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秋日的暖阳斜斜铺洒在安义县龙津镇五房周村的老屋前。八十三岁的周盖健老人蜷坐在斑驳竹椅上，布满沟壑的手指反复摩挲着褪色的老照片。远处稻田翻涌着金色波浪，近处土墙上那半世纪前的痕迹依旧清晰如昨，像一道永不愈合的伤痕。老人浑浊的瞳孔突然泛起涟漪，记忆随着紫砂壶飘出的袅袅茶烟，跌进了四十年代那段浸透苦难的岁月。
那时节，五房周家不过是个百十来户的山坳村落。青砖灰瓦的房舍错落于苍松翠竹间，村前小河清澈见底，女人们浣衣时捣衣声此起彼伏，男人们荷锄而归时肩头落满夕阳。直到1939年南昌会战爆发，日本侵略者的脚步打破了这份宁静。周盖健记得，那年春寒刺骨，村口老樟树刚抽新芽，远处就传来闷雷般的声响。先是国军队伍匆匆过境，接着逃难人群涌进村来，个个面色如灰地传着噩耗：侵略者所到之处皆生祸端，连襁褓里的孩童都难以幸免。
没过多久，头戴钢盔的日军就闯进了村子。他们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将青壮年驱赶到村西修工事，把老人孩子押到晒谷场。十四岁的周盖健躲在柴草堆里，透过缝隙看见教书先生周文礼被反绑在石磨上。日军小队长扯着他的长衫喝问，直到用刺刀划破衣襟看到后心胎记，才骂骂咧咧地踹了几脚作罢。夜幕降临时，村东头突然腾起冲天火光——七户交不出粮食的人家房屋被点燃。八十岁的周老太爷拄着拐杖想救火，却被刺中胸口，枯瘦的身躯倒在火海中。
最惨烈的莫过于修飞机场的日子。日军在北山脚下圈占良田，强征方圆十里百姓当苦力。周盖健跟着堂哥去送饭，远远望见黑压压的人群在毒日头下艰难劳作。监工的日军挥舞着皮鞭，抽在劳工背上留下道道血痕。一个拉石碾的后生实在疲惫不堪，听见飞机轰鸣本能地缩了下脖子，日军小队长冲上来就是一记耳光。碗口粗的麻绳突然断裂，上千斤的石碾轰然滚动，那后生瞬间遭遇不幸。周盖健至今记得那场景：日军用草席裹起残躯，随手丢进了乱葬岗。
丁山北坡的暴行更是令人痛心。日军抓来十几个“可疑分子”，用生锈的铁丝穿过锁骨吊在松树上。一个姓余的青年被绑在木架上。日军往他身上浇液体并点燃，皮肉受损的声响中，又撒上刺激性物品，凄厉的呼喊惊得满山乌鸦乱飞。周盖健和乡亲们跪在铁丝网外磕头求助，换来的却是更残酷的折磨——他们用利器伤害伤者，看着惨状才罢休。最后那些遍体鳞伤的躯体被踢进土坑，日军还强迫其他劳工掩埋，哭喊声震得松针簌簌掉落。
村里最凄惨的要数水根叔一家。日军进村抓壮丁时，水根娘死死抱住独子不肯松手。三个日军抡起竹扁担劈头盖脸砸下，三根扁担都打断了，娘俩的声音渐渐微弱。等乡亲们摸黑去收尸，只见老人满头白发浸在血泊里，手指还紧紧抠着儿子的粗布裤角。水根爹从此精神恍惚，整天在烧焦的废墟里翻找，最后饿死在村口老井边，手里还攥着半块发霉的饼子。
最惊险的是那次集中处置。日军抓了二十多个“抗命”的苦力，逼他们在营地西侧挖坑。周盖健送饭时，看见同村的铁柱哥冲他眨了眨眼，眼神里闪着决绝。当晚北风呼啸，突然传来铁丝网响动。第二天才知道，铁柱用石头磨断绳索，带着五个青壮年往外冲。日军举着火把满山搜捕，周盖健故意带他们绕进绝路，最后只抓回两个走不动的老人。日军把老人绑在树上，用残忍的方式对待，直到天亮才结束他们的生命。
熬到1945年日本投降，五房周村已是满目疮痍。原先四百多口人的村子，只剩百八十人。家家笼罩在悲痛中，村后的乱葬岗新坟叠着旧坟。周盖健跟着乡亲们挖掘集中掩埋处时，空气中弥漫的气息令人窒息——有的骨架保持着挣扎的姿势，有的头骨嵌着残留的器物，还有一具尸体手里攥着半块带着牙印的窝头。如今村口那座青灰色纪念碑，密密麻麻刻着217个名字，每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破碎的人生。
老人颤抖着指着老照片，那是1953年发掘现场时拍的：扭曲的白骨蜷缩成一团，裂开的头盖骨里还卡着枚生锈的铁钉，肋骨上缠绕着细铁丝。“这些事咋能忘啊......”他望着远处新建的希望小学，操场上孩子们的笑声像银铃般清脆。夕阳将纪念碑的影子拉得老长，仿佛无数逝去的生命正隔着时空，守护着这片重新焕发生机的土地。
风起时，村口老樟树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着那段不能被时光掩埋的过往。周盖健摸出怀里的青铜哨子——那是当年修工事时偷偷藏的，哨身还留着几道深深的牙印。他轻轻吹起，沙哑的哨音里，有岁月的回响，有亲人的思念，更有一个民族永不弯折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