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余辉，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
摘 要：明清史研究先驱欧阳琛先生早年研究火器史，晚岁以明代政治及制度史为研究重点，对明代的内阁政治特别是司礼监研究颇深，是新中国早期明史专业教授，对于早期明史研究有着较大贡献并培养明清史学者多人。本文利用欧阳琛清华研究院硕士论文定稿与一系列近年新见报刊资料，主要从欧阳琛早年生平与师友关系、撰写毕业论文与指导第一篇论文、江西师范学院时期的明史研究等三方面论述其学行与学术贡献，以重新确立欧阳琛史学论著在早期明史研究中的地位。
关键词：欧阳琛 早期明清史研究 学行 学术贡献
欧阳琛（1912—1994），字伯瑜，江西宜春人。1934—1945年就读于国立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以下或称“联大”）历史系，相继获文学士、文学硕士；1946—1948年，任厦门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后一直在南昌任教，为中正大学—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教授，曾任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后任历史系名誉主任，为江西史坛宿耆。
一、早年生平与师友关系
欧阳琛先生就读小学期间，就对历史产生浓厚兴趣。中学时候写就一篇讲稿《征兵制度与募兵制度》，后于大学期间受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雷海宗的影响修改后，发表于1935年《江西学生》第3—4期合刊。文章开篇阐述“兵”字的本源，辨析西周与秦汉制度的不同，而且引用拿破仑、俾斯麦等人关于募兵与征兵制度的看法。从这篇早期文稿来看，欧阳琛比较推崇征兵制度，而且对于征兵制度与募兵制度优劣都有自己的判断，是对雷海宗于清华课程“中国无兵文化”中表达的观点的引申。抗战时期雷先生更加发挥其观点，形成当时所谓“战国策学派”。可以说，欧阳琛在求学早期受到雷海宗较大影响。
1934年，欧阳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清华园岁月宁静而美好，却又很短暂。清华大学学习期间，欧阳琛一边学习历史，一边思考国家与民族的未来，1935年12月9日他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欧阳琛与众多北大、清华、南开学侣一样，跋山涉水来到昆明，进西南联大学习，1938年毕业于战时清华大学部。1939年12月，入昆明清华研究院学习历史，兼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助教，屡次备考中英“庚款西洋史”科目未中，留学未果，1945年获清华研究院文学硕士学位，论文题目为《明季购募葡炮葡兵始末》（约19 万字），指导老师邵循正，答辩主席郑天挺。
西南联大岁月里，欧阳琛是颇具名气的明清史研究新秀，新近出版《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多次出现欧阳琛的记录，使我们得以从侧面窥见欧阳琛在当时求学时代一些经历和郑天挺先生对于他的一些评价。
1943年11月29日
三时至清华办事处，考试史学研究生欧阳琛，外校考试委员唯余一人。六时试毕，分数为七十六分余。
这次考试是欧阳琛论文中期口试，也即现代欧美、日本等地区研究生培养的论文口考，大陆现称为硕博士论文开题，76分已经属于高分了。
12月27日
三时至西仓坡参加清华大学公费生考试审查论文委员会历史部分，寿民（刘崇）、伯伦（雷海宗）及余共三人。投考人十五人，缴论文者十二，审查结果以何炳棣第一，欧阳琛第二。
这次考试是决定清华公费奖学金的考试，需要送交评审，看成绩欧阳琛仅比何炳棣低一个位次。《何炳棣回忆录》也有出现欧阳琛的名字，两人当时全力准备庚款考试中“西洋史”科目。他们同为清华1938级的历史学家。
1944年12月12日
