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29年的春天，漠北草原刚解冻的溪流还漂着碎冰，匈奴右贤王部落的牧民们正忙着接生羊羔。
突然，地平线腾起遮天蔽日的烟尘，卫青率领的汉军铁骑如利刃般刺入营地。惊慌的匈奴男子一手抱着刚剪下的羊毛，一手提着裤子翻身上马，帐篷里待产的孕妇连毛毡都来不及卷走。
这场看似寻常的突袭，实则是汉武帝精心设计的灭族之策。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揭示：“匈奴妇人春月产羔，亦多受孕。”
汉军专挑春季进攻的背后，藏着比刀剑更致命的算计既要摧毁匈奴的牲畜链，更要掐断他们的人丁根。
草原民族的“命门时刻”
《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而居”。这种生存模式在春季暴露出致命弱点。
经过寒冬消耗，母马瘦得肋骨凸出，新生马驹存活率不足三成。马匹都没了，还拿什么跟人打仗。匈奴居住的地方本就气候恶劣，不适合植物生长，他们是游牧民族，可没有地种，粮食非常短缺，要不然怎么又是放羊又是放牛的，没有粮食，这些牛羊就是他们的粮食。
食物的储备也不是特别充足，在经历了漫长的寒冬以后，之前储存的食物和马料之类差不多消耗殆尽，正是处于青黄不接的时候，人饥马乏。马吃不饱，人也吃不饱。
而且大冬天的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男人女人在帐篷里没事干只能造小孩，一到春天一大批女子怀孕，这一怀孕就导致生产效率下降。
这个时期，牧民需要同时照料产羔的母羊、受孕的妇女、开垦的草场。这简直就忙不过来，就拿现在来说，照顾一个孕妇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人尽心尽力地去保障她们的生活。
更不要说从前那个生产效率低下的时代，更不要说居无定所的匈奴，他们要做的工作可比男耕女织更多。
普通农村一家人可能也就几亩地，在作物成熟收获之前还有许多的空闲时间。可匈奴却没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牛羊生存需要吃草，他们要给成群的牛羊寻找草场，白天需要放牧，牛羊可不像庄稼一样扎根在地里不会跑。
草场那么广阔，没有人看着，牛羊可能会跑得很远，这时再想把它们找回来就更费功夫了。当匈奴一家的女主人怀孕以后，就丧失了一个重要的劳动力，当春天匈奴的女人们集体怀孕时，这个时候匈奴就弱了下去。
没有女人在后方的保障，他们也不敢在春天去骚扰汉人，这就是大多数匈奴在秋天去袭扰汉人的原因，另一方面就是秋天汉人也收获了粮食这个时候抢掠更有性价比。
而且春天也是匈奴的战力低谷期，战马因缺草料，瘦弱不堪，骑兵战斗力下降一半。骑兵是与马相结合的兵种，马就是他们的一半，骑兵下了马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
毕竟术业有专攻，骑兵练的就是马上的功夫，马背上才是他们的战场，下了马跟步兵对战，那就是把脖子伸到了别人的刀下。
卫青元朔二年的河套之战正是典型案例。汉军突袭时，匈奴部落正将瘦弱的母马与新生马驹混群放牧。
匈奴们也没想到，你咋不按套路出牌，不应该是我在秋天去袭击你吗？你咋春天就来袭击我了?这就把匈奴打得头懵，汉军大获全胜。
牲畜与人丁的精准打击
汉武帝的军事参谋深谙“灭国先灭其嗣”的道理，不仅要打击他的物质生产，还要在更根本上断了他的劳动力来源，减少他们的人口。
匈奴靠着牛羊而活，牛羊靠吃草活着，矛盾论教会我们要抓重点，霍去病虽然没学过矛盾论，但他相当会抓重点，想到要重创匈奴就要烧毁他们的草场。
于是霍去病就在河西走廊纵火，汉军烧毁刚萌芽的草原2000余里，匈奴草料严重短缺，牛羊数量锐减。
并且不仅如此，烧毁草场是在根上重创匈奴的生存基础，还要把他们手里现有的资源破坏一番，他们手里仍然还有一定数量的牲畜。
于是汉军伪扮商队进行投毒，将浸泡巴豆汁的粟米卖给匈奴，致母马流产率飙升，马群出生率锐减。《盐铁论》记载：“胡马不窥于长城”，侧面印证匈奴战马锐减。
汉军还会故意掳掠孕妇，制造难民，给匈奴添麻烦。真正残酷的不是在战场上把人杀光，而是把威胁剪除，留下一些没有威胁的去给敌人找麻烦。
《资治通鉴》载元狩四年春，汉军俘获匈奴孕妇127人。
汉军故意留出北逃通道让他们向北逃，孕妇们并受不了长途的迁徙，相当一部分会在迁徙中流产，《汉书》载“堕胎者相望于道”
这对匈奴人口的影响就十分严重，没有新生儿，一个民族就会面临相当严重的生存危机。
当真正断代以后，这个民族就会彻底丧失生存的机会，持续30年的春攻使匈奴人口增长率下降非常严重。
农耕文明对游牧体系的碾压
汉武帝的春攻绝非临时起意，而是建立在各种充足条件之上。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一句兵家老话。打仗打的并不仅仅只是士兵在战场上的冲杀，也是对于国力的考验，数十万士兵一天的口粮就足够恐怖。
在封建时代，生产力十分落后，这些全脱产的士兵需要朝廷征粮保证他们的口粮供给。
没点积蓄的王朝连仗都打不起，战争往往也成为王朝历史上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打仗打得王朝经济崩坏，打得民生凋零。
而汉武帝这些却是能打得起这些仗，当时国力强盛，百姓生活还过得去。朔方郡屯田年产量达40万石，可供10万大军三月之需，这就保证了前线士兵的口粮供给，士兵有饭吃才有力气打仗。
而且腌菜工艺突破，解决行军饮食保存问题，这一点其实相当重要，食物能保存的时间越久，军队就能在外面待得越久，汉军才敢更加深入匈奴的草场，在草场上跟他们打游击。
而且汉军还在匈奴居住的广袤地区开垦间田，在匈奴部落安插的“间田”就成了汉军监察匈奴动向的前哨站。
汉军对匈奴的了解相当深入，汉军的“匈奴通”能够根据牲畜粪便判断部落动向，所以汉军对匈奴的进攻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各种条件堆砌的结果。
当匈奴单于庭最终北迁至贝加尔湖畔时，草原上散落的不仅是烧焦的草根，更有一个游牧文明破碎的生存逻辑。
汉武帝的春攻战略，本质上是用农耕文明的计划性对抗游牧民族的周期性，用国家机器的组织力碾压部落联盟的松散性。
这段历史给今人的启示远超军事范畴，商场上的价格战要选在对手现金流紧张时发动，职场竞争要抓住对手家庭变故的窗口期。
正如《孙子兵法》所言：“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真正的胜利，往往属于那些能精准掐住对手“生物钟”的谋略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