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万军，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教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2018年7月5日晚，被告人汪某驾驶二轮电动车与同向行走的被害人陈某发生碰撞，致其倒地。事故发生后，汪某未履行报警、救助义务，反而在短暂停留后逃离现场。约两分钟后，许某驾驶小型轿车经过事故地，碾压倒地的陈某致其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汪某负事故主要责任，许某负次要责任。法院认为，汪某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其核心裁判观点可归纳为四点：
1.救助义务与能力。汪某在事故发生后未受伤，且现场车流较缓，完全具备将陈某移至安全区域或呼救的条件，但其未采取任何措施。
2.逃逸行为成立。汪某隐瞒肇事者身份，未向许某说明真相，并在第3.二次事故后逃离。汪某的逃逸行为使陈某持续暴露于危险中，二次碾压虽由第三人许某引发，但该介入因素未超出合理预见范围，不能阻断汪某逃逸与陈某死亡的因果关系。
4.与故意杀人行为不相当。许某被认定负次要责任，表明二次事故存在偶然性，汪某的逃逸行为主观上不具放任或追求被害人死亡的故意，故不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
最终，法院以“因逃逸致人死亡”加重情节判处汪某有期徒刑七年，二审维持原判。
二、刑事法理分析一：逃逸致人死亡的构成要件与本案适配性
我国《刑法》第133条及司法解释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需同时满足四个要件：救助义务与能力、逃逸行为、因果关系、排除故意杀人相当性。本案裁判严格遵循了这一逻辑框架。
首先，救助义务的法定性与现实可行性。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肇事者负有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员的法定义务。本案中，汪某未受伤，现场车流缓慢，其完全具备救助能力。法院通过“来往车辆短暂停顿”等细节，认定汪某有条件将陈某移至路边或呼救，但其未履行义务，符合“有能力而不作为”的客观要件。
其次，逃逸行为的实质判断。司法实践中，“逃逸”不仅指物理离开现场，还包括隐匿身份、逃避责任的行为。汪某在许某询问时谎称“没有东西”，随后趁乱逃离，本质上是通过隐匿身份逃避法律追究。法院结合其逃离前的滞留行为，认定其逃逸具有连续性，突破了传统“逃离即逃逸”的机械认定，体现了对“逃逸”实质内涵的精准把握。
最后，因果关系的特殊介入与归责。本案的复杂性在于二次事故由第三人许某引发。根据刑法理论，介入因素是否阻断因果关系，需判断其是否属于“异常介入”。法院认为，夜间无路灯、车流频繁的路段中，被害人持续倒卧车道，被后续车辆碾压具有高度可能性，许某的过错（负次要责任）仅降低风险但未消除风险，故二次事故不中断汪某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这一认定与司法解释中“介入因素在合理预见范围内不影响归责”的精神一致。
三、刑事法理分析二：逃逸致人死亡与不作为故意杀人的界限
本案另一争议焦点在于：汪某的逃逸行为是否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对此，需结合主客观要件进行区分。
（一）主观要件：放任故意与过失的区分
刑法理论认为，若行为人明知不救助必然导致被害人死亡，仍逃离现场，则可能构成间接故意杀人。但本案中，法院强调汪某的逃逸行为与故意杀人行为“不相当”。关键依据在于：其一，二次事故的偶然性。许某负次要责任，说明其驾驶行为存在过失，但非必然碾压。若许某无责，则二次事故更可能被归咎于汪某的逃逸，进而认定其对死亡结果持放任态度；其二，危险状态的间接性。汪某未主动将陈某置于更危险位置（如移至路中央），而是消极不救助。这与“将被害人遗弃隐蔽处致其无法获救”的故意杀人行为存在本质区别。
（二）客观要件：作为义务的履行程度
有观点认为，若肇事者将被害人移至“相对安全”位置后逃逸，是否仍构成逃逸致人死亡？参考相关判例及学理观点，关键在于被害人是否仍处于“紧迫危险”中。例如，若被害人被移至路边但地处偏僻、难以获救，肇事者仍可能因未彻底消除危险而担责。本案中，汪某未实施任何救助，陈某直接暴露于车流中，其危险程度远高于“相对安全”情形，故法院认定其逃逸直接导致危险升级。
（三）立法价值权衡：罪刑相适应原则
“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定刑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而不作为故意杀人罪起刑为十年以上，二者存在量刑差异。本案中，若将汪某行为定性为故意杀人，可能与其主观恶性（过失为主）不匹配，导致罪刑失衡。法院通过区分“过失升高风险”与“故意制造风险”，既实现了个案公正，也维护了刑法体系的逻辑自洽。
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张万军指出，司法实践中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认定，需综合行为人的客观条件、主观恶性、介入因素合理性等多重维度。这一裁判思路既严格遵循了成文法框架，又充分体现了刑法谦抑性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平衡，对同类案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