余既为《清国姓臆测》，忽检书目，知朱逷先先生有《后金国汗姓氏考》，载《蔡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久求未获。昨日下课闻之欧阳琛，青云社有寄售一本，力既不能得，乃就读之。与余立说迥异，心乃安。
郑天挺为文极其谨慎，一定多方收集资料及二手论著，他委托欧阳琛找到朱希祖此前的文章，看到朱希祖研究与自己说法迥异，大为放心，这次终于可以顺利完成自己的论文。
1945年1月24日
八时起。欧阳琛来谈满洲姓氏问题，至十时乃入校。
上次欧阳琛帮郑天挺先生找了朱希祖的文章，而欧阳琛对此也有一定的见解，所以一个多月后一大早就来找郑先生继续商讨这个问题。
1945年4月2日
寿民（刘崇）来送欧阳琛论文。
这时欧阳琛清华研究院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在即，刘崇送来论文，意在请郑天挺审阅。
1945年4月6日
七时至清华办事处参加史学部研究生欧阳琛论文考试，九时还。考试成绩八十二分一。
4月6日是欧阳琛正式答辩的日期，用时两个小时，获得高分82分。
欧阳琛为清华大学研究院第11届毕业生，同期毕业的还有日后著名的逻辑学家王浩。郑天挺与青年学子欧阳琛关于明清史的讨论，还可参见欧阳琛于1982年所写之回忆文章：
我于一九三八年毕业后，仍住在联大附近旁听课程。我听的课程中就有毅老的明清史和史部目录学。毅老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他在北大开过的关于史学方法方面的课程，也常为人们所称道。以前我无缘聆教，在联大才得偿夙愿，这也是我从毅老受业之始。以后我进清华研究院学明清史，在撰写论文和准备答辩的过程中，每遇疑难，趋前求教，都得到毅老热情与耐心的指导，使我铭感不忘。
由此可见前辈学人与青年学子为学之情谊，郑天挺的日记为我们提供了两人部分见面的情况记载，欧阳琛的回忆则提供了当时他对前辈学人之敬仰，以及二人致力于明清史学术问题探讨的情况。
欧阳琛在学业方面不仅仅和郑天挺关系深厚，他写作毕业论文《明季购募葡炮葡兵始末》时，向邵循正、姚从吾、向达反复求教，并经姚从吾、向达二先生引荐，结识方豪，欧阳琛晚年回忆称：“联大聚集了三所大学中许多为青年夙所仰慕的教授，开出了很多各具特色的课程……这不仅大大推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开扩了他们的视野与思路，活跃了学术空气。”方豪于欧阳琛论文具体问题研究启发较大，二人关于明末火器流入中国问题来往书札发表于《东方杂志》第40卷第1 期。对此，方豪在晚年回忆：“向先生研究中西交通史，知道我又是同行，又自谦不通拉丁文和法文，便客气地说：‘十六七八世纪这一段交给你了！’后来他又要他指导写论文的学生，到我处来讨论，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欧阳琛同学，他研究西洋火器传入中国史。” 方豪的回忆从侧面说明欧阳琛研究的深度。方豪此段时期关于明清火器史研究文章见《孙元化手书与王征交谊始末注释》。欧阳琛论文成稿后，寄赠方豪留存，有欧阳琛题赠方豪之语：“杰人先生教正，欧阳琛敬赠，（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可谓二人师友风谊，砥砺治学之见证。方豪此后积极推荐这篇论文，香港大学、台湾大学皆存方豪所赠之影本，原本则由方豪先生赠予台湾政治大学，留存至今。
欧阳琛在昆明期间，常去江西同乡程应镠（流金）居所。程应镠是江西新建人，清代大学士程矞采后人，早年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后成为著名宋史专家。程应镠租昆明树勋巷5号两室一厅朝南的房子聚会。这里是昆明青年学生常在一起聚会的地方，他们有徐高阮、丁则良、王永兴等人，日后都成为中国史学家。他们大部分修联大历史系的课程，时有一些新朋友加入，这里是当时昆明一个小有名气的青年学术沙龙。此外，欧阳琛与程应镠创办私立天祥中学，亲自教学，程应镠出任教导主任，欧阳琛兼职国文老师。欧阳琛在联大勤工俭学，担任“半时助教”，教初级部历史课程，月薪“伍拾元”。1942年好友王瑶（后北大中文系教授）由成都抵达昆明。由于错过联大开学，经欧阳琛介绍，先到天祥中学教国文糊口，再想办法入联大读书。这时期欧阳琛也与一部分共产党员来往密切，比如联大学生汤德明（后为同济大学教授）是地下党员，欧阳琛与他来往密切，并引荐给程应镠认识。另外欧阳琛与程应镠都比较喜欢俄国文学，与冯契相熟。程应镠回忆：
