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蔡成巨的进化日志 蔡成巨的进化日志
作者简介：现为深圳某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负责人，十余年投行及投资经验，注册会计师及律师资质，北大硕士，武大本科。思考是对生命的尊重，记录是对生活的留恋，知行合一，事上磨练。
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那些失去了自己军队的国军高级将领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功德林大学录取通知书”。
当第一批国民党高官来到这座前身是清末模范监狱的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报到时，他们当中有人并不感到陌生，李大钊就曾在此地被关押和处死。
再看到功德林里漆黑的铁门、高耸的岗楼，足以让他们回想起在江西上饶、贵州息烽以及重庆等地建立的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中美合作所”。
因此，战犯们首要关心的问题便是，自己还有没有命活？
按照中国历史的传统，“成者王侯败者贼”，对失败者，胜利者有随意处置的权利。更何况他们不久前还在战争中负隅顽抗，甚至有些人手上还沾满血债，比如执行“剿共”政策的积极分子王陵基，亲手签发过上百份处决令的特务头子沈醉，以及下令枪杀瞿秋白的刽子手宋希濂等。
1949年11月，华北局请示如何处理战犯，教员出人意料地做出了“不审不判，重在思想改造”的批示。
这纸命令改写了中国几千年来成王败寇的杀戮逻辑，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战场上打败他们是一回事，而让他们彻底承认自己的失败是另一回事。比起肉体消灭，还要打一场更艰难的攻心战。
这绝非易事。
这些大多数从黄埔毕业并被他们的校长提拔重用的大员们，心中掺杂着对战场失败的不服气、随时可能被枪毙的恐惧、封建士大夫的气节以及对知遇之恩的回报等复杂情绪，有的要杀身成仁自寻短见，有的怒目冷对号称效法苏武文天祥，有的浑浑噩噩活一日算一日。
黄维在监室里堆满碎纸片，用粪便书写“反共救国”标语；沈醉连续绝食七天，声称“要带着秘密进坟墓”；王耀武整日蜷缩在墙角，反复念叨“我不是人，我是刽子手”。
改造的第一步是给予战犯生存保障。在这里，战犯们平时吃中灶、病号吃小灶。当溥仪之弟溥杰发现厨房分设清真灶、西餐灶时，不禁对狱友感叹，“这里比伪满皇宫讲究。”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上到所长下到勤杂工，吃的都是以粗粮为主的大锅饭，在感动的同时，这种扎扎实实的“官兵平等”作风想必会给这帮高级长官们带来更强烈的心理冲击。
有伤治伤，有病治病。杜聿明因脊椎炎需卧床，管理所请来苏联专家定制石膏床，每日专人按摩；黄维患肺结核，特批进口链霉素治疗。
按时出操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再加上及时的医疗保障，让这些昔日疲于奔命的大忙人的身体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也让他们意识到一时半会没有性命之虞。
于是他们有了更多机会来观察他们多年来的对手。
最直观的就是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工作人员。当管理所成立学习委员会，让战犯们自选组长、自定课程时，顽固派代表黄维嗤笑认为这是欲擒故纵，却在某天深夜，被管理员背诵《资本论》的声音惊醒——这个识字不多的战士，为备课竟将经典抄满三个笔记本。
很显然，这是一群善于学习的人，不光年轻的管理员战士整天拿着识字本，甚至连监狱管理规则，都参考吸收了他们这群受过精英教育的“专业人士”的意见建议。
这还是一群乐于创新和建设的人，在北京的街头还充斥着破烂的旧式茅厕时，他们在功德林新建了洗澡间、洗衣间、公共厕所，牢房里上有天花板下铺水泥地及整齐的床铺桌椅，这水平一点不输小康之家。
真正的破冰始于1956年。
这年1月，他们在黄埔时的周主任在政协会议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有过两次合作关系。在这两次合作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曾经并肩作战，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这又是对“成王败寇”逻辑的改写——实事求是地承认失败者的历史功绩。这种对历史的高度尊重，彻底征服了很多战犯的心。
4月，教员发表《论十大关系》，“对于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予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这更是一股强劲的春风，将功德林学员心头的阴霾一吹而尽。
也在这一年，原分散各地的200余名原国民党高级军官陆续来到功德林。管理处宣布，“改造由强迫改造阶段到了自觉改造阶段。今后的学习、劳动、生活的管理，由你们当中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学习委员会来承担。彼此之间的称呼，一律称同学。”
为了有利于改造，教员指出，条件允许让他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于是，在万里长江第一桥的武汉长江大桥，宋希濂感叹“我身不觉在霄汉，睹此宏图暗叫惊”；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曾经统帅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的杜聿明跳上国产解放牌汽车试驾；在河北农村，黄维看见老乡把缴获的国民党坦克履带改造成耕地铁犁，围观的孩童用美式钢盔舀水浇菜，当晚他在日记本上划掉“永动机”设计图，认真写下“旧军队是维护剥削阶级的暴力机器”。
从1959年至1975年，功德林战犯分七批全部释放。教员特别指示：“放战犯要风风光光，开欢送会，请吃饭，发新衣。”
这些曾经的“敌人”开启了新的人生轨迹。杜聿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二·二八起义》呼吁祖国统一；沈醉成为作家，其回忆录《我这三十年》首印20万册抢购一空；黄维在政协会议上提出治理黄河方案，临终遗嘱将“永动机”模型捐献给国家；宋希濂移居美国后仍坚持穿中山装，倡议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并任副会长。
回望这场持续26年的改造实验，教员的“不杀”哲学堪比战国时期秦人“用敌国之才治天下”的智慧，但他的格局更为恢弘——他要化整个旧时代的暴力机器为新中国的建设力量。
美国学者易劳逸在《毁灭的种子》中感叹：“蒋介石输掉的不只是战争，更是对历史的解释权。”而那些在功德林背诵《论持久战》的战犯们，最终都成了共产党统一战线最生动的注脚——他们用后半生证明，真正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在于摧毁敌人的肉体，而在于熔铸他们的心灵。
这或许就是教员留给后世最深的启示：征服城池易，征服人心难；消灭敌人易，转化敌人难。
真正的领导者，永远在建造通向人心的桥，而非砌筑隔绝人性的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