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王学富，南京直面心理咨询研究所所长，首席咨询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美国心理协会夏洛蒂和卡尔•布勒奖（2013 夏威夷）获得者。著有《直面者说》、《心理学无处不在》等著作。存在心理治疗译丛（安徽人民出版社）主编。译有《在生命的最深处与人相遇：欧文亚隆思想传记》。译作《治愈黑暗》推荐人。
采访人：韩宗洋、赵逸轩，学人Scholar团队成员
01
看似阳光明媚的世界里，隐藏着无数个体的痛苦挣扎；
许多人表面上光鲜亮丽，内心却充满焦虑、抑郁和创伤
学人：在您那个时代，甚至包括在现在，心理学在国内可能都还不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学科。在早年的生活经历中，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接触到心理学，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的？
王学富：我出生在湖北的一个乡村。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与现在的年轻人相比，成长环境有着天壤之别。我们当时的生存条件十分艰难，尤其是乡村少年，几乎没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许多人只读了小学，初中，没有受高中教育的机会。如果历史沿着那样的轨迹继续演进，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们的人生大概率会一成不变，重复祖辈和父辈的生活模式。
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高考制度的恢复，给了我们这一代人新的可能。从那时起，乡村、乡镇甚至县城的孩子们，才开始真正拥有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
我是1979届的高中生，考上了一所师范学校。当时，这已经是极为难得的机会了。那个年代，能够考上大学的人凤毛麟角，进入中等师范学校便已足够让人羡慕。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那种激动和兴奋，甚至可能比今天的学生考入北大、清华、哈佛、耶鲁还要强烈。对我们这些乡村孩子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张录取通知书，而是一条改变命运的道路。
在我生活的村庄，我是第一个考上师范的人。正因如此，我常常戏称自己是村里的“pioneer”（先行者）。我做成的这件事让后来一批又一批的孩子看到了希望，他们开始相信，原来人生还可以有另一种可能。
进入师范学校后，我们被分配到不同的专业，包括中文、英语、数学等。我对英语充满兴趣，便选择了这个专业。其实，我的英语学习经历并不寻常。在高中时，我们学校没有开设英语课程，只有我和另一位同学王庭瑞坚持自学。这种“超前”的选择，甚至曾引起周围人的不解和嘲笑。村上有一个同伴与我发生矛盾时，甚至讥讽道：“你不过会说两句英语罢了，有什么了不起？”我当时的回答是：“能说两句英语确实很了不起，因为你还不会。”
年轻时，我对文学充满热情。在少年时期，我比同伴多读了一些小说，这是我们那个年代乡村孩子很难拥有的资源。我的语文成绩很好，但进入高中后，我却被分到了理科班，这让我一度认为自己注定考不上大学。直到有一天，一位老师发现我在看一本厚书，他觉得我更适合文科。于是，他把我从普通理科班调到了重点文科班。这次转变，使我最终考上了师范学校。如果当时没有这个机会，我可能会一直追逐自己的文学梦，甚至成为一名小说家或诗人。
我最小的弟弟比我小十岁，后来成了大学教授。一天我们开车回老家的路上，他听我讲小时候的故事，惊讶地问我：“你一个乡村孩子，在资源如此贫乏的环境里，怎么会想到要成为作家？”其实，我的求知欲和对文字的热爱，让我不断探索各种可能性。
在师范学校，我主修英语，后来又在电大修读了中文。师范毕业后，我成为了一名英语老师，之后，我又继续深造，又在金陵协和神学院修习了神学，并喜爱哲学、文学，最终在南京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这些多元的学科背景，后来都成为了我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资源。
许多人问过我：“为什么在厦门大学教书、拥有稳定的职业后，还会另起炉灶，转向心理学（其实是心理咨询）？”甚至有人打趣地说：“王学富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其实，我自己也曾反思过这个问题。
促使我走上心理咨询道路的一个重要契机，背后的根源与动机很复杂，有时我会想到一名学生的故事。当时，我在北方某大学任教，班上有一位女生，成绩优异，但行为渐渐变得异常。她的考试卷上没有答案，而是画满了美人图，并写了一首类似诗歌的文字。我依稀记得其中一句：“我要化作一片白云，飞向天空，然后跌落……” 这让我隐隐感到不安。
