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上午11时05分，禹州市120急救指挥中心接到一通电话。
电话那头，一位母亲声称女儿有焦虑、抑郁病史，拒绝服药且出现攻击行为，请求将患者强制带走治疗。
27分钟后，禹州市中医院的急救车呼啸而至。
随后发生的画面令人震惊：医护人员竟用手铐将这名年轻女子当街拷走，全程被路人拍下并上传网络。
5月17日，据极目新闻等媒体报道，禹州市卫健委的通报承认“采取不当约束措施”，对当值医生谢某停职、工作人员高某某辞退。
但一纸轻飘飘的通报，在监控视频的铁证面前显得如此苍白。
先说那副锃亮的手铐。
手铐从何而来？这个核心问题被通报刻意回避。
根据《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手铐属于严格管控的警用器械，仅限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海关等执法部门配备使用。
急救车上出现手铐，只有一种可能：医院长期非法持有警械。
如此违法行为，就此轻轻放过？
更值得警惕的是，通报称“经在场家属同意采取临时性强制措施”。
却对“家属同意”的真实性只字未提。
在安徽淮南张坡案中，正是以“家属同意”为幌子，将维权工人当成精神病强行关押22天。
事后家属坚决否认曾表示同意。
涉事医院对谢某、高某某的处罚，也暴露出熟悉的“临时工”逻辑。
翻阅近年案例会发现，“弃卒保帅”已成行业标准操作程序：
2024年长沙阳光医院被曝欺诈收治时，处理结果是“顶格罚款5万元”。
2025年天津胡某举报重婚反被强制注射药物案，最终以涉事护士离职草草收场。
更荒诞的是海城市宁宁心医院案例。
该院通过行贿400万元取得医保定点资格，长期伪造病历骗取医保基金。
案发后仅医院被取缔，受贿的卫生局副局长唐辉获刑，而每天经手虚假病历的医生们却全身而退。
这种追责模式，本质上是在鼓励系统性作恶。
中国精神病院的野蛮生长史，为此类事件提供了温床。
2013年，全国精神专科医院仅787家，到2020年暴增至1544家。
其中民营医院占比从33.93%飙升至43.37%。
扩张背后是惊人的利益链。
成都京西医院与劳务中介合作，按“拉人头”数量支付10%回扣。
长沙阳光医院甚至篡改病历，将轻症伪装成重症以骗取更高额医保报销。
“产业化运作”正在催生不断膨胀的黑色产业链。
自2002年起，广西向某无证经营“土洋院”长达13年。
他的营收方式，是通过拘禁精神病人敲诈家属。
2024年北京朝阳某托管中心违规收治200余人，暴露监管失守。
一旦医疗场所沦为利益掮客，“被精神病”就成为最便捷的创收手段。
每个公民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张坡”“胡某”。
中国精神卫生体系的根本矛盾是什么？
是在“社会危害性”这个模糊概念下，医学判断让位于行政需求。
是以“家属同意”为由，剥夺当事人的自我辩护权利。
陈淼盛，原石油化工研究院工程师，因被认定在工作期间精神状态不正常，被单位强制送进精神病医院。
13年后，陈淼盛病死院中，其妻诉讼索赔144万元却一审败诉。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
一切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医疗机构手握诊断权、“执法权”、拘禁权，却缺乏有效制约。
《精神卫生法》的强制医疗程序沦为橡皮图章。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手铐异化为街头执法工具的荒诞，更是整个收治体系沦为“合法绑架者”的悲剧。
要斩断黑色产业链，需要三把手术刀：
其一，严格落实《警械管理条例》，对非执法机构持有手铐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其二，建立精神病强制收治纠纷的司法审查制度。
其三，对全国1545家精神专科医院开展资质复核，重点清查“三无医院”（无独立诊断能力、无专业医师团队、无合规治疗记录）。
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今天拷在别人腕上的手铐，明日锁住我们每个人的自由。
如果任由急救车的警笛变成拘禁的前奏，诊断书沦为剥夺自由的判决，我们每个人都站在悬崖边缘。
记住江西李宜雪家属的控诉：“诊断没有家人签字”；
记住江苏杨某在徐州大脑医院遭受的7个月电击折磨。
这些声音在提醒我们，
捍卫精神障碍患者的权利，就是在守卫文明社会的底线。
最后，禹州这事不该就这么算了。
除了当地卫健委的自查自纠，更要查查手铐的来源是否合法。
查查涉事医院过往的收治记录是否存在类似违规。
查查“家属同意”的签字是否真实自愿。
不彻底追责的制度性漏洞，只会让悲剧一再重演。
暴力披上白大褂，是医疗伦理病了，还是权力监督病了？还是整个社会病了？
我看到的，不只是个别医院的堕落，更是一个将精神疾病污名化、将患者工具化的畸形生态。
暴力既源于某些医疗机构将诊疗异化为创收的产业逻辑。
也折射出社会对精神障碍群体的系统性歧视。
从我记事起，人们便将行为举止异于常人者称作“疯子”。
如此语言暴力比手铐更冷更硬。
它把复杂的精神疾病简化为一个充满贬义的标签。
将患者从“病人”直接贬斥为“非人”。
仿佛贴上标签，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剥夺其基本权利。
长久以来的污名化，不仅助长了医疗机构滥用强制收治权的底气。
更成为阻碍患者寻求正规治疗的隐形屏障。
数据显示，我国有超过1亿人受各类精神障碍困扰，但就诊率不足10%。
其中社会歧视造成的病耻感是关键因素。
要消解这种歧视，得先从语言开始。
把“疯子”这个词彻底扔进历史垃圾堆，就像我们不再用“麻风鬼”称呼麻风病人那样。
还要让公众认识到，抑郁症、焦虑症等疾病，与感冒发烧同样属于医学范畴。
是的，治愈顽疾，既需要刮骨疗毒整顿医疗乱象。
更需要重建尊重生命尊严的社会共识。
否则下一个被手铐带走的，可能就是“不听话”的你我，或者我们的家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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