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9年，笛卡尔写信给朋友，说阿姆斯特丹这地方好，街上人来人往，他混在里面，就像在森林里看树，没人搭理他，自在。
他大概是厌烦了巴黎喋喋不休的沙龙和无处不在的监视目光，才动身北上的。
因为他需要这种“不为人知的生活”，好安安静静地琢磨那些可能会惹祸上身的念头，比如宇宙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之类的。
毕竟，就在几年前，意大利那个倒霉的瓦尼尼，就因为对“奇迹”做了点自然主义的解释，在法国被活活烧死了。
那个年代，巴黎的空气，对异端思想来说，太烫。
相比之下，阿姆斯特丹的空气，至少对笛卡尔来说，带着点“甜”。
这里是欧洲的十字路口，码头上永远挤满了船，空气里混着海水、香料和各种听不懂的语言。
更重要的是，这里没人真正说了算。
荷兰共和国，这个名字就挺奇怪，七个省份松松垮垮地绑在一起，更像个股份公司。
权力七零八落，在各个省的议会、城里的“摄政”老爷手里打转。
除了那些管着东印度公司股份的富商们拥有权力，还有一个世袭的“执政”（Stadtholder），通常是奥兰治家的人，管着军队，但说话也不总那么灵光。
这种乱糟糟的局面，坏处是干点正经事效率奇低，好处是谁也没法像法国国王那样，一句话就封掉所有人的嘴。
所以，笛卡尔能在这里一待就是二十年，搬了好几次家，从莱顿到乌得勒支，像个狡兔三窟的学者，安心地产出了他那些石破天惊的著作。
《方法论》，他特意用法文写的，就是想让那些不懂拉丁文的普通人，甚至女人，也能读懂，能自己动脑子。
这在等级森严的法国，简直不可思议。
当然，这里的空气也不是无限“甜”。
笛卡尔后来也领教了。
当他的思想通过追随者传播开来，跟乌得勒支大学里那些刻板的加尔文派神学家，比如校长乌提乌斯，公开叫板时，麻烦就来了。
没完没了的论战，甚至官司缠身。
荷兰人能容忍你安安静静地胡思乱想，但你要是跳出来指着鼻子挑战他们的信仰权威，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这里的“自由”，似乎更偏爱低调的学者，而不是好斗的公鸡。
最终，身心俱疲的笛卡尔还是选择离开，去了瑞典，给那位同样特立独行的女王当老师去了。
他在这里找到了思想的安全感，却没能找到灵魂的完全安宁。
比笛卡尔更懂得利用这片“自由空气”的，或许是皮埃尔·贝尔。
这位胡格诺派教徒，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撕毁保护新教徒的《南特敕令》前夕，就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一路逃到了鹿特丹。
他可没工夫自怨自艾，流亡者的身份反而激发了他的能量。
他干脆办了份期刊，叫《文人共和国新闻》。
这份用法语写的月刊，居然成了当时欧洲知识界的“必读”。
谁出了新书，谁跟谁在吵架，最新的科学发现是什么，贝尔的期刊消息灵通，而且立场公允，不偏不倚。
很快，这份期刊在法国就被禁了，但这根本挡不住它。它像走私品一样，源源不断地溜进法国，据说连凡尔赛宫里都有人在偷偷传阅。
贝尔更厉害的，是在鹿特丹那间可能不太宽敞的书房里，捣鼓出了那部大部头的《历史与批判辞典》。
这书简直就是个巨大的问号集合体，用怀疑的眼光把各种历史记载、宗教教条翻来覆去地拷问。
后来的启蒙思想家们，差不多都把这本书当成了弹药库，从中寻找攻击旧制度的炮弹。
贝尔一个人，一支笔，硬是借助荷兰发达的印刷业和相对宽松的环境，为整个欧洲的思想界建起了一个信息枢纽和批判精神的堡垒。
他不是被动避难，而是主动出击，把流亡地变成了思想的策源地。
到了伏尔泰、卢梭他们那一代，荷兰的角色似乎更明确了，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印刷中转站。
伏尔泰那些嘲讽法国社会现实、辛辣无比的《哲学通信》，就是在荷兰首发的，因为在法国根本通不过审查。
卢梭更是典型，《社会契约论》、《爱弥儿》，这些后来被奉为经典的著作，一出炉就在法国和日内瓦被查禁、焚烧。
全靠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商马克·米歇尔·雷这样的人，顶着风险把它们印出来，再想方设法流通出去。
这门生意经，荷兰人是精通的。
阿姆斯特丹、莱顿的印刷厂里，油墨味和纸张的气味常年不散。
印刷圣经、地图册，也印那些在别处是“禁毁书籍”的玩意儿。
为什么？因为有利可图。
法国那边越是严厉禁止，这些书在地下的需求就越旺盛。
荷兰的出版商们，许多本身就是逃难来的法国胡格诺派，或者他们的后代，既懂法语，又懂市场。
他们才不管什么启蒙理念，他们看到的是商机。
盗版在当时的荷兰不算什么大事，尤其是盗版外国书。
于是，法国国王的审查官在前门查禁，荷兰的印刷机就在后门加足马力，把“危险思想”变成白花花的银子。
伏尔泰大概也尝过这种商业逻辑的苦头，据说有一次他的书稿就因为出版商觉得“不赚钱”而被拒了。
伟大思想，有时也得看市场的脸色。
把这些印好的禁书运回法国，又是一门学问。
得靠走私网络，藏在合法的货物里，通过陆路或水路，躲过边境和港口的检查站。
法国当局当然知道，也尝试严查，但效果有限。
就像水总能找到缝隙一样，这些来自荷兰的书籍，最终还是会出现在法国某个贵族的书房、某个律师的书架上。
它们像酵母一样，在法国社会内部悄悄发酵，侵蚀着旧制度的根基。
回头看，荷兰人自己可能都没太把这个“启蒙摇篮”的称号当回事。
他们更关心的是鲱鱼的收成、东印度公司的股价、还有如何加固那些随时可能被海水淹没的堤坝。
他们务实，甚至有点市侩。
接纳难民，印刷禁书，只要不影响社会稳定，能带来点实际好处，比如技术人才，比如印刷利润，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们的“自由”，更多的是一种地方自治、商业便利和某种“管得不多”的状态，而不是一套深思熟虑的哲学体系。
但这恰恰是历史有趣的地方。
一个并非刻意追求思想解放，甚至在18世纪已经显露疲态的小共和国，却因为其独特的社会结构、商业头脑和邻居的高压政策，阴差阳错地成为了那个时代思想传播的关键枢纽。
法国的压迫越是密不透风，荷兰的“缝隙”就越显得重要。
那些从阿姆斯特丹的印刷厂里流淌出来的墨水，最终汇成了冲垮巴士底狱的洪流。
这大概是路易十四和他的继任者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