冯契（原名冯宝壤）和我是在昆明认识。……有一个叫张国士的学生和他很接近，时常到他那里借阅俄国文学作品，这个学生和我也很接近。我在昆明时的一些朋友如王逊、欧阳琛、章煜然、胡正谒和他很熟悉，也时常谈到他。
欧阳琛在昆明两处兼职，半工半读，最终在1945年成功获得清华研究院第十一届硕士学位，这是清华研究院在抗战时期颁发的最后一届学位，成为联大研究生培养的绝响。
抗战胜利后，欧阳琛返乡休养了半年，1946年2月应聘厦大外文系讲师，旋入历史系任教。厦大教授郑朝宗回忆当时情况，抗战后厦大新聘了一批倾向于进步的青年教师。欧阳琛与熊德基是其中的佼佼者，郑朝宗说：“欧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比我低一年级，欧告诉我，德基原就学于北平中国大学，后来转入西南联大，他们都是江西人。欧沉默寡言，德基则谈笑自若，雄辩滔滔，令人有一见如故之感。”其后厦大组织学生历史学会，并邀请老师为顾问并演讲，熊德基讲“我为什么学历史？”，欧阳琛讲“注重活的历史”，学生大为叫好。
欧阳琛在厦大一直少有社交，重大场合一般不发表自己的看法。1947年厦大庆祝五四晚会，王亚南校长要欧阳琛发言，欧阳琛也只是与邻座郭大力“一直聚精会神地顾听着演讲和表演，谦让着不发表自己的意见”。1945—1949年正是国内风起云涌，各方角力的关键时刻，大学校园自然也不例外。1948年厦大学生发表了《为抗议美国扶植日本上南京总统府代电》、《南京政府对日本的罪行》和《国立厦门大学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宣言》。厦大的王亚南、卢嘉锡、欧阳琛等九位教师，也在《星光日报》上发表了“反美扶日”笔谈。这次笔谈主题为熊德基起草，其他教师参与修改并联署。欧阳琛的笔谈发言如下：“美国为了包围苏联而扶助日本，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德、意、日反共公约一样，直接危害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中国人民如果不愿重演八年抗战的惨剧，惟有起来坚决反对美国这种帝国主义政策。”可见欧阳琛字里行间透露出强烈希望中华民族复兴的意愿，这种思想从清华园、联大到厦大始终未变，特别是他多年考“庚款西洋史”科目，较之一般学者更为熟悉西洋历史，对当时美国帝国主义心态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
二、欧阳琛先生早年毕业论文与指导论文
欧阳琛先生清华大学研究院硕士毕业论文《明季购募葡炮葡兵始末》，乃于抗战后期写就，是为中国研究明末西洋火器东传最早者，现代学者如汤开建、黄一农等研究明末火器来华史，都高度推崇《明季购募葡炮葡兵始末》对中文世界早期中西火炮史研究的开创性贡献。学界对欧阳琛生平事迹不了解，汤开建甚至误以为欧阳琛是港台学者。这也是本文要绍介欧阳琛生平与他早年治明末火炮史的重要原因。
现代学者分析欧阳琛这篇论文写作过程，引用方豪与欧阳琛在《东方杂志》的公开通信，认为“方豪率先发表了回应欧阳琛来信而写成的《明末西洋火器流入我国之史料》，是目前所见近代学者研究西洋火器东传的最早论著。文中提到的欧阳琛，当时正从事相关问题的探讨，在与方豪的交流中，对明末购募西炮作特别关注”。闫俊侠《晚清西方兵学译著在中国的传播（1860—1895）》（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7）认为民国时期早期中西火炮交流史研究以欧阳琛与方豪的研究为主。他引用佚名撰《明末西洋火器传入中国之背景与影响》上卷（1945年抄本），仔细分析其内容，发现非常接近欧阳琛论文第一章，《明季购募葡炮葡兵始末》原稿第一章正是“购募葡炮葡兵之背景”。据欧阳琛致方豪信记载，他原拟研究“清代火器演变史”，但于撰写明末火器传入中土背景介绍时，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徐光启、孙元化倡导购募葡炮、葡兵。