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书评︱现代词学史的社会学考察

现代词学史的社会学考察

——读朱惠国教授新著《社会转型与晚清民国词学流变》

倪春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中国两千多年的学术发展与变迁，与各历史时期国家政治、社会风俗以及思想环境有着千丝万缕之联系。以清代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例，王国维认为期间就有三次重要转变：“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而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可见清代学术史上所发生的三次重要转变，均与每一时期的时势政治有密切关联。近代以降，国家与社会的剧变更甚于前，学术之变乃必然趋势。故王国维又曰：“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待言。”（同上）这种时势之剧变，一方面来自传统社会内部的体制改革与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也受到西方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的传播影响。在这一新旧交替与中西交汇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传统学术也开始向现代学术发生重要转变，并且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如新儒学、新史学、新佛学等。

作为文学研究范畴的词学学科，在这一时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部环境的重要影响，并且完成了自身的学科建构与现代转型。正如龙榆生指出的：“自科举废而学校兴，学制几经变易；由是向时所薄为小道之‘词’，乃一跃而为国文系主要学程。风气所趋，斯学大盛。”至于“斯学大盛”之原因，他解释说：“综览二十五年来词学昌明之故，大约不外三端：（一）词学地位之提高也。（二）清代考订家之流风未沫，学者转移治经史之力以治词也。（三）时局衰乱之影响，促成诸家之以填词为‘长歌当哭’也。”（《最近二十五年之词坛概况》）特别是对于第三点“时局衰乱之影响”，龙氏更有切身之感：“一二两端，无劳备论。溯自本校成立之后，二十五年之间，祸变相寻，曾无宁日。……读彊村老人《晚过黄渡》之作，犹觉毛发悚然。”（同上）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王国维对于近代学术变迁之判断？又应该从哪些角度去阐述龙榆生所谓的“时局衰乱之影响”？朱惠国教授的新著《社会转型与晚清民国词学流变》，从词人、词学观念和词学活动三个方面集中考察了社会形态变化对晚清民国词学的实际影响，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深切体认王国维和龙榆生关于近现代学术的转型论断提供了观察视角和理论方法。

一、宏观视野：“时势剧变”与“学术之变”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词的观念、词学活动与社会转型的关系。晚近中国的社会转型发生在社会的各个层面，而本书所关注的社会转型则主要聚焦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思想意识、文化教育以及生产技术、交通方式等方面。那么，社会形态的变化，究竟是如何影响词学观念和词学活动的？本书上篇为我们提供了几个可资观察的理论视角。

一是社会发展对词风演进之影响。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百年词史经历了三次重要的词风演变。关于这三次重大的词风演进，本书认为它们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深层关系。比如，清代常州词派的理论发展就与十九世纪的社会演化基本保持一致，并且迎合了嘉道以后的社会需求。正如书中所言：“常州词派产生于社会欲变未变时期，其核心理论正为可能出现的世象而设计；而以后历史的演化又恰好印证这种设计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常州词派的理论完全契合了社会的发展趋势。”（页22）而当时局发生改变，词人的社会身份被边缘化以后，常州词派的理论也产生了自我否定。以朱祖谋为代表的遗民词人自庚子以后就逐渐失去了政治热情和济世情怀，他们对于词的关注也从其社会功能转向审美功能与文献价值。由此可见，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精神诉求，往往会决定文学观念的发展和变易，而西方文艺思想的传入又进一步推进了现代词学观念的形成，是为第三次词风之衍化。二是文化教育对词学传习之影响。从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到1912年国民政府颁布壬子学制，再到1917年吴梅赴北京大学教授词曲，新型的教育方式对传统词学的教学和传习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教师通过吟咏诵唱、词作批改、通信指导等丰富多样的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创作水平和理论素养。民国时期的词学教育，不仅培养了词学人才，而且促进了词的创作和传播影响。三是生产技术对词的创作之影响。这里的生产技术，主要是指文学的传播方式发生了重要变革，特别是现代印刷技术和报刊传媒的出现，为词人提供了更为广阔而自由的创作空间。比如以《小说月报》《青鹤》《词学季刊》和《同声月刊》为代表的民国期刊，不仅有助于民国词人实现跨地域的聚集与交流，而且也借此建立起一个个貌似独立而又彼此联系的词人群体。四是政治境遇对词体观念之影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午社成员有关“四声”的讨论，是民国时期的一个重要词学现象。本书通过梳理“四声”的争论过程，努力发掘这一现象背后的人文心态和社会因素。因为“四声”的讨论不仅体现了午社词人的词学观念，而且也折射出前后两代词人不同的政治心境。前代词人无论是王鹏运还是朱祖谋，他们既强调词的形式规范，也看重词的兴寄功能。但是，后代词人却更多关注梦窗词声律、技巧的成分，而难以体会词中寄慨身世的成分，于是就对前人的“四声说”产生了质疑和争论。五是西学东渐对词学研究之影响。主要涉及两位词学家，一是王国维，一是梁启超。王国维词学的特点在于用西方哲学和美学的理论来论词，梁启超则是用社会批评的方法来研究词，两者都因有所侧重而有失偏颇，是为中国现代词学的初创时期。至于现代词学的确立期，本书认为主要是由夏承焘、龙榆生、唐圭璋等第三代词人所完成的。

