失。在我工作期间，甚至包括剧组人员在内，所有人都别别扭扭的。我对此非常清楚。传言说，我要被炒了，而且，很有可能，导演也一样。倒不是说弗朗西斯干得不好——是我干得不好。但他是要我出演这部电影的负责人。

我觉得我和这个角色格格不入，但又觉得自己属于那里——两种感觉并存，很奇怪。没有人想待在自己不受欢迎的地方。对我来说，或许干脆地一走了之，摆脱那种不适要更容易。如果他们辞了我，我会不会觉得错过了什么东西？或许吧，但我以前也错失过一些东西，然后都恢复过来了。我认为发展事业并非多么重要的事，我从未思考过事业发展之类。

最后，弗朗西斯下定决心，必须得做点什么了。有天晚上，他叫我去姜饼人找他，那是一家为林肯中心的食客服务的餐厅和聚会场所，演员、舞者、名家和舞台工作人员都在吧台前一字排开。他当时正和妻子、孩子以及一小群人在那里吃晚餐，我进去后找到他的餐桌，他说：“听我说，我想跟你谈一会儿。”他没有邀请我一同坐下。我站在那里心想，他这是干什么？他一边切着牛排一边看着我，好像我不属于任何地方——好像我只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演员，过来寻求一些施舍。于是我继续站在那里，独自一人，而他和家人都抬头看着我。最后弗朗西斯说：“你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我对你有多信任。”这时《教父》已经开拍一周半了。接着弗朗西斯说：“但是，你的表现并没有达到要求。”

我感觉那句话在我的胃里翻搅。我这才终于意识到，我的工作岌岌可危。我对弗朗西斯说：“我们能做些什么？”他说：“我把已经拍摄的样片整理好了。你为什么不自己去看看呢？因为我觉得那行不通。你没有好好工作。”

第二天我走进了放映室。我已经收到警告，我有可能被淘汰出局。那段素材全部都是影片非常早期的场景，我观看时心想，我觉得其中没有任何惊人之处。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段表演，但效果无疑正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是不被人看见。

我对迈克尔的整个计划是，要表现出这个孩子对事物缺乏认知，个性也不能特别有魅力。我的想法是，这个家伙要脱离环境突然冒出来。那才是这个角色个性的力量所在。那是这个角色能够成立的唯一方法：这个人物先是出现，然后逐渐显露他的能力及潜力。如果你注意到，他走进医院去救他的父亲时，还不完全是迈克尔。即便到那时，他也只有在看着面包师恩佐时，才变成了迈克尔，他命令恩佐和他一起站在医院门外，假装自己手中有把枪，他看到恩佐的手在发抖，而他却没有。在电影结束时，我希望我能创造出一个谜。我想那也是弗朗西斯所期望的，但是我们两个都不知道该如何向对方解释这种想法。

人们总是觉得，弗朗西斯重新安排拍摄计划，是为了能给好莱坞的质疑者一些刺激，好让他们相信我，把我留下来。他那么做是否有意而为，答案尚无定论，弗朗西斯也否认这是为我的利益考量，但他的确提前了意大利餐厅那场戏的拍摄时间，在那场戏中，尚无经验的迈克尔前来向索洛佐和麦克拉斯基复仇。那场戏原本计划几天后才拍，但如果不做些什么让我展示我的能力，那我后面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在4月的一个晚上，我拍了那场戏。那天，我同小阿尔·勒提埃里和扮演麦克拉斯基的出色演员斯特林·海登一起，在一家小餐馆的照明灯下待了十五个小时。他们两个对我来说实在是弥足珍贵。他们知道我正在经历一个艰难时期，感觉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压在我的肩头，知道斧头随时可能落在我身上。我们待在一个恶臭沉闷的房间，里面充斥着烟雾，地狱般炎热——没有房车可供躲避，没有制片助理过来询问“要我给你倒杯水吗”，这一切都没有。我只是坐在那里，想着，你怎么承受这些玩意？这种纯粹的无聊可是能切切实实地杀死你。

斯特林和阿尔·勒提埃里帮我保持斗志，他们为我奠定了基调，做我的榜样。我看着他们，把他们当成知道该做什么、该如何行事的典范，他们也把我当成演员同伴。但最后，剧本上要求我借口去上厕所，找到藏在里面的一把枪，然后打爆他俩的头。

接着，我必须跑出那家餐厅，跳进一辆行驶中的汽车逃走。我没有定位替身，我没有特技替身，我必须自己完成。我起跳，却没跳进车子。我躺在布朗克斯白原路的水沟里，仰面朝天。我的脚踝严重扭伤，无法动弹。

剧组每个人都围在我身边。他们想把我抬起来，问我脚踝骨折了吗，能走路吗？我不知道。我躺在那里心想，这真是个奇迹。神哪，你救了我。我再也不用拍这部电影了。我被心头闪过的那种如释重负感惊呆了。每天来上班，感觉自己不受欢迎，感觉自己低人一头，这是一种痛苦的经历，而这次受伤能将我从那个牢笼里解救出来。至少现在他们可以解雇我，重新找人扮演迈克尔，而不让这部电影投入的每一分钱都打水漂了。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却并非如此。

他们找了一个凭空冒出来的特技替身完成了跳车场景的其余戏份，他们给我的脚踝打了可的松，直到我能够重新站立。接着弗朗西斯把餐厅那场戏拿给制片厂看，他们一看就明白了。因为刚刚拍的那场戏，他们把我留了下来。所以我没有被《教父》剧组辞退。我只是继续做我所做的事，继续落实我在曼哈顿独自行走时的所思所想。我的确有一个计划，一个方向，我发自内心地相信那就是这个角色应该走的路，而且我确信弗朗西斯也有同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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