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英同志，上海这盘棋非他不可！”1976年10月12日深夜的京西宾馆会议室里，叶剑英将茶杯重重顿在铺着墨绿呢绒布的会议桌上。华国锋正低头翻看着手中的干部档案，闻言抬头望向墙上的全国地图，目光定格在长江入海口那片区域。这个看似平静的秋夜，实则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命运走向。
时针回拨到同年9月15日，中南海西侧的一处四合院内，收音机里正播放着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震耳欲聋的唱腔掩盖了书房的密谈。时任海军第一政委的苏振华在纸上匆匆写下 “枪杆子里出政权”七个字，手指在 “枪”字上重重叩了三下。叶剑英摘下老花镜，凝视着这位曾参与平江起义的老部下，窗外的梧桐树影在两人脸上投下斑驳的暗纹。
不得不承认，当时的局势比想象中更凶险。江青等人已暗中向上海民兵发放了74000余支枪械，黄浦江畔的某些秘密仓库里，甚至囤积着足以武装三个步兵师的轻重武器。更棘手的是，上海市委机关报《文汇报》仍在连篇累牍地刊发 “按既定方针办”的社论，舆论阵地上的较量分秒必争。
有意思的是，当中央警卫团在10月6日雷霆出击时，远在海军司令部的苏振华正在审阅东海舰队的战备报告。这位曾主政贵州五年、让西南边陲焕发新生的老革命，此刻的注意力早已转向东南沿海。据时任海军作战部参谋回忆，苏振华在得悉四人帮落网后，第一时间调阅了长江口水文资料，这个细节后来被证明极具战略眼光。
政治局紧急会议上弥漫着呛人的烟味，红色电话机每隔半小时就响起刺耳的铃声。李先念用铅笔敲了敲铺在桌上的上海市区地图： “彭冲在江苏干得漂亮，沪宁线不能断。”这位经济工作专家特意在铁路枢纽处画了个圈。华国锋则反复摩挲着茶杯盖，他比谁都清楚，上海当年贡献了全国六分之一的财政收入，这座工业重镇的安稳关乎国本。
苏振华最终被委以重任，离不开三个至关重要的身份标签：军委常委的头衔能镇住驻沪部队，海军政委的身份可调动东海舰队，主政地方的经历确保民生不乱。更绝的是，他提议将指挥部设在虹桥机场，这个选址既能快速接收中央指令，又便于在必要时封锁交通要道。后来解密档案显示，当时确实有武装民兵企图冲击机场，却被早已埋伏的海军陆战队候个正着。
赴沪专机升空时，朝阳正刺破云层。苏振华望着舷窗外翻滚的云海，突然对随行的倪志福说了句题外话： “知道吗？1949年接管上海，陈老总准备了三十万块银元稳物价。”这位工人领袖闻言会心一笑，摸出兜里崭新的工作证——上面印着 “上海纺织机械厂革委会副主任”。
接管过程远比预期顺利，这得益于苏振华独创的 “三三制”工作法：每天三分之一时间走访工厂，三分之一时间约谈干部，三分之一时间研判情报。有个细节至今令人称道，当他发现某造反派头目藏匿在国棉十七厂时，没有贸然抓捕，而是通过老劳模王林鹤的私人关系将其劝降。这种刚柔并济的手段，既避免了流血冲突，又保全了重要生产单位。
历史总会给智者特别的馈赠。1979年早春的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时特意提高了音量： “苏振华同志在重大历史关头挺身而出...”遗像中的将军目光炯炯，仿佛仍在凝视着黄浦江的潮起潮落。追思的人群里，有位上海老工人默默展开皱巴巴的《解放日报》，头版头条赫然是1976年11月的新闻—— “上海工业生产创历史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