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奈（Joseph Nye）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1958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在作为罗德学者于牛津大学学习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专业后，他于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此后，他曾担任美国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在卡特和克林顿政府时期负责与美国国家安全有关的关键职务。1995年至2004年间，奈出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
2023年10月23日，约瑟夫·奈在第八届中国全球智库创新年会上发表讲话。图/全球化智库（CCG）
奈以提出和发展“软实力”“巧实力”等理论享誉政治学界，著有《权力与相互依赖》《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软实力》等。奈的“软实力”相关论述被认为深刻剖析了全球权力关系的本质，使得人们从关心一个国家的领土、军事、科技等“硬实力”转向关注其文化感召力、价值观等要素。
在《软实力》一书中，奈也特别提到对中国近些年来“软实力”增长的关注。2023年，奈曾经访问中国并接受《新京报》专访，他提到，中国软实力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近年来的经济成就中。尽管在软实力方面中美存在潜在竞争，但也可以成为双方密切合作的领域。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官方网站悼念奈的文章中提到，在担任肯尼迪学院院长期间，奈致力于增加女性教师的数量，创建了女性与公共政策项目，受到员工们的好评。奈的挚友、同为知名政治学者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称奈“热衷于以知识推进和平”，“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实践上，他都为制止核战争做出了杰出贡献。”艾利森表示。
2017年，在接受采访时奈表示，自己拒绝被归为“某类学者”，他更愿意称自己为一个“自由现实主义学者”。奈曾对当下的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提出尖锐批评。他警告称，美国的软实力“正在被浪费”。
2023年，约瑟夫·奈的《软实力与中美竞合》中文版问世。该书收录了自1990年提出“软实力”概念以来，奈对中美两国软实力发展状况以及两国关系走势的审慎观察。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摘编自《软实力与中美竞合》“软实力的局限性”一节，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软实力与中美竞合》，[美]约瑟夫·奈 著，全球化智库（CCG）译，阅微|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3月。
软实力的局限性
虽然软实力很重要，但在防止攻击、维持边境治安和保护盟友方面，软实力可能不如硬实力。不过，软实力在实现“环境目标”上极有意义。此外，这种吸引力并不在政府的完全控制之下——美国的大部分软实力都是由好莱坞、哈佛大学、微软和迈克尔·乔丹带来的。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政府不能也不应该控制文化。
一些怀疑论者反对软实力的概念，因为他们仅仅从命令或主动控制的角度来理解权力，这是狭隘的。在他们看来，模仿或吸引就是那么回事，它们不是实力。如我们所见，一些模仿或吸引不会对政策结果产生多大影响，模仿也并不总是带来期望的结果。例如，20世纪80年代，日本因其创新的工业流程而广受赞誉，但外国公司的模仿削弱了日本企业的市场力量，给日本造成了困扰。同样，军队经常模仿对手，从而瓦解对手的成功战术，使对手更难实现想要的结果。这种观察是正确的，却忽视了一点——对他人施加吸引力通常也会让你得到你想要的结果。那些想要将权力仅仅界定为有预谋的命令和控制行为的怀疑论者忽视了权力的另一面，或者说“结构性”的一面——不必通过威胁或收买来强迫他人改变行为就能实现你想要的目标的能力。