登州兵变后，这一支强有力的西法练军随将领孔有德、耿仲明等投入后金，明清双方军事情势随之逆转，间接促进了明清鼎革的发生。他认为要先把明清之际葡萄牙来华火器与葡兵问题研究清楚，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研究。方豪对此表示高度认可，复信言，应高度重视西文史料特别是葡文史料，并与汉、满文史料对勘，对这一问题必须进行系统研究，才能推进“清代火器演变史”的研究。可以确定的是，《明末西洋火器传入中国之背景与影响》上卷就是定稿《明季购募葡炮葡兵始末》第一章的背景介绍文字，因为未定稿所以没有题名，或因年久保存不善丢失了题目，但是应属欧阳琛论文草稿第一部分。
欧阳琛《明季购募葡炮葡兵始末》定稿分为四个部分：①购募葡炮葡兵之背景；②耶稣会士传教活动与购募葡炮葡兵；③徐光启强兵精器之主张与购募之经过；④孙元化与登州之变。我们可以看出，欧阳琛定稿章节目录的设置，基本包含在他与方豪先生通信所涉及的内容中。方豪出身教会家庭，从小在杭州教会长大，熟稔英、法、德、意、西、葡等文，中年转入研究历史，以专精西方语言研究中西交通史著称。欧阳琛虽然也与吴保安（于廑）、何炳棣一样，多次备考“庚款西洋史”科目，惜西洋史与外语分数不及吴保安、何炳棣等人，所以留在西南联大攻读中国史。吴保安、何炳棣等入美国大学英国史研究院，在世界史研究领域有极高成就，特别是吴保安成为新中国世界史学科教学与科研的奠基人，出版《世界史》六大本教材，至今仍然被学子使用。何炳棣则以治“16世纪以后英国土地制度”拿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此后成功转入中国史研究，成为一代大历史学者。欧阳琛虽然熟悉西方语言，但在西文的学术运用上毕竟不如上述三位，所以他不时请教方豪西文史料关于明末火器入华的记载，方豪认为两人通信十分重要，所以征求同意后，特在《东方杂志》上刊登。
欧阳琛论文第一章“购募葡炮葡兵之背景”，为分析明代早期军匠制度与《（万历）大明会典》所载火炮样式，特别是与同时期西方记载做型号比对。第一章重在介绍当时枪、炮型号与时人记载各种枪、炮使用情况与效果，特别用明人记载与西文史料对译，彻底了解其详细的形制，为以下行文做铺垫。第二章“耶稣会士传教活动与购募葡炮葡兵”，为介绍耶稣会士在晚明传教的情况，并钩沉士大夫与耶稣会士交往情况。此前由于雍正禁教与晚清义和团扫荡京郊明末耶稣会士遗迹，学界对于晚明耶稣会士与士大夫交往，不甚了解，该文可谓有开创性贡献。第三章重点为研究徐光启、孙元化师徒训练明军，购募葡兵、葡炮的功绩，指出两人在士大夫群体中具有前瞻性思想，他们提出学习西方先进的火器技术，用以挽救辽东日益困窘的战局。第四章介绍“登州吴桥兵变”这一明清鼎革关键史实，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因缺饷银，发动兵变，害怕明廷秋后算账，而投入后金，带走已经练成的明军西化炮兵与葡炮多门。他们受到皇太极的重视，皇太极成立专门炮兵队伍“乌真超哈”，明与后金于辽东等地形势遂大为逆转，后金在火器上得以与明军一比雄长。辽东战局后金军兵日益主动，开始伺机攻取明之坚城，徐光启、孙元化等苦心孤诣之努力终成泡影，反而“师西方长器以资虏”， 导致前线形势逆转。该文乃是第一次在学界提出此关键问题，提升了明清鼎革研究深度。由此可见在欧阳琛初为大学教师时，他在厦门大学历史系演讲“注重活的历史”，意味深长。
欧阳琛《明季购募葡炮葡兵始末》史料运用上力求完备，中文材料多利用当时故宫博物院出版之“善本丛书”、昆明各大图书馆藏明人文集、史语所出版之《明清史料》各编、史语所图书室馆藏历朝《明实录》抄本及《崇祯长编》等书，并利用耶稣会士原版著作，都列出其中文与西文名，方便读者搜检。有学者评论称欧阳琛先生以钻研专题史料见长。欧阳琛于抗战烽火中，无任何便利条件情况下，使用这么多材料，对于明清鼎革这一重大历史问题，提出了火器技术转移乃一大关键问题，明亡清兴不能一概而论为明之腐败不敌清之勃兴的观点，实乃很具史识的一则史论。20世纪60年代，史家罗香林指导学生马幼垣为明清火器史研究，还特意致函远在台北的方豪先生，讨要欧阳琛《明季购募葡炮葡兵始末》原稿。罗香林颇为珍惜欧阳琛此论文，雇人费金用毛笔誊抄，把原件送还方豪（即今存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处本），毛笔誊抄件则借给学生影印，此为当代学林佳话，也是欧阳琛论文受到当代史家重视的表现。