同学们也反映，她在宿舍里把物品摆放得过分整齐，甚至开始用“我们”来代替“我”进行表达。这种行为和语言习惯，往往意味着一个人正在经历深刻的心理变化。她还热衷于阅读尼采，似乎试图在哲学中寻找精神上的支撑。
我把这些情况向系主任汇报，希望能给予她必要的帮助。然而，系主任却认为不必担心：“她是教工子弟，从小优秀懂事，我们都看着她长大，她绝不会有问题的。”最终，这位女生在某个下着大雨的夜晚从宿舍楼顶跳了下去。她的父亲——我所在系的书记，陷入了极度悲痛，甚至一度卧床不起。
这件事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意识到，我们的文化总是鼓励孩子们“乖巧”、“懂事”、“优秀”，但这些看似完美的孩子，往往在内心深处压抑了许多情绪。他们为了迎合外界的期待，不断牺牲自我，直到最终被巨大的心理压力压垮。
我之所以对这个女生的心理状态有一种敏感，是因为我在南京大学读硕士时，参与了一项心理咨询项目，接触到许多青少年、成人的求助信件。我惊讶地发现，在看似阳光明媚的世界里，隐藏着无数个体的痛苦挣扎。许多人表面上光鲜亮丽，内心却充满焦虑、抑郁和创伤。
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我结识了一家心理咨询机构——“厦门关怀心理咨询中心”（Care Corner）。这是一群新加坡人创办的机构，我的妻子在这里工作，我也因此与心理咨询结缘。在这里，我开始学习心理热线、面谈、测评，还带领团体辅导项目——Self Developmental Group（自我发展团体）。
我深深被心理咨询的魅力所吸引。心理学家欧文·亚隆（Irvin Yalom）曾提出“旅途伙伴”（fellow traveler）的概念，意思是：每个人在生命旅程中都会经历艰难时刻，而心理咨询师的角色，就是陪伴他们走过一段旅程。我渐渐意识到，自己过去所爱所学的一切——文学、哲学、神学、教育，以及生活经历形成的某种个人特质，原来都能成为心理咨询的资源。
罗洛·梅（Rollo May）
艾德·孟德洛维兹（Ed Mendelowitz）
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在跟艾德·孟德洛维兹（Edward Mendelowitz）私下交谈中曾说：“要想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应该进文学系，而不是心理学系。”因为心理学本质上是“人学”，它吸收了哲学、文学、宗教、医学等多种学科的养分。如今，回顾我的人生经历，我不禁感慨：如果我年轻时能遇到一位像我现在这样的心理咨询师，也许我的人生会少走许多弯路。但正是这些探索、迷惘和挣扎，使我成为今天的自己，并让我更有能力去理解、陪伴和帮助他人。
02
人类文化中最伟大的精神导师，同样是出色的故事讲述者；
他们不仅仅传授理论，更是通过叙事帮助人们找到生命的意义
学人：您是欧文·亚隆在国内的知名译者，亚隆的思想如今在国内渐渐开始变得被更多人接受。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位心理学思想家吗？
王学富：很好很好的问题，这个我还是蛮喜欢谈一谈。我对欧文·亚隆的理解不仅源于对他的阅读，还因为我曾翻译过他的弟子朱赛林（Josselson）的一本书：《在生命最深处与人相遇：欧文·亚隆思想传记》。在阅读和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感受到自己与欧文·亚隆有某种颇深的相似之处，尽管我们的成长背景并不相同。
《在生命最深处与人相遇欧文·亚隆思想传记》
[美]朱瑟琳·乔塞尔森著
王学富,王学成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欧文·亚隆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接受精神病学训练，后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成为终身教授。他的专业背景确立了他在精神病学领域的权威地位。然而，他并没有局限于传统的精神病治疗，而是超越医学范畴，深入拓展了心理治疗的维度。他之所以发展出独特的心理治疗方式，在于其深厚的文学和哲学根基。
亚隆的妻子是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学者，在她修读文学博士期间，亚隆通读了她所有的必读书目，并进而沉浸于西方哲学，尤其是古希腊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这些思想对他的治疗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作品不仅是心理治疗的记录，也融入了文学叙事的技巧，这使得他能够用文学化的方式呈现心理治疗的经验。
亚隆与妻子玛莉莲·亚隆（Marilyn Yalom）
