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尝试。
在上海一家医院，医生为新西兰人Dale KahakiKahaki准备了一项前沿疗法，这种疗法曾让一些被判“无药可救”的癌症患者进入缓解期。
此时癌细胞已经扩散到Kahaki的肝脏，但他仍心怀希望。
01
新西兰警察飞往上海求生
来自汉密尔顿的Kahaki患有套细胞淋巴瘤，2024年2月，新西兰医生判定他的寿命“只剩几个月”。
2024年6月底，Kahaki第一次到上海，他躺在医院病床上，花了六个多小时进行采血。
这就是他要在上海接受的CAR-T细胞疗法。
基因改造身体免疫细胞，使它们能识别并攻击侵蚀Kahaki身体的癌细胞。
不过，这种疗法对套细胞淋巴瘤的效果较差，但若成功，也可能为Kahaki争取到几年生命。
然而，当他第二次抵达上海时，医生们被他糟糕的身体状况震惊了。
“我们去机场接他时，他几乎站不起来，也说不了话。”Kahaki的医生说。
医生甚至和他讨论了转为姑息治疗，并提出退还34万纽币的部分治疗费用。
但Kahaki拒绝放弃。“既然我都来了，我想最后试一次，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02
最后一搏，无力回天
Kahaki是通过别人的牵线了解到CAR-T疗法的。
他把笔记写满了一整块白板，并提取了自己的警察退休金。
但他的妻子Sacha觉得，在表面积极的背后，丈夫其实内心充满恐惧。
“他拼命向所有人讲这个疗法，打无数电话，但我生他的气，因为他一直拖着不愿动身。就像他在逃避。”
在第二次前往上海前，Kahaki在社交媒体发了一段视频。
7月12日，他发布了最后一条动态，他声音嘶哑地向大家道歉，说自上次上海回来后没有更新近况。
“过去两周我感觉就像被卡车撞了然后又倒车压了一遍。完全精疲力尽，一直在睡觉……呼吸困难……”
Kahaki勉强撑着坐上了飞机。
随后妻子Sacha也飞到了上海，一周后，医院要求Sacha签署文件，确认医院已尽全力进行治疗。
那晚，她坚持留在丈夫身边。
“是他开口要求的，我当然不会离开。那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真正好好地交谈。我们聊了很多，很深，很美好。”
随后，Kahaki被转至上海一家公立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2024年8月10日，Kahaki去世。
那天，他新西兰的家人聚在一起，举行毛利人的祈祷仪式karakia，孩子们通过视频通话目睹了父亲离开。
五天后，Sacha带着丈夫的骨灰回到新西兰，亲人以毛利族传统的哭丧仪式迎接了他。
“他们把他抬进屋里，感谢我把他带回家。”
03
“他对新疗法充满信心”
Kahaki和妻子Sacha相识了几乎一辈子。
两人的父亲是工地上的同事，一个是建筑工人，一个是电工。
“我们小时候不算特别熟，因为他比我大九岁……当我们开始交往时，两家人早已熟识，没有任何隔阂，我也不再叫他爸妈‘叔叔阿姨’。”
之后，他们有了两个孩子，16岁的Isla和14岁的Reed。
Kahaki来自毛利部落Ngāti Porou，曾在新西兰警队工作，担任过新西兰、中国、英国国家领导人和皇室的贴身安保。
2016年，他处理了一起致死儿童的车祸，导致心理崩溃。
在休养期间，他开始出现胃痛和出血，最终被确诊为套细胞淋巴瘤，年仅51岁。
经过化疗、自体干细胞移植以及自费免疫疗法后，他的病情曾稳定长达7年，直至2024年。
在前往中国治疗前，Kahaki曾对《Stuff》记者表示，他愿意在返回后接受采访。
当时，他对CAR-T疗法充满信心，希望能提高公众对它的认知，并推动这种疗法在新西兰的落地。
“如果他现在还在世，也一定希望这段经历被讲述。
“对他来说已经太迟了，但这种治疗对其他人依然有希望。”他的妻子Sacha说。
04
正在推进新西兰公费治疗
惠灵顿的医学研究所Malaghan Institute正努力将尖端的CAR T细胞疗法引入新西兰。
董事会成员之一，商人、演员David Downs就是那个牵头让Kahaki去上海接受治疗的人。
Downs曾被诊断出患有非霍奇金淋巴瘤，在美国进行CAR-T治疗后得到缓解。
从那之后，他开始致力于将CAR T引入新西兰，Malaghan Institute进入临床研究。
第一阶段的30名患者中，超过一半的患者在三个月后就摆脱了癌症，并避免了严重的副作用。
该试验目前处于第2阶段，CAR T细胞正在通过本地生物技术公司BioOra进行临床生产。
BioOra希望让“新西兰制造”的CAR T疗法变得更加可及，价格远低于现有海外选项。
团队的目标是在2027年之前，将CAR T疗法纳入新西兰公共医疗体系，并通过Pharmac的批准进入医保覆盖范围。
Downs表示，Kahaki的去世更凸显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
“他为新西兰做出了巨大贡献，却不得不花光退休积蓄去中国，他如果能早点接受CAR T治疗，一切都不一样。这让人很难过。
“新西兰有这种技术，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快纳入主流医疗体系。”
上周，Sacha庆祝了和Kahaki结婚20周年纪念日，这是他们第一次没有一起过。
“最难熬的大概就是吃饭时间了，以前我们都是一起吃饭的。”她说，“现在我和孩子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会问，‘爸爸会怎么想呢？’”
ref:https://www.stuff.co.nz/nz-news/360681052/ex-cop-who-travelled-overseas-cancer-treatment-didnt-make-it-h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