同时，明确在何种情况下吸引力更有可能引导达成预期的结果，在何种情况下不太可能，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我们所见，在不同文化有些相似而不是大相径庭的情况下，流行文化更有可能吸引人们并产生软实力，这是我们期望的结果。所有权力都取决于大环境，即在什么情况下，谁与谁有关，但比起硬实力，软实力更加取决于是否存在自愿的解释者和接受者。此外，吸引力通常具有扩散效应，会产生普遍性的影响，而不是导致某种容易观察到的特定行为。正如资金可以用来投资一样，政治家们说到要积累政治资本以便未来使用。当然，这种善意最终可能不会被兑现，扩散性互惠也不如直接交换的好处那么实在。尽管如此，吸引力的间接影响和扩散性影响可以在讨价还价以获取有利结果的时候产生重大差异。否则，领导者只会坚持获取直接的回报和具体的互惠，我们知道他们并不总是这么干。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来探索吸引力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当另一个国家的权力是分散的而不是集中的时候，软实力也可能更为重要。一个独裁者不可能对自己国家的舆论完全无动于衷，但在衡量帮助另一个国家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时，他常常忽略这个国家在本国是否受欢迎。与独裁国家相比，在公众舆论和议会具有影响力的民主国家，其政治领导人没多少斡旋余地采用战术达成交易。因此，2003 年土耳其政府不可能允许美国军队过境，因为美国的政策已经极大降低了其在公众舆论和议会中的受欢迎度。相比之下，美国更容易在专制的乌兹别克斯坦取得基地用以在阿富汗开展行动。
全球信息化时代软实力的作用
最后，软实力有时不仅会对具体目标产生直接影响—— 在美国的政策降低了其受欢迎度后，2003 年美国未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获得智利和墨西哥的支持——它还更有可能对一个国家寻求的整体目标产生影响。50 年前，阿诺德·沃尔弗斯区分了一国寻求的具体的“占有目标”与更广泛的“环境目标”后者诸如塑造有利于民主的环境。在外交政策中，成功实现这两类目标都是重要的。例如，如果考虑到美国的各种国家利益，那么在防止攻击、维持边境治安和保护盟友方面，软实力可能不如硬实力那么重要，但在实现“环境目标”方面，软实力就相当重要了。在推进民主、人权和开放市场方面，软实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吸引比强迫更容易将人们导向民主。吸引力的影响能否取得期待的结果，取决于大环境和目标类型，这并不是说吸引力不重要，当我们要阻止流行病传播、减缓全球变暖或创造民主时，软实力比导弹和刺刀要有用得多。
其他怀疑论者反对在国际政治中使用“软实力”这个概念，因为这种吸引力不完全在政府控制之下。美国的软实力大多是由好莱坞、哈佛大学、微软和迈克尔·乔丹带来的，但大量软实力源自公民社会，我们并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在自由社会里，政府不能也不应控制文化。事实上，控制政策缺位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吸引力。捷克电影导演米洛斯·福尔曼回忆称，当捷克政府允许严厉批评美国制度的美国电影《十二怒汉》在国内放映时，捷克知识分子的反应是：“如果那个国家能拍这种东西，这种关于自己的电影，哦，那个国家一定非常自豪，一定具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一定足够强大，一定是自由的。”
诚然，企业、大学、基金会、教堂和其他非政府团体都在发展自己的软实力，这些软实力可能有助于强化官方外交政策目标，也可能与之相悖。这就更需要政府确保自己的行动和政策能够加强而不是削弱自己的软实力。这一点在全球信息化时代尤其重要，因为来自非政府团体的软实力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最后，一些怀疑论者认为，民意调查衡量的受欢迎度只是暂时的，因此不应严肃对待。当然，人们必须注意，不要将民意调查太当回事儿。民意调查是衡量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它并不完美，因为人们的回答会因问题表述方式的不同而不同，除非在某个时期持续问同样的问题，否则调查显示的将是瞬时性而不是连续性画面。民意会变动，而且这种变动难以被任何一次调查捕捉。此外，政治领导人往往必须做出不受欢迎的决策，因为这些决策是对的，他们希望如果后续这个决定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们的受欢迎度就能够改善。在外交政策中，受欢迎本身并不是目的。然而，民意调查是初步估测一个国家的吸引力和其不受欢迎的政策背后成本的方式。这个方式还不错，特别是当不同时期的民意调查显示出一致性时。这种吸引力会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我们想要的结果的能力产生影响。
原文作者/[美]约瑟夫·奈
摘编/刘亚光
编辑/王菡
校对/穆祥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