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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中期，中国人认为缅甸战争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但是到了1944年春，就未必如此想。因为当时日本正在展开“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这是日军自1938年以来对中国战区最猛烈的攻击。
中国此时的立场其实跟苏联并无不同。苏联拒绝在解决德国威胁之前向日本宣战，以免分散势力；但是中国面对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时，却被迫把远征军送往缅甸作战。在中国本土作战的日军数量，相当于缅甸战场的3至4倍，然而史迪威完全不关心，也不履行他是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的职责，对日军在华的大规模进攻，没有作出任何应有的努力，反而逼迫中国把最精锐的部队投入遥远的缅甸战场。
1、豫湘桂战役与滇缅会战的关联
史迪威对河南省的沦陷似乎当成事不关己，甚至不愿意花少许时间回中国一趟，接受蒋介石的咨询。从1943年12月到1944年7月之间，他宁可把全部时间花在缅甸丛林里。1944年6月1日以前，蒋介石曾两度紧急召唤史迪威赶回重庆，商议如何应付“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带来的危机，但是史迪威不予理睬，甚至连信也不屑回复。这已经让蒋介石大为愤怒了。
况且，当日军攻击达到高潮时，史迪威不准陈纳德的飞行员动用储藏在成都的油料，去支持中国地面部队。史迪威在蒋介石严令下终于回到重庆，但是只停留两天(6月4~5日)立即离开，没有提供任何协助。
毫无疑问，假如中国能够把在云南的远征军留在中国本土，则日军“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造成的破坏肯定会大幅降低。
蒋介石很快得到结论，中国在缅甸战争中承担的责任太不公平，因此在1944年9月15日告知史迪威，要么中英两国军队立即同时向缅甸日军进行强烈攻击，要么由他召回一部分中国军队，去加强云南防务。
对此，史迪威完全不从蒋介石幕僚长的角度思考，反而大为恼火，在日记中对蒋介石破口大骂，抱怨美国花了两年半时间和大量人力、物力、金钱、时间，所要做的“完全是为了帮助中国”，而蒋介石偏偏不知好歹。就在这个时候，日军正突破中国军队在华中的防御线，向西南地区挺进，并且威胁到重庆的安全。
在这个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对两个盟邦的差别待遇。当涉及英国时，美国可以不顾苏联的屡次敦促，一直赞同英国首先必须巩固本土防务的立场，推迟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当涉及中国时，尽管中国本身情势岌岌可危，有可能立即崩溃，美国却一味强迫中国政府，把最好的军队送往亚洲的“第二战场”（缅甸)。
更重要的是，史迪威尖酸刻薄的言辞，也透露出他对自己在中国战区的最高使命认识混淆。蒋介石是中国战区最高领袖，本来就有权决定一切有关中国的事务。但是叫史迪威无法接受的是，在任何“帮助中国”这个课题上，蒋介石居然敢持和史迪威不同的意见。
对史迪威而言，此时中国国内发生的情况，应该由蒋介石自己去处理，史迪威本人则决不允许中国政府打扰他在缅甸的工作，即便是中国此时已经被日军打得体无完肤，那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没有理由让他分神。
英美两国在缅甸战争中拒绝遵照原先计划进行，导致中国必须付出惨重的政治和军事代价，承受重大的人员伤亡。在缅北狭窄的战场上，中国军队缺乏充分补给和海空支持，却依然奋战不已。换了世界上其他的任何地区，同盟国的军事领袖大概都不会发动这样一场战争。但是在缅甸可以这么做，因为打仗的是中国的部队。
最后的结果则是，中国人由于同盟国参与不足，所以只好以牺牲更多士兵的生命来换取胜利。
2、国内反对滇缅会战的声音
史迪威对缅甸战争因为屡次延误而感到不耐，确实令人同情。
