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之后，在天文学领域，中国考古取得了很多重大发现，其中两个尤其特别：
其一，先秦史书上说“北斗九星，七见二隐”，而考古发现的距今5300年前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中，就发现了北斗九星的布置，因此北斗原本九星，只是其中两颗后来看不到了，故称北斗七星。
其二，春秋战国曾侯乙墓中的漆绘木箱上有28星宿图、北斗等，而在距今6500年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龙虎大墓中，也有与之近乎一样的布置，因此古人划分28星宿等不是在商周，最迟是在6500年前。
以上两个案例说明：中国天文历史极其悠久辉煌，而且整体没有断绝，基本都传承了下来。在此基础上的探索研究，周朝书籍上才有璀璨的天文学记录。
相比之下，古希腊及其周边地区，一方面缺少此前天文学发展证据，一方面缺少传承的证据，就是缺少“漫长积累”的证据。但我们都知道，古希腊却有让人震惊又费解的先进而璀璨的天文学，比如亚里士多德证地圆，又比如后古希腊时代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等。
其中，《天文学大成》简直就是一部“神书”，因为它记载的内容，相当于15世纪世界天文学的水平，即托勒密的研究领先世界1300余年，因此人类在这1300年中犹如在做“无用功”。
总之，按照西方的“古希腊叙事”看，古希腊天文学打遍天下无敌手，极其璀璨辉煌。问题在于：古希腊天文学为何“领先”中国，背后原因何在？对于这一问题，不妨看看三个中西天文探索案例，其中就给出了答案！
首先，十九年七闰法的发现
所谓“十九年七闰法”，指每十九个阴历年中加入七个闰月，就基本等于19个回归年，因此它是一种阴阳合历。那么，中国与古希腊如何发现这一现象的呢？
按照西方叙事：在2400年前，希腊天文学家默冬，通过观察月亮和太阳的运动周期，发现19个回归年的时间长度和235个朔望月几乎相同，因此提出了19年7闰的置闰方法，后被称为“默冬章”。其中，默冬当时是否已经知道一年365.25天？天文学上的计算，差之毫厘则谬以千里。
相比之下，中国人就“笨”得多，因为对“十九年七闰法”的探索历时几百年。《史记·孝武本纪》记载：“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而黄帝是“迎日推策”，然后“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因此，加上齐人公孙卿的观测，中国至少观测了21轮才确定。
可见，古希腊大师默冬就像“神”一样，仅他观察一轮或两轮，然后就确定“十九年七闰法”。与之类似的还有一年365.25天，中国是观测加计算得出来的，西方叙事中反正很轻松的算算或看看就知道了。
其次，北极星高度差的发现
因为地球是圆的，因此南北观测到的北极星高度明显不同，但北极星高度差的问题，在南北相差不大的范围内用肉眼基本不可能发现，只有大范围内、在大致同一时间、使用精密仪器观测、然后计算才会发现高度差。
亚里士多德证地圆的三个论据中，其中之一是“越往北走，北极星越高，越往南走，北极星越低”。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活动范围并不大，主要在地中海一带，那么他是如何知道北极星高度差的问题？没有答案，似乎这不是一个问题，但中国发现过程却很艰难。
周髀算经中说“影差一寸，地差千里”，就是不同地区正午日影长度相差一寸，那么两地南北距离相隔千里，这是古代的“量天尺”。对此，南朝宋天算家何承天在越南测算数据时，就发现这个说法或有问题，一直有学者质疑、并指出需要大范围实测。
最终，唐朝僧一行奉命制定《大衍历》时，在13个点观测了北极星的高度，最南端在今天越南境内的林邑，最北段在今天俄罗斯境内的铁勒，发现两者之间相差30多°，由此发现北极星高度差的问题，其实就是发现了地球存在纬度。
可见，中国是实测出来的，古希腊怎么知道的不清楚，亚里士多德可能有一双“神眼”吧，看看就能得出让一批人崇拜的“科学结论”。
第三，地球经纬度的发现
环球航行之前，想要论证地圆说，最核心的证据是发现地球存在经纬度。问题在于，中国和古希腊如何取得相关发现的呢？
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中，已有详细的经纬度划分，但古希腊人到底如何知道的，谁也说不清楚，反正没有过程记载、也无长期观测计算的记载。因此，只能归功于托勒密等的“神奇”，他们都有一双不靠仪器观测的“神眼”，还有一颗“神脑”，不需要漫长天文观测的数据积累就能看透真相。
相比之下，中国对这两者的发现，都是史有记载的实测。除了上文唐僧一行实测之外，元朝郭守敬奉命制定《授时历》时，在27个点观测北极星高度，最南端在南海，最北端在北海，发现两者之间相差50°；同时，为了制定《西征庚午元历》，耶律楚材同时测量了中亚寻斯干城和开封城的月食，发现寻斯干城的月食比开封的早了约1更半，其实就是发现了经度的存在。
可见，中国是货真价实的实测，由此得到了科学结论，古希腊人随便看看、随便算算，然后也得到了“正确的科学结论”。
值得一谈的是，前些年总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只有“技术”，总是吹捧古希腊如何如何，那么中国对天文的探索、尤其是这种大型天文实测，是不是比古希腊的更“科学”、更有“科学精神”？
以上三个案例，都是中西对同一问题的探索，但中国与古希腊的方式却截然不同，那么谁更可信，谁是真正的发现者、谁是可耻的剽窃者，其实答案就在其中。因为相比辛苦的原创者，剽窃者自然非常轻松，但问题是没办法伪造出发现过程。
搞清楚这一问题，也就明白古希腊天文学为何“领先”中国了，不过是引进中国天文学知识之后，将其重新冠名为“古希腊”而已。说到底，不是古希腊天文学真的领先中国，而是西方中心主义需要古希腊天文学“领先”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