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0日凌晨，冀鲁豫第九分区司令员张国华，亲率三个主力团突袭河南淇县西岗村，一举全歼伪保安司令牛德英以下2000余人，这次紧急行动的中心任务，是为了保证两位元帅级人物顺利过境，也就是未来东野的“101”和华野的“501”首长，上级的指示很明确：绝不容半点有失！
（聂鹤亭将军）
陈老总和林总一行人，是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于8月25日乘美军飞机，先从延安飞到山西黎城，在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短暂休息后，再骑马途经河南赶赴山东，而淇县西岗村正卡在这条秘密交通线的要冲，张国华此次作战行动，就是要彻底消除隐患。
正是在河南濮阳，林总接到了转赴东北的紧急命令，随即与陈老总分手，带着萧劲光、李天佑、邓华等九名高级干部，在警卫部队的护送下转道北上，一路辗转历时两个多月，终于在10月27日到达沈阳。
随行的几位名将，后来都担任了东北部队的重要军职，开国大将萧劲光，曾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开国上将李天佑和邓华，分别担任过二级军区司令员和野战纵队司令员，个个威名赫赫。
其实在这九人当中，另有一位我军的资深将领，而且早期职务，完全不输于萧李邓诸将，曾是林总的同级干部和粟裕将军的老上级，可惜种种原因，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知名度不高：开国中将聂鹤亭！
一、聂鹤亭曾任大军区参谋长
聂鹤亭将军是安徽阜南县人，1926年参加北伐军，担任叶挺独立团二营六连的排长，同年秋入党。其后跟随叶挺将军，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这样的革命早期经历，在我军高级将领中，也是为数不多的。
著名的三河坝整编时，聂鹤亭担任连长，而林总也是连长、粟裕将军还只是排长，可见起点之高。然而朱老总化名“王锴”，决定率南昌起义军余部，暂时隐蔽在滇军范石生部之际，聂鹤亭表示不能理解，擅自离队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
离开这支“火种队伍”，进而未能参加井冈山会师，怎么说都是憾事。并且广州起义失败后，聂鹤亭又被派往安徽开展地下工作，直到1929年才到达中央苏区，最初只担任红四军军部参谋，职务明显掉队了。
（抗战时期）
从1931年起，聂鹤亭长期担任参谋长职务，历任红11师参谋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红1师代参谋长、红一军团作战科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应该说，中央首长对聂鹤亭还是很器重的，到1937年更是出任总参谋部作战局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叶挺军长的邀请下，聂鹤亭非常想去新四军工作，毕竟对老上级有感情嘛，毛主席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也有些不舍，嘱他临行前聚餐一叙，显然还是有别的考虑，结果聂鹤亭只怕主席不放人，干脆来个不告而别！
这事做的确实有点离谱了，最终新四军还是没有去成，聂鹤亭到了武汉以后，接到命令就地转任“八路军办事处”的高级参谋，1938年又调回延安学习，次年派任冀中军区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聂帅倒是很欣赏红一军团的这个老部下，至1939年聂鹤亭已经擢升晋察冀军区参谋长！这可是一级军区的参谋长！理论上说，抗战胜利到东北以后，完全有资格担任“东总”的参谋长。
（和聂帅一起）
聂鹤亭虽于1942年底，从晋察冀调回延安学习，不过在1945年随林总出关之际，毛主席、朱总司令不计前嫌，还是准备重用这个参谋人才的，一行人到达东北不久，“东北人民自治军”正式成立。
此时尚属东北我军整合的初期，领导班子略显复杂，聂鹤亭暂时未能出任参谋长一职，当时的第一参谋长为萧劲光（以第四副司令兼）、第二参谋长为伍修权（东北局常委），职级都高于聂鹤亭。
而聂鹤亭接替意外牺牲的卢冬生将军，出任了松江军区司令员，这是东北最早的二级军区之一，职务其实也不低。1946年初部队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以后，情况有所变化，两位参谋长的工作重心，也随之调整。
萧副司令事务特别繁忙，而且即将调往南满军区担任司令员；伍参谋长出任军调执行部长春分部的我方负责人，主要处理谈判和交涉问题，为加强总部参谋工作，聂鹤亭终于调任“东总”参谋长！
（时间点有些问题）
二、聂鹤亭调任二级军区司令员