只是真正重要的问题应该是：如果中国本身面临崩溃危机，缅北公路即使打通又有什么意义？缅甸局部战场上的大胜利，如何可以和中国战场上的大失败相提并论？
设若日军“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的凌厉攻势没有被中国军队所阻截，则日军大有可能占领云南和贵州，从而使得缅甸的胜利变得全无意义。因为日军将可从中国内陆切断中缅边境和重庆之间的陆上交通，进而让准备送往中国的大批美国军火变成无处可送。后来情况的演变是，中国虽然没有被日军彻底击垮，但是元气大伤，在此后几年中可以说始终没有恢复。
缅甸战争开战时机值得特别关注的理由是，战争计划已经因为英美两国的反复不定而延误了将近15个月之久。令人诧异的是，英美两国政府从来没有提出解释，为什么不能依照原来要求再延期一次，而且只是延期6个月而已。如果再次延期，则可以大大帮助中国增强它的防务，也可以防止它政治的分崩离析和民心的涣散。
再说，英美两国本来就把缅甸战争的开战日期定在1944年11月，中国政府也同意了这项决定。不意在几天之内美国人突然变卦，转而坚持必须在1943年底和1944年初开战。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极端纳闷的转变。
追根究柢，只有美国决策者自己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正在承受空前浩劫之际，他们不赶快解救中国的燃眉之急，反而倾全力去修筑一条公路，而这条公路需要很长时间（约一年后)才能投入使用，运送物资进入中国。
1944年春夏之际，中国精锐之师正在缅甸战场奋力作战之时，日军也正在侵入中国的心脏地区。中国军队在史迪威指挥之下攻占了缅北的密支纳，但中国同时却失去了大部分华中和小部分华南地区。这个发展的长远效应是，相对各省的地方军政势力而言，重庆政府在1945年的地位比起抗战以来任何时期都要虚弱。
中国疆域辽阔，有实力的地方领袖手握兵权，各自为政，对把中国军队送往国外作战一事，意见分歧。比如说，李宗仁向来有抗日派的美名，在中国军事领袖中，以治军有方和骁勇善战著称，也和重庆政府的关系最为密切。但是，他就认为蒋介石犯了大错，把大军送往缅甸作战，却使中国本土空虚，无法应付日军攻击。
当然，李宗仁当时并不知道，蒋介石实在是在美国强力压迫之下不得不尔。根据李宗仁的看法，蒋介石应该在广西南宁集结兵力攻打广州湾，打开一个港口，以便和同盟国海军取得联系。李宗仁所持的理由是，日军在本土和缅甸之间的联系如同一条常山之蛇，中国不应该打它的头部或是尾部，而应该打它的身体。假如中国可以把投入缅甸战争的军队转移到广州湾使用，就能和菲律宾海域的美国海军联系，切断缅甸日军的补给线，并迫使日军自缅甸撤退。徐永昌将军也对缅甸战争持高度保留态度。
1943年10月间，徐永昌最担心的是，万一同盟国不履行诺言切断日军的补给和增援，史迪威又贸然展开缅甸局部战争，则可能导致日军从越南进攻昆明，中国将得不偿失。
其他还有一些军事将领，基于不同理由，也反对缅甸战争。
对于那些在“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中遭受日军严重摧残省份的地方实力派领袖而言，他们对蒋介石的决定当然最感愤怒。因为从他们看来，蒋介石不把国军留在国内保卫乡土，反而送到外国去打仗，因而使得他们家园遭受惨劫，这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错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蒋介石决定派远征军出境，不但直接承受了“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的失败，也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任何对中国事务稍有了解的人都懂得一个简单道理，蒋介石的地位高度依赖各省地方实力派军人的合作，或至少是他们的容忍。然而史迪威却对这个中国政治现实中最基本的道理，完全懵懂无知，或是视若无睹，从而把蒋介石的任何犹豫都当成是他个人奸诈、“不合作”或是“破坏”的证据。
3、史迪威的应急办法
有些西方史学家持一种说法，认为史迪威心中其实早已知道，日军“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不至于威胁到中国的生存，因此对“一号作战”并不担心。史迪威本人也的确曾经坚持过缅甸战争不至于削弱中国防务，因为中国还有一支大军摆在西北对付共产党。