在他的一本书中，他谈到：“伟大的治疗师，往往是伟大的叙事者（Great Story tellers）。”在他看来，那些真正卓越的心理治疗师，擅长通过讲述故事来帮助来访者理解自己。他认为弗洛伊德（Freud）就是一位杰出的叙事者。但亚隆进一步指出，人类历史中那些最伟大的精神导师，都是会大的故事讲述者。他们不仅仅传授思想、理论，更是通过叙事帮助人们找到生命的意义。
这正是我欣赏亚隆的原因之一。我在心理学的探索过程中，也结合文学叙事和文化分析，使心理治疗不仅是一套工作方法，更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艺术。
亚隆最打动人的一点，在于他的真诚或本真（Authenticity）。在心理学工作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心理防御机制，症状的本质往往源自个体的深层防御。正因如此，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强调“本真”——即直面真实自我，消除防御，回归个体最本质的存在状态。
亚隆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仅是一个治疗师，同时也是一个愿意暴露自己、展现真实自我的人。他敢于在作品中剖析自己的经历，探讨自身的脆弱。这一点，使他区别于许多传统的精神病学家。他指出，传统精神病学往往过于关注生物学层面的治疗，而忽视了个体作为“存在”的根本问题。
他曾说过一句话，让我深受触动：
“跟人谈吃药，这很容易；跟人谈存在，这就很难。”
这句话点出了他与传统精神病学的区别。他超越了生物医学的视角，不仅仅把患者视为生理上的个体，而是看到其作为“存在”的完整性。他关注的是死亡、焦虑、孤独、意义等问题——这些议题，往往被称为“存在议题”（Existential Givens）。
在存在主义心理学看来，人类不仅是生物体，更是一个“存在”。如何找到自己的根基和目标？如何定义自己的生命？如何活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这些问题，正是亚隆及存在主义心理学家们所致力探讨的。
亚隆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是通过孙立哲。或许今天的年轻人对孙立哲不甚了解，他是文革时期从北京下放到陕西的知青，在医学界有一定影响力。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
孙立哲（左一）与亚隆的合影
大约二十年前，孙立哲将亚隆的思想引入中国，通过万生心语推广亚隆团体治疗（一种人际互动的工作坊模式），在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亚隆团体”带领者；又大量出版了亚隆的著作，如《存在主义团体治疗》，《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等，这些著作在中国产生了很广泛的影响。
亚隆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他不仅是治疗师，同时也是一个接受治疗的人。他曾说，他接受的心理治疗次数，比他的任何一个来访者都多。
在心理治疗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许多心理学家本身曾遭遇严重的心理困扰，甚至符合“神经症”的诊断标准。但他们最终找到了疗愈之道，并将自己的经验转化为帮助他人的资源。例如弗洛伊德自身就存在焦虑与压抑问题，荣格在青少年和成年时期都曾经历精神危机，并通过内在探索完成自我整合；刚才提到的罗洛·梅曾罹患肺结核（在当时属于绝症），因此陷入严重的焦虑，他在住院期间开始思考存在主义，从克尔凯戈尔和弗洛伊德的著作里真正了解了焦虑这个人类的基本议题；日本的森田正马（Morita Masatake）自幼患有神经症，最终创导了“森田疗法（Morita Therapy）”；理情疗法的创导者艾理斯（Albert Allis）年轻时也是一个神经症患者……这些心理学家往往在个人经历中饱受痛苦，而正是这些痛苦和挣扎，使他们更能理解来访者的心理困境。他们曾是“患者”，又成为“治疗师”，他们的成长经历与心理学探索交织在一起，最终塑造了他们独特的治疗风格。
欧文·亚隆的魅力，在于他不仅仅是一个心理治疗师，更是一个深刻洞察人性的思想者、小说家和叙事者。他的治疗理念，超越了生物医学模式，而触及人类存在的本质。他的作品启发了无数心理学家、治疗师及普通读者。
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我们往往是“旅途伙伴”或“陪伴者”，陪伴来访者走过他们生命中最艰难的一段路。正如亚隆所说，心理治疗不仅仅是治疗症状，而是帮助人们活得更加真实，更加完整。
