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方文献声称： “从昭和14年 (1939)秋天到15年 (1940)春天，日本的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了”， “电力不足、严重的米荒一齐袭来”。
看来还是工业、农业全面危机，其中农业危机尤为严重，在日本国内的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缺米现象十分突出，1940年5月30日，日本东京的米谷商品交易所已被强令解散，粮食全被统管起来，同年8月1日，东京市政府下令即日起东京饭馆禁用大米，8日，又公布面粉统制法。 “在东京各警察署管区内，许多人家的米谷保存量降到平常需要保存量的一半以下。警察署长亲自和粮商一同为买米而奔走，并采取了每次出售限制在二升以下的办法。”“此粮食问题造成人心极度不安”，甚至“发展成为阿部内阁倒台的最大因素”。日本政府只好花费两亿日元进口外国大米，约相当于全国进口总额的10%.
如此糟糕的国家经济，怎么能支撑住战争的需求？日军参谋次长泽田茂中将，忧心忡忡地说： “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畑陆相也是这样判断的。”
泽田茂左思右想，不由发出“日本的力量究竟还有多大”的哀叹。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说：“由于国力衰退，使陆军统帅部的首脑打赢战争的信念发生了动摇。”
国力穷困，养不起那么多兵了。为此日方只好削减兵员，紧缩经费。
据说，日本的年度预算是由大藏省主计局和陆海军之间协商决定。1939年年底，大藏省提出把陆军1940年的预算金额从60亿日元削减为44亿日元，并要求把在华兵力从80万人缩减到50万人。 “削减一个兵就等于节省二千日元。”一些负责官员如是说，结果大藏省和军方之间形成“极大的纠纷”，吵得不可开交。1939年12月7日，甚至“一直对峙了一整夜”到“将近天亮时分”，才以大藏省增加两亿九千万日元预算而勉强达成妥协。缩减人员的事也暂时作罢。
大藏省与军方的矛盾刚告一段落，军队内部又争吵起来。1940年5月，日陆军省、参谋本部决定缩减在华驻军10万人，以省下钱来加强关东军的军备。消息传出，日中国派遣军反应强烈，总司令官西尾说， “这样一来不好办了”，并决定让总参谋长坂垣回国，当面力争。5月19日，又专门开会研究这一问题。与会者情绪激动，“总的意见是，如果中央部一定要削减兵力的话，就请改变总司令部的阵容吧！”也有人说最好还是避免“最后辞职”的态度，负责作战的副参谋长本多将军听了没好气地说： “削减十万的话，说什么也干不了。最好派一位新人来。”坂垣就这样带着大家的怨气、不解，于会后回到东京，与陆军部谈得很不愉快。据当时任陆相的畑俊六的日记： “坂垣中将的态度比军司令官更加固执，怎么也不服从。”
在华日军兵员短缺，顾此失彼。为掩饰这种捉襟见肘的窘态，当年日本人倒也想了不少补救的法子。1940年夏，当一二九师部队偷袭山西长治、高平一带的日军警戒线时，竟发现有的地方的“哨兵”是橡皮人或木头人。橡皮人的肚子里还藏着毒气，几个战士用刺刀一戳，毒气冒了出来，好几个战士还中了毒。 “百团大战”时，也发现过日本人搞的稻草人、假炮。在冀中，老乡们讲“敌人的汽车每天四点钟的时候从这儿过，……汽车里并没有许多人，两旁站的都是假人，远远望去，这些假人与真人差不多。”
也因为财政困难。从1940年起，驻华日军开始“就地筹措”经费，也就是日本国内不再拨予经费，让他们“自力更生”，以战养战。日本兵哪会什么自力更生，还不是掠夺中国的老百姓。当时有人说： “凡是在敌寇统治下的人民，从头发到脚趾，从屋里到屋外，从人体到牲畜，没有一样东西不是要付捐税的。”
苛捐杂税再多，在日本人看来还是“合理负担”，再有的，干脆等于抢了：
差 发票子。敌伪发行的票子，“它没有一点准备金，更没有一点信用担保，它只是一张彩印的废币，和阴曹地府的冥钞差不多”。冀中的百姓管鬼子发行的票子叫“鬼票”。因为敌伪滥发钞票，强行流通，这种钞票自然不值钱，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冀中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小米大体稳定在每斗35元， “五一” “扫荡”后，敌伪推行伪钞，每斗小米一下涨到600元，上涨了17倍多。
抢粮食。 “在五台定襄一带，敌寇在各村成立‘粮食委员会’，进行粮食调查，勒令民众除留极少粮食外，其余全部缴敌‘保管’，然后偷偷地用汽车将粮食运走。”有的地方敌人还欺骗百姓说，把高粱玉米交给他们“保管”，以后还大米白面。
“请财神”，就是“绑票”，把一些富户抓进据点，拿钱拿粮来赎。