但是史迪威不知道而蒋介石却心里有数的是，这支军队在“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一开始就已经投入战斗，而且遭受重大损失。他为此大为震怒，并严厉批评了胡宗南、汤恩伯、蒋鼎文等将领。后来重庆受到日军威胁，中国政府又赶紧从西北抽调了部分部队增援，而这些部队的表现依然和其他部队并无二致。
面对这种景象，史迪威马上又找到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那就是装备共产党军队，因为他认为共产党军队比国民党的军队骁勇善战。当然，这个建议马上又增加了蒋介石的疑虑。
总而言之，把远征军投入缅甸战场的时机，应该是评价缅甸战争的一个重要考虑。换句话说，除了缅甸战争该不该打和以何种规模来打之外，还需要考虑“何时”打的问题。应该注意的是，日本为了“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和缅甸战争，经过长期准备，一方面调集华北和东北的兵力，准备进攻湖南、广西和贵州；另一方面也集结东南亚的部队，准备应付同盟国对缅甸的攻势。
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本来薄弱，而远征军和驻印军两支部队却是中国军队中，剩下来的两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总兵力不超过20万人。
顾此即会失彼，顾彼即会失此，无法分散使用。但是在史迪威留下的文档中找不到任何迹象，显示他曾经思考过这个简单的道理。
日本完全有能力在相隔千里的两个战场上同时作战，但中国只能把少量的精锐部队，集中在最具关键性的一个战场使用。毫无疑问，从1942年到1943年，中国极力鼓吹缅甸战争并踊跃参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大量的美国物资援助，从而彻底改变抗战大局。
但是到了1944年初，这个理由就不再存在了，因为这个时候中国的最高国家利益是保障国家生存，而这个利益应该高于其他一切考虑，包括打通缅甸路在内。
再说，不同国家对时机的选择，可能想法完全不同。
关于这一点，只要从英国、美国和苏联三国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时机的歧见，就可以看出，这并不奇怪。至于缅甸，中国认为开战的最坏时机可能是美国认为最佳的时机，甚至说不定还是唯一的时机。最初，美国纯粹从军事效益和理性出发来衡量缅甸战争的可行性，因此才会同意蒋介石的主张，认为以海陆空三军同时向缅甸北部、中部和南部发动攻势，是最能达到军事目的的作战方式。
但是由于美国军方历来并不重视中国战区，因此连带也不重视缅甸战争，认为并不是一件急事，所以只要英国人不同意合作，美国政府便宁可让开战时间一拖再拖。
但是一旦美国本身的国家利益变成最优先考虑时，美国的态度可以急剧转变，时机也必须及时掌握。
4、为何逼迫蒋介石匆匆发动滇缅会战？
西方强调的是，史迪威和第二次缅甸战争如何致力于帮助中国，去打破日本人对中国的封锁。但是他们很少提到缅甸战争的另一个可能性，那就是牺牲中国利益去促进美国利益。
缅甸战争突然展开的时机委实充满玄机，因为它违反常理。简言之，从1942年6月到1943年12月的一年半期间内，美国处境一直颇为尴尬，因为对中国屡次要求如期开战，美国都无法给予确切答复。
但是开罗会议后，情况便急转直下，没有几天，美国军部就对战争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执意战争必须立即展开。这种态度上的急剧变化，不可能是因为军部突然下定决心要加倍协助中国，而是一定有其他更重要因素起了作用。
从这个角度探索，就需要问一个相关问题：是否缅甸战争和美国全球战略思想之间有某种微妙关联？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压力超过前所未有程度，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现象。