近年来，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发展。2015年，德意珍（Emmy van Deurzen）与当今世界一批存在主义治疗师在英国伦敦发起了世界存在治疗大会（World Congress of Existential Therapy），这个会议在世界各地举办，到2026年将在美国举办第四届大会，霍夫曼（Louis Hoffman）为承办此届大会的主席。2023年，德意珍又在希腊举办的第三届大会期间，发起了一个存在运动（Existential Movement），意在推动存在思想与治疗。在最近举办的大会上还向两位心理学家颁发了“苏格拉底智慧奖”，得奖者为欧文·亚隆和王载宝（Paul T.P. Wong）。后者是一位加拿大的华人心理学家，他将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与积极心理学结合，发展出一套以意义为中心的治疗方法。
学人：《治愈黑暗》一书提到了工作坊（workshop）的概念，它是一种协同探索，平等求知的工作模式，虽然很多学科早就有工作坊，但心理学似乎是唯一一种视工作坊作为日常作业形式而非仅仅学者讨论的知识领域。作为心理学家和从业咨询师，您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工作坊”的形式，功能和意义吗？
王学富：工作坊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心理咨询方式。我进入心理学领域之后，比较幸运地接触了几种不同的咨询形式，比如热线咨询——通过电话和人交谈；个体面谈——一对一的深度对话；还有工作坊模式的心理治疗。心理咨询领域发展出这种模式非常重要，不同的心理学派虽然采用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它们在本质上有很多共同点。
比如，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当事人中心疗法的创始人罗杰斯，他最早的工作坊模式被称为“相遇小组”（Encounter Group），也叫“会心小组”。罗杰斯本人最初曾在纽约协和神学院学习，那是一个自由派的神学院，崇尚思想自由。他在那里参加了一个“无领导者小组”，这个小组没有固定的权威角色，所有人彼此平等，没有教授与学生的区别，也没有身份等级高低之分，大家都可以自由表达，畅谈自己的观点，不受评判。这段经历对他提出“当事人中心疗法”影响很大，即一种“非指导性、非权威性、非专家性”的心理治疗模式。
荣格（Carl Jung）来到罗杰斯的工作坊
罗杰斯认为，每个人都有内在智慧（他称为“机体智慧”），只要在适宜的环境下，这种智慧就会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心理治疗的核心在于创造一个充满接纳与共情的环境，让个体能够真实地呈现自己。他主张治疗师要具备“同理心”、“无条件积极关注”和“真诚”这三大基本态度，不去强行引导来访者，而是倾听、回应，并允许对方自己去整理和理解自己的问题。他甚至在咨询过程中刻意避免使用“你是对的”这样的表述，因为这可能会让来访者不自觉地放弃自己的想法，转而依赖治疗师的判断。他的这种做法曾受到一些人的置疑，甚至有记者戏称他为“哼哈大师”，因为他常常只是对来访者的话做出感受性的重述，不做直接评价和指导。但实际上，这是他特意避免干扰个体成长的一种策略。
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从小到大都不断地被评判、被要求、被教导该如何思考、如何表达，甚至如何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体逐渐失去了对自身内在智慧的信任，变得习惯于服从外在的评价和标准，而不是遵循自己的真实感受。久而久之，这种条件化的要求给人造成了压抑，使人发展出一种伪装的生存策略，人们戴上了“面具”，学会了迎合外界期待，却无法活出真正的自己。因此，罗杰斯认为，心理治疗的过程就是帮助个体从“面具”后面走出来，重新找回并活出他真实的自我。
我自己在工作坊的实践中，也深刻体会到团体互动的力量。一个人如果长期活在自己从早年开始形成的心理模式里，很容易陷入思维惯性和情绪困境，但当他进入一个团体，与他人交流、倾听不同的视角时，就可能产生深刻的触动。团体动力的作用就在于此，它可以让个体在互动中觉察自己的盲点，获得新的认知和体验。比如，一个人可能因为童年的创伤而长期对某种事物产生恐惧，但在团体中，当他看到别人对相同事物的不同态度时，可能会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恐惧并非必然的，而是一种被塑造出来的反应。这样的体验，有时候比单纯的个体咨询更具有冲击力和疗愈作用。
团体还提供了一种归属感和连接感。很多时候，人在痛苦中最难承受的并不是具体的困难，而是那种“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经历这些”的孤独感。而在团体中，当个体听到别人分享相似的经历，甚至是更艰难的遭遇，并看到他们如何应对和成长，就会产生共鸣，从而获得力量。
除了情感支持，团体还可以提供文化层面的反思。例如在族谱图与文化分析的主题工作坊中，我常常带领学员回溯自己的家庭文化，探索原生家庭如何塑造了他们的心理模式。有时候，一个人之所以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各种限制和压抑，往往并不是因为他自身的问题，而是因为他所处的家庭文化为他设定了一道无形的“天花板”。比如，有些孩子天资聪慧，本来拥有巨大的潜能，但他们的家庭文化却过于强调服从、克制、隐忍，导致他们不敢充分展现自己，最终把自己禁锢在无形的枷锁中。而另一些孩子，看似普通，但他们的家庭文化鼓励探索、支持个性发展，于是他们能够不断突破自我，实现更高层次的成长。