欧阳琛于《明季购募葡炮葡兵始末》完稿后，应聘厦门大学，颇有志于继续研究南洋问题与明清史，他向当时厦门大学历史学会提交草拟的研究计划云：
该会会员为着实际的需要与研究的方便，积极与校方接洽成立研究室，将分南洋、学术思想、明清等组，分头合作研究云。
欧阳琛在1947年指导的厦门大学学生黄典权大学毕业论文为《明末漳泉之海盗》，据黄典权自言，他“以郑芝龙为问题焦点，夙夜披览史料，因而次岁，以《明末漳泉之海盗》为题目，撰毕业论文，由欧阳琛教授指导，自此海疆史事之研究结下不解缘”。黄典权后赴台湾，因与欧阳琛师生关系，得以拜方豪为师，为成功大学教授，以毕生治海洋史闻名于世。黄典权《明末漳泉之海盗》以明末清初郑氏家族为主线，钩沉中国南部漳、泉海域的海盗史实。该文分为三部分：嘉隆间海盗骚扰闽粤海域；万历十年后海氛小靖；天启、崇祯间海盗大兴与郑氏家族对于明清之态度，郑芝龙降清，而郑成功以残部持续不断为民族抗争。该文言简意赅，惜乎当时资料条件限制，所利用史料多为福建等地明清方志，官书、文集史料使用较少。该文大量利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分析时代大势，可谓一大亮点。该文虽是黄典权初撰成，但也可反映欧阳琛先生对于明清易代的观点，即明为正统，郑成功等抗清乃是民族大义。面对来自北方的压力，明需依靠海洋而站立。可惜的是欧阳琛没有继续治海洋史，1949年他与谷霁光教授一道前往南昌的中正大学任教，此后他再也没有写过关于明清火器史和海洋史的文章。他的很多观点已经初步形成，没有成稿，故未能发挥其学术创见，令人扼腕。
三、江西师范学院时期的明史研究（1949—1994）
欧阳琛于1948年底离开厦门大学，在福州停留约三个月，与徐千里等人租福州秘书巷27号创办大众新闻社，自任主编，蜡纸油印发行新闻稿100份，1949年上半年停刊。1949年中期至中正大学任教，此后中正大学面临改名重组，1950年改名南昌大学，1953年在南昌大学师范部基础上筹备建立江西师范学院（以下简称“江西师院”）。学校留下了原南昌大学理学院院长郭庆棻、副教务长谷霁光、副总务长熊化奇、数学系主任彭先荫、文史系代主任欧阳琛、艺术科主任刘天浪、校务委员吴士栋等著名教授。1953年10月29日，经中央批准，正式成立江西师范学院筹委会。筹委会由14人组成，并设立了常务委员会。常委会由吕良、郭庆棻、张慈瑞、谷霁光、熊化奇、彭先荫等人组成，由原任中正大学文史系主任欧阳琛任历史科主任，欧阳琛对于江西师范学院历史学科教学倾注了大量心血。据当时有些学生回忆：
（江西师院）历史系建系后，特别是1960 年前后，一批本科毕业生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来，如何很好地培养这些年轻人，使他们尽快成长为教学骨干，便成为系主任深切思考的问题。为此郭宣霖先生会同当时主管教学工作的副系主任欧阳琛先生制订了《历史系青年教师培养规划》。这份在“文革”中曾被斥为“黑文件”的规划，实际是富有远见而又切实可行的文件。它规定了青年教师培养的目标、要求，提出了培养的具体措施，希望青年教师能尽早接过老一辈的“衣钵”即接班。依据这份文件，一批青年教师被先后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等校进修。依据这份文件，系里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被指定为相关专业青年助教的指导老师，具体落实文件的要求。……历史系当年培养青年教师的一些举措，无疑是适合时宜的。严格的要求造就了严谨的学风和教风。他们后来在七八十年代大都成为历史系各专业的骨干，实现了郭宣霖、欧阳琛两位先生关于继承先辈“衣钵”（接班）的嘱托。