以上五个维度，不仅正面回应了社会转型是如何影响词学流变这一基本问题，而且也成为本书分析民国词学发展演进的重要理论与方法。需要指出的是，这五个维度与章节内容并非简单的机械对应，而是根据不同的问题采取灵活的综合运用。比如，第三章讨论现代文艺专刊与民国旧体词的创作，除了涉及印刷技术与期刊媒介这一社会新兴业态，也讨论了词人的社会身份、文化立场、生存境遇和美学追求等社会思想因素，体现了生产技术和时代精神对词学活动的双重影响。

二、个体经验：“风气所趋”与“词学昌明”

通过上篇对晚清民国社会与词学关系的宏观讨论，现代词学发展与流变的主线已经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这条主线的勾画下，本书下篇转而“偏重于微观层面的个案研究，主要从词人的角度考察社会转型过程中词的观念与创作环境的变化，以及词人代际替换的发展轨迹”（绪论，页2）。惠国教授选择了第二代词人吴梅、胡适以及第三代词人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为研究对象，继续从社会转型的理论背景出发，考察他们在新旧交替的时代环境中，如何实现个人的学术形塑与词学的现代转型？根据本书的观点，这一时期社会因素与个人学术之间存在以下几组对应关系。

一是学术体制与词学著述的关系。以第二代词人吴梅为例，在现代学术体制与传统著述形式的双重影响下，吴梅的《词学通论》体现了“新旧之间”的著述特点。旧的一面，主要是指导词的创作，比如书中有专门的章节讲解词律、词韵和词的作法等问题；新的一面，则是讲授词的研究，比如书中有关历代词的概论部分，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词学的著述形式。这不仅揭示了《词学通论》的文本特性，而且也重衡了该书在词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二是“新文学”运动与词学观念的关系。以胡适为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他的词学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新文学”思想的影响。比如，他对苏辛词的推崇，不仅是出于建设新文学的需要，也与他更加侧重词的社会功能有关。三是社会环境与词体功用的关系。以夏承焘为例，他对常州词派寄托理论和正变理论都有选择性的排斥与扬弃，但是对于常州词派的尊体理论几乎完全接受，其中原因值得深思。本书从社会因素的角度对此作了解释，认为：“夏承焘生长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一个动荡时代，这种生活环境使他容易与常州派理论家产生心心相印的感觉，加深对尊体说的理解与接受。”（页199）四是教育经历与个人审美的关系。以唐圭璋为例，虽然他受到常州词派理论的重要影响，但是他也能跳出常州派的理论格局，并提出自己的审美追求——“真”。虽然常州词派的“重拙大”理论中也包涵“真”，但是本书对两者严加辨析，指出常州派的“真”是指风格的拙朴与真挚，而唐圭璋的“真”更多指向“抒发性灵”和“赋体白描”的写作手法。唐圭璋之所以能够跳出常州派的理论格局而自创新说，正是与他所接受的新式教育和学术训练有密切关系。