在这样的分析过程中，我会请学员绘制“族谱图”，通过图示化的方式梳理家庭文化的影响，帮助他们更清晰地看到自己身上的文化印记。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的性格、习惯、选择是“自然而然”的，但深入探索后才发现，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受到了原生家庭文化的深远影响。通过这样的文化分析，我们不仅能更好地理解自己，也能更有意识地去突破家庭文化带来的局限性，充分使用家庭里丰富的文化资源，让自己的生命发展得更加自由和完整。
弗洛伊德的家谱图
在我多年的工作中，我见过很多天赋极高、才华横溢的人，在成年之后被心理困扰拖入深渊。他们小时候可能是“别人家的孩子”，在学业上出类拔萃，在行为上乖巧懂事，但正是因为长期迎合外界期待，他们渐渐丧失了自我，无法真正倾听自己内心的需求。当他们进入社会，面对复杂的现实世界时，他们内在长期积累的压抑和恐惧开始爆发，最终导致心理问题的出现。这就是为什么在心理学咨询中，我们常有一个深切的关注：“孩子，你这么好，那你的内心该有多深的恐惧和委屈啊？”那些过度“听话”的孩子，往往是在用顺从和优秀来换取外界的认可，而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甚至会影响他们的一生。
因此，在工作坊的过程中，我经常强调要让个体看到自己内在的真实需求，而不是一味地迎合外界的标准。我会邀请学员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重新思考：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哪些部分是他们真正想要的，哪些部分是为了满足父母、老师、社会的期待而做出的妥协？这样的探索，往往能够帮助他们找回自我，并逐步摆脱那些限制他们发展的文化框架。
工作坊的魅力就在于此。它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咨询的工具，更是一种文化分析的方法，一种帮助人们打破内在束缚、重塑自我的探索方式。在工作坊中，我们既是倾听者，也是表达者；既是观察者，也是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了解了自己，也理解了别人，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体验到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连接。
我一直很热爱并推崇工作坊这种方式。它不仅是一种心理学技术，更是一种文化探索的旅程，一种让个体能够真正成为自己的途径。
学人：在您刚才的分享中，我们聊到了《治愈黑暗》这本书的作者亚历克斯·莱利（Alex Riley），莱利本人有抑郁症病史，他在书中记录了自己接受心理咨询和治疗的经历。中国有句俗话叫“久病成良医”，历史上也有不少名医，他们小时候因家庭遭遇疾病变故，最终走上行医之路。抑郁症作为一种心理疾病，与个人成长、家庭环境、文化氛围密切相关。在书中，莱利一边描述自己的治疗过程，一边回顾人类对抑郁症的认知史，以及治疗方法的演进。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背景、他的写作方式，以及他在书中呈现的抑郁症治疗史？
王学富：这本书确实值得一读，它不仅是一本关于抑郁症的研究著作，更是一部带有深刻个体体验的自述。莱利本身是一位抑郁症患者，因此他的写作带有极强的个人色彩，与传统的学术著作不同，它不只是冷静客观的概述，更有夹杂着痛苦、挣扎、反思和突破的记录。这种结合个人经验与学术研究的写作方式，使得这本书更加生动，也更容易引起共鸣。
《治愈黑暗》[英]亚历克斯·莱利（Alex Riley）著
龙东丽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这也是为什么存在主义著作常常能够打动人——它们不仅仅是在阐述一种理论体系，而是带有真实的人生体验。在心理咨询中，我们作为治疗师，并不仅仅是向来访者提供理论框架，有时也会适当地分享自身经历，以便让对方感受到共鸣和理解。例如，当咨询师对来访者说：“如果我处在你的境况里，我的情况可能会更糟。”这样的个人化表达，往往比纯粹的理论更能触动对方。莱利的书正是如此——它既是一本关于抑郁症及其治疗的知识性书籍，同时也是一部个人经历的真诚展现。
莱利的写作方式也很独特，他以一种近似传记的手法，讲述了西方精神治疗的发展史。他不仅关注各个理论流派的观点，还深入探讨了这些理论背后的具体人物及其生活经历。他的写作风格生动，往往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个人故事来展现精神病学的演进。他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现象学式的呈现”——即不站在某个学派的立场做评判，而是尽可能多角度地展现各个理论的形成脉络，使读者能够更直观地理解精神病学的历史发展。