欧阳琛在当时客观条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对江西师院历史学科的教学采取了很多具体的举措，包括选任优秀学子外出进修，为教授指定青年教师为助教，这都是比较好的历史研究实学风气的体现；鼓励年轻学子多向京津沪地区高水平前辈看齐，学习外校培养经验，放宽青年教师的眼界，真正发挥培养后辈学人，回馈江西父老的作用。这一批培养的学者中，如秦汉史学者黄今言、宋史学者许怀林等成为当时国内史学界新秀，基本达到培养目的。对此段时间，黄今言回忆称：“我们历史系是一个优势学科，教师队伍就比较雄壮，老一辈学者姚名达、谷霁光、欧阳琛、谢康等教授，为我们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
1949年欧阳琛在《新中华》发表《王阳明与大礼议》，初步开始涉及明代政治史，该篇论文详细叙述嘉靖初年王阳明及其门徒与大礼议之间的关系，且就早期王学传播与明廷上层政治做了简明扼要的说明，为我们拨开《传习录》《阳明年谱》《明儒学案》构建的阳明与政治无涉之纯儒形象迷雾，有着很大的学术贡献，有学者评论称：“欧阳先生以朱王二派的对立考察了从嘉靖到万历一段时期的党争，这是颇有见地的。”这篇用力颇深的论文成了欧阳琛阳明学研究的绝响，此后种种原因，使他并没有继续阳明学与政治之关系研究，晚年专心致力于研究明代政治史。
欧阳琛转向明代政治史研究与南昌文教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欧阳琛出身的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大，均与中研院史语所有学术渊源。1945年后清华、北大复校回到北京，史语所在1949年迁往台湾。20世纪50年代全国大批珍本善本开始大规模向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国家重点图书典藏机构集中。南昌等地阅读明清珍稀史料与海外期刊专著已很困难。南昌虽然是江西首府，但就欧阳琛所需的明史研究材料来说，尤为缺少，获取西文史料更是难上加难，欧阳琛已经无法继续先前在昆明、厦门致力颇多的明清火器史、海洋史的研究，所以他开始转向明代政治史研究。他在50年代力排众议，说服江西师院图书馆用重金购买了1940年梁本《明实录》。《明实录》在明史研究资料中的独特性，可谓无法替代。我们后文将要谈到欧阳琛从1979 年开始培养明史研究生，首先要求学生通读《明实录》，以贯通对明朝历史的理解，他以此培养诸位学生，皆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1950—1978 年，欧阳琛除了在1960年4月写了一篇《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加速世界观的根本改造：重读“改造我们的学习”笔记》，别无任何作品问世。1986年江西省组织召开了首次江西社科界内部关于当前史学形势和方法座谈会，欧阳琛与会并介绍了西方史学研究方法论的情况和西方史学方法论的发展，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可以看出，虽然没有直接从事西洋史领域的教学与科研，但欧阳琛依旧关注西方史学的最新发展。1978—1992年，欧阳琛把此前很多思考整理成文，涉及对“明代阁权的演变”“宦官知识化”等明代政治史重大问题的理解。他在《明内府内书堂考略——兼论明司礼监和内阁共理朝政》《明代的司礼监》两文中提到，司礼监太监于太祖时期设立，分析其后司礼监机构的设置以及演变，可以发现司礼监太监根本意义是皇帝的家奴，他们之所以被培养识字书写，是因为皇帝欲减轻自己的负担，以便垂拱而治，所以一部分的监权，除了在共理朝政中与阁权相互制衡而外，还在皇权与相权之间，起着调节作用，以巩固与加强皇权。这一论断突破传统研究只批太监专权，而不反思其权力来源皇权的框架，可谓影响明代政治史甚巨。欧阳琛在《论明代阁权的演变》一文中谈及，明太祖为褫夺相权而建立“六卿分职”体制，至成祖时设内阁，此后历史形势演进，内阁辅臣变成了真宰相。明后期如嘉靖、万历又千方百计想要削弱内阁权力，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内阁权力实际上不断突破以皇帝总揽朝政为目的，以“彼此颉颃”为手段，并加以内监相互牵制的“六卿分职”体制，是皇权独裁意志的体现。此文不长，但是总体概括明代内阁权力来源与演变，而且一再强调明廷中枢权力分治，都来源于皇权的控御，言简意赅地突出了明代政治的一大关键——内廷与外朝结构乃是“内外相维”，是很具备思想性与开拓性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主旨思想为批判明朝专制皇权，很多引用的材料出自梁本《明实录》，都为平时阅读搜检而来，可以看出欧阳琛颇为熟悉《明实录》的各项记载，故文章结论坚实而可靠。