以上四组关系的深入考察，为我们展现了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民国词家如何实现词学研究的传统超越与自我标新。结合上篇的宏观考察，本书也为我们呈现了晚清民国词学发展过程中各自推进而又彼此呼应的两条发展线索：“从朱祖谋到吴梅，再到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等现代词人，三代人词学观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勾画出晚清民国时期主流词学的演化轨迹，这一轨迹与中国传统词学的现代转化过程基本一致。”（绪论，页15）

当然，下篇第十一章在讨论詹安泰宋词风格流派理论的时候，也为读者留下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就是：詹安泰关于宋词风格流派理论的突破与创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个人思想有何密切关系？纵观詹安泰的词学研究历程，可以1949年为界限，分为两个时期。1949年以前他更偏重于传统词学的研究路径，尤以《词学研究》中所拟定的《论声韵》《论音律》《论调谱》《论寄托》等十二篇文言专论为代表。正如他在该书绪言中所说：“近百年来，词道日昌，论词之书，云涌风起，如方成培之《词麈》，刘熙载之《词概》，周济之《论词杂著》，吴衡照之《莲子居词话》，陈廷焯之《白雨斋词话》，张德瀛之《词徵》，况周颐之《蕙风词话》，王国维之《人间词话》，或考音律，或事品藻，或立宗派，或示阶梯，类能独抒伟见，方驾前贤。”（《词学研究·绪言》）从他所列举的一系列词学专著来看，这些都是传统词学的著述形式，而《词学研究》所讨论的亦是传统词学所关注的词学命题。但是，1949年以后，特别是接触学习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之后，他的词学研究有了新的视野与方法。根据汤擎民的回忆：“新中国成立，先生热情奋发，‘决心三年不读线装书’，潜研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因能迅速运用新立场、观点与方法，研究我国古代文学，成果更为丰硕。”（《詹安泰词学论稿·后记》）詹安泰自己也说：“处理古典文学也如同处理其他的问题一样，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之下来进行，才能获得正确的结论。”（《关于处理古典文学的一些意见》）关于宋词风格流派的两篇论述《宋词风格流派略谈》《风格、流派及其承传关系》，皆作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其研究思路显然受到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对的重要影响。詹安泰在1954年发表的《关于处理古典文学的一些意见》中说：“毛主席在《实践论》里面说：‘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这种唯物地辨证地对理论认识的明确的指示，对于我们处理古典文学来说也是完全适用的。我们应该深刻体会这种论点，根据这种论点来评价古典文学，才不会迷失方向，走上反历史主义的道路。”（同上）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到，实践论和唯物辩证法，对于詹安泰研究古典文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践论强调基于作品的阅读与分析，唯物辩证法则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和不断运动变化的统一整体，这两点在他对宋词风格流派的研究中体现得十分明显。比如，他在分析宋词的艺术风格时，就非常重视作品的解读与分析。他在《冯延巳词的艺术风格》一文末说道：“我这里只举出三个例子来说明，当然是简之又简。但这三首都是绝对可靠的冯词，经过具体分析，我想还是可以看出冯词艺术风格的面貌的。”又比如他讲到某一个作家的风格流派时，就特别强调艺术风格的对立统一。他说：“如果细加区别，即使一个作家一生的创作，风格也不是一律的。”（《宋词风格流派略谈》）回到惠国教授的大著，书中对于詹安泰宋词风格流派理论的评价如下：“从当时的词坛情况看，詹安泰的理论相对系统，亦结合具体作品，用比较的方法突出了每一种风格流派的特色。”（页259）这样一种结合作品、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应该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这一社会思潮已经溢出了晚清民国的讨论范围，因此笔者借此机会稍作补充，以求正于惠国教授。

惠国教授二十余年来一直关注近世词学的发展与转型问题，他在《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一书的前言中指出：“研究这种转换的动因和过程，梳理词学质变的基本轨迹，不仅有助于我们客观地把握这一时期的词学思想，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考察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手段和学术思想在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又可总结出一些中西方文化冲突中，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应变的经验与教训。”本书作为“近世词学”研究课题的延伸与推进，不仅把研究重点从传统词学转移到现代词学，而且透过社会学与学术史相关联的研究视角，明确了社会形态的变化对于词学研究所产生的具体影响。近年来，西方流行的“文学社会学”理论逐渐被吸纳运用到中国文学的研究之中，而本书研究现代词学的社会学新方法，是否也可视作“词学社会学”研究之开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