莱利的书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视角，那就是——抑郁症的发生并非完全由生物学决定，而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过去，西方精神病学普遍认为心理疾病的成因来自遗传，比如基因决定论认为，如果一个人的直系亲属患有抑郁症，那么这个人罹患抑郁的风险就会大幅上升。近年来，这种观念也影响到了中国。然而，莱利本人并不完全认同这种简单的遗传决定论。他在书中提到，自己的家族三代人都患有抑郁症——外婆、母亲和他本人，这让他对遗传产生了恐惧，甚至一度害怕结婚生子，担心抑郁症会继续遗传下去。
但随着对精神治疗和心理治疗的深入研究，莱利意识到，抑郁症的发生不仅仅与遗传因素相关，生活方式、成长环境、文化氛围以及个人选择同样起着重要作用。他特别提到，自己的母亲长期深受抑郁症折磨，常常凌晨三点在楼梯上来回踱步，反复念叨“死了算了”，而这些行为深深刻印在了他的童年记忆中。这种家庭环境所传递的不仅仅是抑郁症本身，还有对生活的消极态度、对未来的绝望感、对自我的负面认知。
莱利的外婆去世以后，莱利的母亲陷入了持续的悲伤，常对他说：“你很像你的外婆。”这句话不仅指外貌和兴趣爱好，也是一种无形的心理暗示，使莱利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在抑郁症状上“我注定会和外婆一样”的观念。这种观念使得他在面对人生困境时，更容易陷入消极情绪，而不是主动寻求改变。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抑郁症是“遗传”下来的，而要看到它在家庭文化中的渗透。
莱利在书中用“野蛮生长”来形容抑郁症的家族式传播。他认为，抑郁症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疾病，而是一种长期存在于家庭氛围中的文化现象。在他的家庭里，抑郁症的影响渗透到了方方面面——母亲在家中长时间流露的抑郁情绪、她的行为方式、她的思维模式，甚至她在楼梯上徘徊的画面，这些都深深刻印在莱利的记忆中。这些文化性的影响，可能比单纯的基因遗传更加显著。所谓基因，也是通过文化形式表达出来。
莱利的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那就是他不仅探讨了抑郁症的成因，还介绍了多种治疗方式。他自己曾接受过精神分析、认知行为治疗（CBT）、正念冥想、人际关系治疗（IPT）等多种干预手段，并尝试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改善自己的状况。他特别强调，在当今社会，抑郁症的治疗手段已经比过去丰富得多，这给患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希望。
与许多心理学家不同，莱利并不是一名治疗师，而是一位古生物学者和抑郁症患者和研究者。他的研究和写作更多是基于个人的探索，而不是基于临床实践。因此，他的书虽然对抑郁症的认识提供了很深的启发，但他本身并不属于“久病成医”类型的治疗师（也许后来会走上专业治疗之路）。相比之下，像欧文·亚隆、阿尔伯特·艾利斯、森田正马、荣格这些人，他们不仅经历了个人的心理困境，而且在经历治疗后，最终成为了杰出的心理治疗师。莱利虽然不属于这个行列，但他的书仍然为抑郁症患者、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师以及对心理学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视角和思考。
莱利在书中谈到，他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逐渐减少了抗抑郁药的使用，并开始探索其他治疗方式，比如正念冥想、心理咨询、阅读、写作等。他强调，抑郁症的治疗不应局限于药物，而应该结合心理干预、生活方式调整等多种手段，以帮助患者真正走出困境。
总的来说，莱利的书展现了一种更综合、更开放的抑郁症认知方式和治疗前景。他既承认遗传因素的重要性，但又不陷入生物决定论；他既看到药物治疗的价值，但又不忽略心理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这种综合的视角，使得他的书对抑郁症患者、精神病学、心理学研究者来说，都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因为我并不是精神科医生，所以我对症状的理解和精神科医生的理解方式是有所不同的。精神科医生的研究和治疗路径主要是科学与生物取向的，他们的诊疗模式通常包括诊断、用药、住院，探究症状的生物学根源，尝试通过药物、生物刺激甚至手术等方式进行干预。他们的治疗和研究重点是如何发现一个症状，并找到解决它的方法。