尽管又是“摊派”、又是抢劫，却仍然无法挽回驻华日军经济上的颓势。日伪统治区粮食奇缺，连汉奸报纸《新民报》也不得不承认：北京“米粮价格之增涨与日俱进，市民莫不叫苦”，天津“以面粉杂粮等华人主要食粮价格日见昂腾，实予日常生活上一大威胁，而渐化为重大社会问题”。 “百团大战”后，伪币进一步贬值，物价如脱缰之马。日伪统治区的经济已是面临崩溃。驻华日军则供给难以维持，十分狼狈。从《晋察冀日报》1942年1月18日的一篇报道中，可以看出当时驻华北一些地区的日军已穷困到什么程度：
据我们的调查，盂城、上社、下社、椿树底、河口、耿镇的敌人直到本月十六号还未穿上棉衣。在五台山上冰雪凛冽中，穿了棉衣的我们，还感觉着冷，而素不习冷的敌人穿着单衣在雪花与朔风中，其狼狈的情形是可想见了。
在粮食给养上，敌人就更加狼狈了。据抓去的民夫谈敌人每日三餐均吃杂米饭（即少许大米拌上高粱），而且每人只限吃一碗，当然吃不饱是事实，于是便只好出来抢劫，下社敌人曾经为了抢一个老太婆的窝窝头和大豆而打起架来，而菜蔬则以抢来的老百姓的南瓜和山药充之。老兵4人一小碟，新兵6人一小碟，每人吃不到三口便光了，至于肉，除了抢老百姓的羊牛鸡外，一个月不见荤是常事，鞋子破了便抢着和做工的民夫换，以致吓得民夫们再不敢穿好鞋了，烟卷早就不吸了，只有抢民夫们的旱烟过过瘾，最有趣味是敌各据点都点着大麻子油的灯。民夫问为什么不点煤油，敌人却无耻地说，我们抵制英美货所以不点煤油，真是十足的阿Q味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敌占区引发抢购潮，物价直线上升。这对原本脆弱的敌占区经济，无疑是火上浇油。而国内，则要求驻华日军不仅要做到经费自给， “以战养战”，还要更多地掠夺中国的物产、人力、变占领区为“大东亚圣战”的供给基地。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在谈到驻华北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举措时，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值得注意的是，方面军的一般措施非常重视重要国防资源的开发和获取，这已成为治安战的一个主要目的。”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日本石黑农相在1月24日众议院的发言，似乎说得直白一些：粮食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日本打算在“共荣圈”内调集大米来弥补国内的粮食补缺。具体地说，就是要在华北“增产”小麦，在华东增加大米。在1941年12月8日冈村宁次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日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的话大概要更直白一些，他说： “今后为了对我国皇军全面作战有所贡献，应加强治安，开发并取得重要国防资源，提高当地自给自足能力。华北的国防资源及交通线的确保，其重要性更加增大，这已成为方面军的半个使命。”
这位安达参谋长，说的也许还不是那么明确。如果说经济上的考虑，已成为日军的半个使命，那么，另半个使命是什么呢？或许还不如换个说法： “武力战就是经济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驻华北日军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确保华北成为“大东亚圣战”的基地，一切都要围绕着这个目的运转。 “因此，治安战的目的也随之有所变化。”有些什么变化呢？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那些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地区的“治安”，在日本人心目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呢？
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 “战斗力系于胃。”日本陆军是深受德国影响的，冈村宁次本人也去过德国。想必他是知道这句话的。其实，何止是战斗力系于胃，战役进攻目标也可以说是“系于胃”的。冈村宁次要进攻西安，有一个考虑，也是为了掠夺关中平原的谷物。可直到1942年3月，西安作战的请求仍迟迟未有答复，那么，冈村宁次只好退而求其次，转过头来“整顿治安”。如果他打开他的“统辖区”的地图，依照“有所变化”的“治安战目的”，他会从哪里开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