设若美国军部依然把中国看成是反攻日本本土不可取代的陆军和空军基地，那还比较容易了解美国为什么急于打通缅甸路。因为这是唯一能把大批物资送进中国的方法，从而可以帮助中国进行必要的军事改革和整编工作，为中国能及早参加同盟国最后反攻作好准备。但是即便这个说法能够成立，美国参谋人员似乎也还是不应该对中国境内正在发生的悲剧完全视若无睹。不幸的是，这个说法似乎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因而需要去找出更好的解释。
事实上，美国此时已经有一个新的全球战略，那就是太平洋跳岛战略。在这个战略下，中国战区的战略价值既然已经大幅下滑，缅甸战争也应该随之失去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缅甸的功能是为中国战区服务，中国战区价值降低，缅甸的功能也应随之降低。而有趣的是，正是在这个骨节眼上，美国却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逼迫中国立即尽全力去展开一个局部性的缅甸战争，这个现象显然需要另外解释。换句话说，美国既然认为中国战区的重要性日减，就没有必要在最短期间内运送大批物资进入中国。
尤其是当美国认为，中国在最后击败日本的战争中，根本不会产生重要作用，它的促战和迫战的做法就更加非比寻常了。
同盟国在太平洋战区的军事发展，从1942年中期以后就渐趋乐观。这一年3月3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决定把广大的太平洋海域一分为二；中部太平洋地区由海军上将尼米兹负责，西南太平洋地区由陆军上将麦克阿瑟负责。美国军事领袖当时还没有发展出一套击败日本的整体方案，但是已经决定加强太平洋地区的作战行动。
5月7~8日美国在珊瑚海取得胜利，8月8日又对瓜地卡尼尔展开攻势，经过五个月惨烈争战后占领全岛（1942年12月31日)。这场战役的困难度无疑让美国领袖体会到，如果缅甸和中国战场能够拖住日军，一定对今后美国进攻日军占领的太平洋岛屿大有帮助。这说明了为什么1943年1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在卡萨布兰加会议上，竟然对英国施加那么大的压力，以减少对欧战的支持为威胁，一定要英国承诺参加缅甸战争，而且要尽快发动攻势。
随着美国军队对这些岛屿推进，美国对于缅甸战争的需要就变得愈加紧迫。从1943年夏季开始，军部内不同单位先后推出几个击败日本的方案。同时，太平洋地区的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也各自拟定了击败日本的方案。
前者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缓慢推进，最终目标是收复菲律宾。后者在中部太平洋地区准备进攻吉尔伯群岛，然后向马绍尔群岛挺进。虽然当时还看不出来哪一个方案有机会在短期内付诸实行，但是总形势已经日渐明朗，那就是太平洋地区会变成美军的主要战场。
相比之下，从亚洲大陆进攻日本本土的设想，虽然从珍珠港事件后一直主宰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略思想，此时却逐渐失去吸引力。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不再把中国看成进攻日本的唯一基地，那么缅甸作为补给中国战区的必经之路，其重要性也随着与日俱减。等到长程航空母舰和长程轰炸机（B-29)发展成功，美国从太平洋基地派海军封锁日本海，并派飞机直接轰炸日本本土的可能性就变得越来越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决定，美国的主力将由中部太平洋地区发动攻击，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负责配合，就是反映这个战略思想的转变。
5、美国太平洋战争的战略构想
到了1943年中期，马歇尔表示美国已有为自己的利益而想打缅甸战争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愈来愈无关乎支持中国。他在一份呈交总统的备忘录中(1943年5月)明白写道，假如同盟国放弃缅甸战争，日军会加紧打击中国和印度的基地和空运。同时也会有余力帮助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地区集结大批部队”，甚至进攻澳洲的达尔文港。
