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历史性创新
党建治学
在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上有许多重大的创新。80年前，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以“历史决议”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以历史经验为基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加强党的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统一全党思想的一个历史性创新。
开启“历史决议”的历史性创新
之所以说80年前通过的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是一个历史性创新，首先就在于它开启了“历史决议”的历史。
今天，我们纪念80年前通过的“历史决议”，谈论其历史贡献，必须把它放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已经通过了三个历史决议，还包括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021年11月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由此，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历史决议”的历史。而首创“历史决议”这种党的“决议”形式的，是80年前1945年4月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也就是说，对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贡献，人们可以有种种评价，但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要忘记正是有了这一“历史决议”，才有后来的“历史决议”，才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决议”的历史。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贡献，首先就在于它是开创中国共产党“历史决议”历史的起点，是“历史决议”的先例。
应该认识到，党的“历史决议”是党的阶段性历史最真实最权威的反映和记录，党的“历史决议”的历史是党的历史最凝练最有含金量的反映和记录。历史，作为客观事物的时间存在方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物形成和发展的进程。每一事物，大至宇宙、生命、人类，小至我们和身边的一切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历史。也正因为这样，在人的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时，会形成历史学这一门类的科学。同时，也会因为不同人有不同的“反映”而留下不同的历史记载。要能够准确地反映客观存在的历史，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客观的时间印记包括原始文献，是一个重要方法。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有这样的特点，它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奋斗的客观进程，同时又是党史学家记载和描述的历史。要能够准确反映党的历史，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都是重要方法。而80年前中共中央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是由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当事人和亲历者直接参与的，经过集体回忆和讨论核准的历史文献，其真实性和权威性是其他党史研究方式和党史文献都无法相比的。也正因为如此，80年前通过的历史决议及其所开创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决议”的历史，具有历史性创新的贡献和意义。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开创及其实践创新
之所以说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是一个历史性创新，还因为它创造了在全党学习和整风的基础上，以“历史决议”的形式，既解决党内存在的重大问题，又统一全党思想的成功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从幼年的党走向成熟的时候，不仅认识到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一样都是战胜敌人的“法宝”，而且认识到党的建设是一个“伟大的工程”。这个工程的任务，按照毛泽东当年的说法，就是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而要建设这样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怎么正确对待党的历史经验，包括怎么正确对待历史上犯过错误的人和事。通过历史决议，着重从思想上分清是非，统一全党思想，而不是简单地惩处犯错误的领导干部，这是党内斗争的一大发明和一大成功经验。
为统一全党思想，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学习”任务后，由高级干部带头，在全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和整风运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历史决议”，既对错误决不姑息，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同时，又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论及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时，肯定了这一有利于党的团结和胜利的成功经验。这是“历史决议”创造的成功经验，也是党的七大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重要原因。党的第二个、第三个历史决议尽管要解决的问题和第一个历史决议不一样，但在对待历史经验包括人和事的问题上都汲取了这一成功经验。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创新
第一个历史决议之所以具有历史性创新意义，还在于这一决议创造了集思广益、民主集中的党内民主新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不仅要体现在党代会的召开和领导机构的产生上，而且要体现在党的决策上，而后者是最难的。在起草历史决议的时候，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注重按照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基础上统一全党的思想。
一是建立历史决议集体起草的专门委员会。早在1941年九月会议前后，毛泽东就花了很大精力检讨过去中央路线的是是非非，并在秋天写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随着《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历史文献先后编出和党内高级干部学习的深入，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的推进，党的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中央书记处在1944年2月24日会议上讨论了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党的历史问题。5月10日，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七大报告的准备委员会，其中之一就是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毛泽东领导下，由任弼时主持，成员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彭真等。从这时起，中央关于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谨学风。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立的当月，任弼时就主持委员会以毛泽东1941年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蓝本，写出了《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后来，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秘书又作了修改。任弼时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和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集体讨论的意见，在胡乔木修改稿上又作了三次修改，并将题目改为《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参加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同志对这个稿子提出修改意见后，中央指定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张闻天参加修改。在此基础上，从1945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动手修改文稿。第一次修改，他就把题目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他前后作了至少7次修改。从初稿到毛泽东修改稿，在整个起草和修改工作中，对每一个重大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对党负责的政治责任心。3月25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提议，将这个历史决议草案由党的七大通过改为由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参加了历史决议的修改和讨论。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大会，原则通过了这个决议。现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历史决议”上标明的日期，就是这个日期。
三是充分听取意见，反复修改。历史决议稿不仅在起草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而且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后，又经过修改提交出席党的七大的各代表团讨论。6月19日，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讨论了历史决议，并决定继续由任弼时组织修改。经过再次修改的决议稿，提交8月9日召开的党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与会人员没有再对决议稿提出大的修改意见后付诸表决，历史决议获得一致通过。8月12日，正式印成党内文件。
许多党史著作讲这个历史决议“数易其稿”写成，确实是事实。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讲的“数易其稿”，不只是写作意义上的数易其稿，而是在坚持民主集中制过程中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意义上的“数易其稿”。这一民主传统在起草第二个、第三个历史决议时都保留了下来，成为“历史决议”历史的一大亮点。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创新
之所以说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是一个历史性创新，最重要的，是以中共中央“历史决议”的形式，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
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终于在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经过延安整风，终于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历史决议中，肯定了反映中国革命规律的毛泽东思想。这个历史决议的历史性贡献就是明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就是这个历史决议。这为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历史证明，以“历史决议”的形式，确立领袖和领袖思想的历史地位，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创新。这一成功经验，也被党传承了下来。后来通过的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不仅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而且为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也以历史决议这一最权威的形式肯定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的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肯定了党的十九大确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强调的“两个确立”。
综上所述，80年前通过的历史决议在党的建设上具有历史性创新的伟大意义，是经过历史证明的。
【 李君如： 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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