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深秋的成都火车站，16岁的王桂芳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知青返城证明”，被挤在绿皮火车的厕所里。
她怀里揣着全家凑的20斤粮票，听见车厢里有人喊：“农村户口的赶紧下车，成都不收！”
1
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颁布时，王桂芳的父亲在重庆钢铁厂当学徒。
那纸盖着红章的文件，把城市和农村劈成两半。
市民有布票粮票，农民只有“自留地”；市民子女能进厂当工人，农村娃只能读完初中回家种地。
改革开放初年，广州火车站每天涌进上万农民工。
他们戴着’临时工”胸牌，在建筑工地搬砖，却不敢在城里医院看病。
直到1995年，卫生部才允许农民工用暂住证报销急诊费用。
那个年代，“农转非”指标比黄金还珍贵。
王桂芳的表姐用嫁妆钱换了张县城户口，却因为不会说普通话，在国营纺织厂被同事嘲笑“乡巴佬”。
2
2003年，北京某城中村的出租屋里，25岁的邮递员李建军在出租屋门缝下给收件人塞进暂住证申请表。
他给工友算账：“每月交200块治安费，不如攒钱回老家盖房。”
2003年3月17日晚上，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职员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居证，孙志刚被警察认定为“三无人员”。
即无身份证、无居住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
他被送到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的孙志刚，遭到野蛮殴打，并于3月20日失去生命体征。
这就是那年轰动全国的“孙志刚事件”，事后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但“暂住证”三个字仍是扎在心头的刺。
转折发生在2014年。
国务院的户籍改革意见里藏着个金句：“让农业转移人口能真正扎根城市。”
杭州的工厂女工张美玲是第一批“积分落户”受益者。
她干了15年流水线，自考大专文凭，终于在2018年给儿子抢到了西湖区公立小学名额。
放榜那天，她在派出所门口哭得像个孩子：“这张户口本，拿得比升学考试还要难!”
3
2020年深圳某人才市场，32岁的程序员赵阳盯着招聘广告发呆。
某大厂写着“全日制本科+深圳户口优先”，而他花12万买的“毕业生落户指标”，在面试官眼里什么都不是。
“现在都要‘人才引进’，我们这种三本毕业生，落户也是二等公民。”
他苦笑着展示手机里的“新市民”社区群，群里500人，没人在城里安家。
在江苏某县城，“非转农”政策成了新的热门关注点。
种粮大户陈建国发现，把儿子户口迁回村里，每年能多领2000块耕地补贴。
但当他想给儿子申请宅基地时，村干部却告诉他：
“2016年后迁出的户口，一律不批。”
这种“进易出难”的魔咒，折射出户籍改革最深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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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杭州某创业园区，90后民宿老板娘周晓芸的营业执照上，“户籍地址”还是安徽某村。
但她拿着居住证，享受着和市民一样的创业补贴。
“现在很多政策看社保年限，谁还在乎户口？”
她指着墙上挂着的外地车牌说：“这辆车在北京上不了牌照，在杭州却能摇号。”
在成都某老旧小区，“新北京人”王慧敏的故事更耐人寻味。
她通过人才引进落户，却发现孩子入学要交“非京籍借读费”。
无奈之下，她让孩子继续留在成都参加高考，自己则在北京“双城记”式通勤。
“户口本上印着北京，可孩子的考场永远在南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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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上海试点“户籍电子证照”，外卖骑手老杨用手机亮证办健康证时，突然意识到：“现在很多事，有深圳居住证就能办。”
从新生儿登记到社保转移，327项政务服务正在突破户籍壁垒。
在深圳，城中村“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标语下，藏着更深刻的变革。
白石洲拆迁时，原住民林阿婆选择货币补偿而非回迁房：
“我要去惠州买养老房，总比困在这鸽子笼强。”
这种用脚投票的自由，或许比户口本上的戳印更有生命力。
从“农转非”指标到积分落户分数线，从暂住证到居住证，中国户籍改革四十年，本质上是在重新定义“市民”的含义。
当我们讨论“户口’时，真正该追问的是：
这个印着烫金字的小本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能否尊严地生活？
当身份标签逐渐褪色，真正留下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