鉴于英国不愿提供海军参加作战，马歇尔表示愿意将缅甸战争的规模予以缩小。根据他向美国总统提出的解释，美国在缅甸加压力，就可以达成分散日本兵力的目的，大有助于美国在太平洋的攻势。
值得注意的是，马歇尔设想，由两支中国军队（远征军和驻印军）在这场战争中挑大梁，印度兰伽的驻印军和和中国云南的远征军负责主攻，再加上一些英国部队点缀。他也要求英国海军在孟加拉海域“露面”，向中国政府传达一个印象，英国海军果真履行原先承诺，其实真正目的既不是建立一条同盟国的海上通道，也不是要占领仰光港。说穿了，虚晃一招、唬弄中国而已。
既然要误导中国人，就必须欺瞒中国。
因此马歇尔警告美国总统说：
“中国人此时并不了解英国对于仰光港的真正意图，这是卫佛尔将军特别关照过的。让我担心的是，如果我们此时向中国人作出任何透露，说我们正在打算修改缅甸战争规模的话，他们一定会作出强烈的反应。”
显然，早在1943年中期，马歇尔已经明白承认，美国军方已决定和英国人合作，共同把中国引进一场规模缩减的缅甸战争里去，而且由中国军队承担主要作战任务。美国军方什么事情都对中国守口如瓶，但遇到英国人提出要求时，却展现出尽量予以配合的高度急切心情。
一个明显的例子发生在1943年12月。当时马歇尔写信给英国迪尔元帅，向迪尔提供所有美国总统和蒋介石之间谈论缅甸战争的来往信函复本，同时保证美国已经敦促蒋介石接受蒙巴顿的要求，把驻扎在云南的远征军开入缅甸。在中国和美国的官方档案中，直到目前却还找不出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罗斯福也把他和丘吉尔之间有关缅甸战争的来往信件送请蒋介石过目。
正好相反，美国人和英国人最关心的是如何对蒋介石保密，让他无法捉摸同盟国的真实意向。
1943年夏，美国新战略思想开始进入行动阶段。这一年7月2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作出重要决定，准备在1943年11月进攻吉尔伯群岛，然后在1944年1月进攻马绍尔群岛。不到一个月，英美参谋长联席会又在魁北克会议接获命令，着手拟订一个击败日本的精简计划。参谋人员随即在1943年下半年拟出几个宏观性方案，分别主张由中部太平洋群岛、台湾或是苏门答腊岛发动攻势。
这些方案的共同点是，一致强调应该运用快速航空母舰群和长程重轰炸机的优势，至于中国的角色则未被提及。
最能反映军部这种思路的迹象，或许是1943年11月4日拟定的文件。这份开罗会议前约三周拟定的文件指出，美国在亚洲大陆的战略无法在1946年以前付诸实现。
如果美国要运用亚洲大陆作为进攻基地，它必须先创造一些有利条件，这包括：
（1）在缅北发动战争，开辟一条通往中国的公路，同时加强空中运输能力；（2）装备和训练30个中国师；（3）在日本依然可以攻击到的中国战区地区内，设法修建轰炸机基地，以便攻击日本本土。
依照军部估计，如果要执行以上这许多计划，美国至少要派遣361000人员到亚洲战区，外加重轰炸机人员。从军部看来，这些投资数量过大。
因此分析的结论是，同盟国在亚洲战区的进展不能配合太平洋地区的进展。同盟国对太平洋地区的展望是，在1945年1月从玛丽安那群岛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1946年中期对日本本土发动两栖登陆作战。反之，如果从亚洲大陆发动对日攻击，不但旷日持久，而且所需费用浩大，人员的运用也不合算，更何况胜算无法预估。
难怪这份文件的最后建议有两个重点：
（1）就中国战区而言，帮助中国继续抗战，尽早从中国发动对日本目标的轰炸，但是不需要执意攻击日本本土目标。只要开始这些行动，就会有利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2）就中国-缅甸-印度(CBI)战区而言，美国不再作出新承诺（除了训练中国军队30个师之外)，要尽早结束美国在亚洲的工兵建设，并撒出工兵队伍。
文件最重要的建议是，美国指望在1946年中期击败日本，主要是经由太平洋路线达成目的，因此在亚洲大陆上的任何计划，都无需去设想1946年中期以后可能发生的情况，也可以避开缅甸地区。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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