而我对心理异常关注的路径则更偏向文化、存在、人本主义，我将生命视为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大脑、血清素、神经递质、血液成分等生物层面的载体。精神医学的取向往往专注于这些生理层面的因素，比如血清素水平、神经传递物质的变化、甚至手术干预，如前额叶白质切除术、脑部刺激疗法等。他们的思维模式更接近于科学实验，希望能在症状背后找到一种精准的生理机制，并通过物理手段加以调整。但我所关注的，是人作为文化存在、心理存在、情感存在、关系存在的多重需求，包括灵性或超越性的精神追求，以及人如何在意义中安身立命。然而，在精神医学的研究范畴里，这些内容往往被排除在外。
前额叶切除术示意图
大概可以说，精神科医生是一群科学家，他们的研究和治疗对象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我曾以为弗洛伊德的研究范畴涉及潜意识、文学，算是具有文化视角的心理学家，但后来意识到，他的核心仍然是科学家思维——他本质上是一个解剖学家、生物学家、医生。他的精神分析采用的方法依旧带有强烈的科学实验与解剖学色彩。他对潜意识的理解，在根本是从生物学角度切入的，借用了文化（包括文学）的方式加以表述。因此，尽管精神分析常被认为是“浪漫的”，“不够科学的”，甚至被科学界所质疑，但弗洛伊德本人其实一直是以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在研究人类心理。他的思维方式，就像是解剖人的身体一样，试图将人的精神世界拆解、分类、系统化，成为一门科学，甚至成为一个教条化的体系。
相比之下，荣格则大为不同。他的研究超越了生物学框架，扩展到更广阔的文化、心灵领域。他提出的“集体无意识”概念，涉及到原始宗教、神话、哲学、东西方思想等各种文化因素。正因如此，荣格、阿德勒等早期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后来与弗洛伊德决裂。他们的分歧，本质上就是“科学-生物取向”（弗洛伊德）与“文化-存在取向”（荣格、阿德勒）之间的根本区别。
我曾读到一个关于欧文·亚隆的故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分野。有一次，亚隆的导师——一位传统精神病学家——看到亚隆在读卡夫卡的《变形记》，出于好奇，他把这本书拿回去阅读。几天后，他把书还给亚隆，承认说他读不懂：“这到底是在写什么？”这话很能说明问题——在科学家眼里，卡夫卡的文学作品是毫无意义的，而在心理治疗师、文学和文化研究者看来，它则充满了对人类存在本质的探讨。
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歧，正是这种路径分化的经典案例。弗洛伊德强调生物本能，特别是“性”在潜意识中的主导作用，而荣格则认为，人类的精神世界远不止于生物本能，包含文化、历史、神话等多方面的影响。他提出的“原型”理论，便是试图用跨文化的方式解释人类精神。
弗洛伊德与阿德勒的分歧，也与此类似。阿德勒认为，人的最终动机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性本能”，而是“追求成就感”——即个体如何在社会中获得自我实现、走向卓越，摆脱自卑。弗兰克尔则提出了与弗洛伊德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人的根本驱动力是“对意义的追寻”，而不仅仅是追求身体的快乐。他甚至直言：“动物才是单纯追求快乐的，人类追求的是意义。”
阿德勒、弗兰克尔、荣格的这些理论，实际上已经突破了精神病治疗和原始精神分析的框架，转向了文化、社会、人本主义、存在主义。而后来的沙利文、卡伦·霍尼等人，更是直接将精神分析发展成了社会文化学派的治疗取向。他们认为，人的心理状态不仅仅取决于生物本能，而是受到社会关系、文化结构、成长环境等因素的深刻影响。
通过阅读《治愈黑暗》这本书，我对弗洛伊德的处境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所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是来自外部科学界的质疑，更来自于他内部体系中的分裂。他与当时的克雷佩林、布洛伊勒等精神病学家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追求科学化、实验化的精神医学。但与此同时，他的学派内部却逐渐分化，一部分人认同他的生物取向，而另一部分人则走向了文化、社会、人本-存在主义的方向。
过去，我总觉得“潜意识”是一个无法精准定义的概念，似乎很难被归入科学范畴。但现在我意识到，弗洛伊德本人其实一直是以科学家的方式在研究潜意识，他的思维逻辑并不是哲学性的，而是解剖学式的。他试图拆解、归类、探究其中基于的生物学的因素与本质。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学说虽然充满想象力，但在本质上仍然属于科学范畴。当然，他也谈到爱与工作等，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人文性质。