也就是说，聂鹤亭确实担任过”东总“的参谋长，且负实际责任，只是时间较短，因为1946年5月间，在罗政委的推荐下，刘亚楼从大连赶到哈尔滨，并与林总相见甚欢，林罗首长随即联名请示延安批准，任命刘亚楼为“东总”参谋长。
事情很显然，刘亚楼伏龙芝军事学院的科班出身，以及参谋业务的精明干练，也包括工作上的配合默契，都是林总比较欣赏的，遂自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长期担任“东总”参谋长一职，包括后来的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参谋长。
萧劲光调往南满后，解除了参谋长兼职，聂鹤亭则调离总部，赴任辽吉军区司令员，究其原因，个人看法第一是性格因素，不太善于处理关系；第二是军事养成教育的欠缺，毕竟没有就读过正规军校，在东北我军的正规化建设中，有些力不从心。
辽吉军区是下辖31个县的大型根据地，位置还是蛮重要的，东北战场转入反攻以后，辽吉军区和辽宁军区合并组建“辽北军区”，聂鹤亭仍然担任司令员，然而在辽沈战役中，聂司令员首次引起林罗首长的强烈不满：
1948年11月1日，聂鹤亭奉命率6个独立师和1个骑兵师，配合野战军主力攻入沈阳。此间敌暂编第53师师长许赓扬，被我军团团包围之后，派员联系“起义”，聂鹤亭为加快战役进程，在没有请示总部首长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同意暂53师按起义处理。
林总事后认为，暂53师当时的情况最多算“投诚”，因对越权行为提出了严肃批评，聂鹤亭起初想不通，后来还是罗政委做工作，总算做了自我批评，应该说，林罗首长已经不太满意了，不料平津战役胜利后，聂鹤亭进城又犯了错误。
这回是在北平开会期间，聂鹤亭去长安大戏院看戏不买票，当场被纠察总队给抓住了，负责北平治安和反特的纠察总队，是由华北军区步兵学校改编的，总队司令员张明河，也算是聂鹤亭在晋察冀的老部下。
想都不用想，聂鹤亭的态度当然挺横，不料张明河的脾气更倔，一个电话打给了罗政委，后果不出所料，聂鹤亭自然被罗政委狠狠尅了一顿。期间东野正着手整编成为四野，聂鹤亭已经被内定为野司副参谋长，排名在陈光之后。
四野大军南下之前，刘亚楼确定出任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参谋长位置于是出缺。部队正职调离，副职晋升并接手工作，在军史上屡见不鲜，比如华野整编为三野期间，参谋长陈士榘正式出任兵团司令员。
于是原华野副参谋长张震将军，顺利晋升为第三野战军参谋长，所以这是有成例的，然而四野的两名副参谋长，却都未能如愿以偿！
三、四野两名副参谋长都未能转正
主要是聂鹤亭的几次错误表现，让罗政委大失所望，加之军委的综合考虑，最终选调华北军区的萧克和赵尔陆将军，分别担任了四野的第一、第二参谋长，关于这段历史，《罗荣桓传》中有如下一段记叙：
”有位曾经参加南昌起义的老干部，历任重要职务，但在处理个人生活问题上屡有失当，进城以后，又犯不服从组织分配的错误，为此，罗政委不得不代表组织亲自出面谈话，给予了严肃的警告“。
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指的是谁不言而喻，因此聂鹤亭痛失四野参谋长之职，主要还是个人原因，至于另外一位副参谋长陈光将军的境遇，之前曾有专文，读者大多了解，这里不再赘述。
（陈光将军）
总之四野这两位副参谋长在解放战争中，都属于“高开低走”的情况，而且情况非常相似：都是”双红一“出身的老红军，都是长征路上的师级干部，都是革命早期屡立战功的将军，可惜也有着共同的缺点：
性格直爽，脾气火爆，不善处理上下级和同志之间的关系，即便是素以宽厚著称的罗政委，对此也感到很是无奈，因此在野司刘参谋长下去带兵后，他们双双没能上位，只能继续担任副参谋长职务。
萧克将军曾经回忆说：“（到任四野后）罗荣桓对我讲，四野的两个副参谋长都是资格较老的同志，你到四野来，能团结他们一道工作，我主要管军事工作，赵尔陆则主管大军南下的后勤工作"。
1950年以后，四野兼中南军区的这两位副参谋长，先后调离总部机关，陈光出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聂鹤亭调任装甲兵副司令员，均未能担任正职。其中陈光将军于1954年不幸离世，而聂鹤亭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全军大授衔之际，之前被评定为”准兵团级“的聂鹤亭，拟授予中将军衔，看见同样出自晋察冀的吕正操、杨成武、杨得志等将领，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聂鹤亭非常不满，直闯总政质问，这场风波当时闹得挺大。
负责评衔工作的老领导罗政委，只能再次出面，耐心解释并给予了严肃批评，聂鹤亭也做了检讨，上级最后决定给予暂停授衔的处理，直到1956年1月25日，才补授聂鹤亭为中将军衔，成为大授衔期间的一个插曲。
（罗政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