从1979年开始，欧阳琛不顾年事已高，尽心培养后学，陆续招收方志远、曹国庆、萧放、卞利、于少海等明清史专业的研究生，他们后皆卓然有成。方志远教授于明代政治制度史、明清社会经济史、明代市民文学、明代阳明学等领域有重要建树，代表作有《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等。曹国庆专攻明代政治史与帝王传记写作，尤其以严嵩研究与嘉万时期研究著称。代表作有《严嵩年谱》《万历皇帝大传》《严嵩评传》等。卞利硕士学位论文为《清前期赣南租佃关系研究》，在安徽工作后，主要研究徽学，是知名徽学专家，有《明清徽州社会研究》等论著，并编辑大量徽学论文集与资料汇编，为明清徽学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萧放、于少海主要研究明清社会经济与民俗，多篇论文见于《江西社会科学》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可见欧阳琛学生不谓多，但都学有所长，部分学生成长为明清史领域重要学者，传承了欧阳琛明清史研究思想，推动了全国明清史研究发展。加上前叙黄典权教授，为明清台湾海洋史与郑成功研究的权威。欧阳琛早年开创之明清海洋史与晚年开辟的明代政治史皆有后学承继，实乃学林幸事。欧阳琛一生重要论著被方志远教授汇集为《明清中央集权与地域经济》一书，嘉惠学林，读此书也可窥见欧阳琛先生一生治学精华。香港大学马楚坚教授称欧阳琛为“明史名家”。此外欧阳琛还有两篇关于元初汉化与政局的文章，也得到陈世松等相关元史专家的好评。
结 语
欧阳琛先生是中国自主培养的明史研究者，他早岁立志于研究西洋史，但多次备考“庚款西洋史”不过后，决心留在国内安心治史，并发挥自身优势，研究“清朝火器演变史”，但于写作论文过程中，发现明末火器传华史颇为重要，于是决心先把这一段写好。他遍寻名师请教，加以同辈师友相互砥砺，终于写成《明季购募葡炮葡兵始末》，该文广泛使用中西珍稀材料，立论持平，且包含对明清鼎革这一重大事件的关怀，故结论历久而弥新，成为中西交通史、明清火器史领域不可绕过的经典之作，也使欧阳琛得以一硕士毕业论文闻名于世。
欧阳琛其后辗转福州、厦门、南昌等地，虽然立志于学，也制订了一些新的研究计划，终因时局动荡，遂不果行，1953年留在江西师院，此后再未离开。他在江西师院期间，尽心力教书育人，虽曾为人污蔑，但矢志不渝，致力于明史研究。
欧阳琛晚年回归明史研究，日读《明实录》，关心明代政治史最大问题，即“内阁”“司礼监”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对于明代皇权乾纲独断，设置各种内外机构相互制约、分权有着独到的见解，提出明代监权滥觞于宦官知识化，对明代政治史研究有着极大的贡献。虽然欧阳琛晚年论著不多，但大多成为明史经典。
综观欧阳琛的一生，虽然历经时局坎坷，但是终生矢志不移，砥砺治学，佳作不断。欧阳琛死后，好友张杰（1901—1996），原名国熊，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原馆长）有挽联：
挽欧阳琛先生
共事卅年，接触频繁成益友，悲伤今永别。
为邻卅载，往来亲切若家人，世谊将长存。
可谓斯人已逝，浩气长存，留下史学著作，必能传诸后世。国家人事部专家司对欧阳琛的评价为：“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课程建设、师资培养与提高等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明史的研究有着较高的造诣，撰有较高质量论文多篇，获同行好评。”可以说官方对欧阳琛评价中肯。
原文载《理论与史学》第十辑，注释从略，转引请参原文。
采编：张雅淇
审核：袁宇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