在这本书的阅读过程中，我愈发清楚地看到，心理学领域一直存在两条平行发展的路径：
一条是生物-科学取向的路径，试图通过诊断、用药、手术等方式来治疗心理疾病；另一条是文化-存在取向的路径，关注人的意义、情感、社会关系，试图通过心理咨询、对话、叙事、体验等方式帮助人们理解自我、重构人生。这两种路径，至今仍然在心理问题的治疗领域并行发展。
面对人类广泛的心理异常问题，比较流行的治疗模式是“综合性”治疗，即结合药物治疗与心理疏导。我不排斥药物治疗，尤其是针对某些类型的精神症状，以及心理症状的某咱特定情况，药物确实能起到治疗作用，但药物本身并不是万能的。
人类对心理异常的症状及治疗一直都在探索之中，精神类药物在过去曾造成过很多副作用，甚至带来严重后果，后来也在不断改进。比如几十年前，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会导致患者长期服用后流口水、动作迟缓、甚至出现“手枪手”（即帕金森综合征的症状），这便是药物副作用的典型例子。《治愈黑暗》这本书里也提到弗洛伊德，他曾是可卡因的重要推广者，在他的年代，可卡因被视为一种治疗抑郁和焦虑的药物。但后来发现，可卡因其实是一种高度成瘾的麻醉剂，甚至成为毒品泛滥的重要根源。如今，美国正在严厉打击芬太尼滥用问题，而芬太尼本身也是曾经的医学药物之一。这说明，药物治疗在精神医学历史上一直存在风险，它既可能被当作救命的良方，也可能成为灾难的源头。因此，对待药物，我们需要谨慎。
学人：失眠是一个常见的例子，许多人都有失眠的经历，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对失眠感到困扰。很多人对吃药这件事也有顾虑，比如吃几天停几天，或者把一片药掰成半片服用。精神方面的药物治疗在大众认知里一直存在争议，尤其是它与心理咨询、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学富：提到失眠，我也有自己的理解和方法。当然，有些人的失眠确实与生理疾病相关，比如内分泌失调、神经系统疾病等。但很多时候，失眠其实是心理与生活状态的反映。我曾接待过一个失眠长达19年的个案。他是个香港商人，在厦门做生意，长期依赖药物才能入睡。他问我该怎么办，我没有直接让他停药，而是跟他探讨睡眠是人类的自然需求，如同太阳东升西落，人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听起来简单，但它讲的就是生命的自然规律。人类本能地在白天释放能量，在夜晚补充能量。如果一个人长期失眠，说明他生命和生活的自然节律被打破了，而药物只是一个非自然的干预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在应付问题。
我对失眠的理解和治疗理念，其实非常简单：
首先，了解自己的生活状态。比如年龄、退休还是在工作、是否有家人陪伴、是否有个人的兴趣爱好，是否能从日常生活中获得满足感？是否有事可做？如果一个人退休了，整天无事可做，生活失去了意义，他的身体就会以失眠的方式向他“报警”。因此，在治疗失眠问题上，我们需要探索失眠背后生活根源。
其次，面对未解的情绪。有些人可能有放不下的心结，比如童年创伤；也有人正遭遇生活事件的冲击，如亲人离世；或者过去的人生经历在潜意识里留下过多的焦虑和不安全感。这些情绪如果长时间未被正视，也可能以失眠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治疗失眠，需要探索情绪根源，让我学会释放内部累积的情绪。
还有一个心理上的根源，就是对失眠的恐惧。几乎所有失眠者都对“失眠”本身产生恐惧，而这种恐惧反而加重了失眠，形成长期失眠。失眠者要摆脱失眠的困扰，需要克服对失眠的恐惧。
我对失眠还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失眠是被惯出来的。睡眠本来是一个自然成长的小孩，你越宠它，它越难伺候。人们害怕失眠，就容易当睡眠当小孩子一样哄，一样惯。比如小孩子不好好吃饭，家长就喂饭，越喂孩子越不好好吃饭。很多失眠的人，因为害怕失眠，就早早躺在床上，不停对自己说，“我要睡觉，我必须睡着”，越是这样，越难入睡。我的建议是：如果睡不着，就索性不睡，去做点有意义的事，比如阅读，写作，或做些其他自己的喜欢的事，直到想睡时才睡。如果第二天因为昨晚失眠而精神不振，也不要在白天睡眠（不惯这个孩子），直到晚上再睡。如果还是睡不着，如法炮制。
睡眠是一种生物本能，人不可能永远不睡，当身体能量消耗到一定程度，它自然会要求休息。失眠工人对睡眠时间有误解，总觉得自己睡眠时间不够。要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八小时睡眠，有些人睡四五个小时就足够了。特别是，如果一个人充分投身于生活，在白天足够活跃，把能量释放出去，晚上就会进入自然的休息状态。
当然，失眠的成因复杂，个体差异很大，但有一个核心理念：睡眠是一种自然现象，失眠也是生命状态的一种表达，而不是单纯的生理疾病。在很多情况下，调整生活方式，理解自身情绪，用正确的态度和方式对待睡眠，就一定会解决失眠问题，这些比吃药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