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申府这个名字，如果不是资深“党史迷”的话，估计不会有什么深刻印象，甚至于很多人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如果将时光倒流至上世纪20年代，张申府的名气丝毫不亚于当下任何一位鼎鼎大名的公众人物。
作为我党早期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张申府曾一度以重要成员身份参与了我党创立、黄埔军校筹建以及民主同盟会成立等历史大事，同时他又是周恩来、张国焘和朱德等人的入党介绍人，并同周恩来一道创立法国旅欧支部，负责赴法勤工俭学和共产主义宣传事宜。
这样的履历，即便放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都是含金量满满的凤毛麟角般存在。
不过，一度比肩李大钊的张申府，却因1925年主动退出组织而使本该精彩的人生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让人一言难尽的争议。
相比于人生后三十年的孤寂冷清，张申府有着令人羡慕的精彩开局。
张申府生于1893年，与教员、宋庆龄、梁漱溟等人同龄。富农出身的家庭环境和父辈亲人的进士身份，让他自幼在私塾教育中耳濡目染，积累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
当然，比之基层普通家庭而言，他又更容易接触到西方输入的各类思想文化。1917年北大毕业后，张申府以助教身份留校任教。
也正是这份工作的缘故，让他结识了往来于北大任教和讲课的李大钊与陈独秀二人，并在二人的影响下加入了新兴的中国共产党。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阶段，充当两位创始人“信使”并协助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早期组织的正是张申府。
以至于一向性格孤傲的陈独秀在致张申府本人的信件中，直言不讳的表现出对这位青年才俊的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张申府不仅协助李大钊积极筹备建党事宜，同时在李大钊因事无法脱身时代理过对方的北大图书馆主任一职，而与他同龄的教员又正是当时的图书管理员。
多年以后，当教员与湖南老友、知名民主人士章士钊谈及自己与张申府的这段短暂交集时，仍不免调侃道：“张申府曾是我的‘顶头上司’。”
1920年底，在协助李大钊完成北京早期党组织的创立并一同发展张国焘入党后，张申府旋即受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赴法勤工俭学发起人李石曾举荐，前往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学院任教逻辑学课程。
当然，张申府的肩上，同样担负着陈独秀和李大钊交待的“建立党组织并发展党员”重任。
在法国的四年间里，他不仅发展了刘清扬、周恩来以及随后不远万里寻求救国真理的朱德、孙炳文等人入党，同时与赵世炎、周恩来、陈公培等人发起成立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对于这位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周恩来在担任总理后仍心怀感念：
一向心细如发的周恩来不仅在精神层面表达着对昔日革命好友的关怀，在现实生活中也曾多次出面眷顾，让张申府得以安度晚年。
回归到张申府的创始人和领导者身份上来。从1920年底至1924年初近四年时间里，张申府为党组织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正是这次回国后的经历，让他走向了另外一条迥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纵观我党从成立到发展再到壮大的过程中，既有信仰坚定的革命者，也有意志动摇的变节者，当然，还有同张申府类似的中途分道扬镳者。
回到国内的张申府正赶上国共首次合作的大革命浪潮，紧缺人手的国民革命军队伍自然对欧洲留学归来的精英人才张申府虚位以待。
而张申府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以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身份配合国军元老、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开展军校筹备工作。同时，得益于此前积累的外语基础，他又兼任老蒋的德语翻译。
戴季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仅一个月便匆匆辞职，作为副手的张申府则顺势被安排替补上去。虽然此后由孙中山秘书出身的邵元冲接任，但迂腐刻板的白面书生形象又实在难以让黄埔学子们对他产生好感。
无奈，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找到了张申府，请他推荐我党中能力突出者来担当该职。随后，张申府一口气列出一份15人的推荐人名单，排在第一位的，正是自己旅欧时期的搭档周恩来。
不得不说，周恩来的到来的确为黄埔军校带来了一丝不同于往日的别样风气。不仅在他的课堂上座无虚席，大批日后名噪一时的国军将领李默庵、宋希濂、侯镜如等人也都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下加入的党组织，足见其人格魅力之强。
但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张申府却在几个月后公开宣布退出了组织。究其原因，一来是在国共合作大背景下对老蒋独裁专制的军阀左派充斥着不满，这直接导致了他在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前便辞去了政治部副主任一职。
二来是在反对与国民党结成战略同盟的问题上与蔡和森、张太雷和赵世炎等人产生激烈的争执与分歧，但一方面自己无法说服多数人支持自己的主张，另一方面，宁折不弯、倔强固执的秉性又让他很难再与昔日同僚们继续共事。
一气之下，张申府便采取了极端的退出组织方式来作出了断，用他事后回忆时的话讲：
晚年的张申府曾不止一次的后悔自己当年的冲动之举，但尽管如此，他仍旧乐此不疲的从事着教书育人和翻译著述的工作，很少主动参与或过问政事，也再未重新回归党组织。
退出组织后的张申府，逐渐向着“文化健将”的方向靠拢。抗战爆发前，除了任教于暨南、北大、清华等高等学府外，张申府先后参加了由国民党左派代表邓演达、章伯钧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以及沈钧儒、章乃器发起组织的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即民盟前身。
不过，远离政事喧嚣且受罗素“新实在论哲学”影响深刻的张申府，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栽了一次大跟头。起因是张申府于1948年10月23日在《观察》报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呼吁和平》的文章。
如果这篇文章放在两年前全面内战尚未爆发时，无疑会是一篇极具现实影响力的佳作。但放眼此刻国内战争已进入尾声的明朗形势，再发表这类文章显然不合时宜，也难免会被公众打上“民主个人主义”的标签。
最终的结局走向是，张申府被民盟宣布开除盟籍，已经前往东北解放区并计划参加新政协的张申府夫人刘清扬公开登报与其“一刀两断”……
因为一篇文章断送了个人职业前途和家庭生活，实在令人有些啼笑皆非。
无论是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对一日千里的形势变化充耳不闻，还是像胡适、傅斯年等人一样对帝国主义所谓的“和平民主”心存幻想，总之，张申府这一行为在冥冥之中已经埋下了后半生孤寂冷清的伏笔。
好在昔日旅欧支部的老友周恩来并没有忘记自己，而是尽量以各种方式接济照顾，令自己深感欣慰。
尤其在建国之后，周恩来不仅亲自拍板敲定了张申府在北京图书馆的研究员工作，并在获悉罗素即将再次访华消息后主动邀请张申府参加接待工作。
尽管自己一直以来期待的“偶像”罗素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但周恩来对自己的这番挂念和眷顾，却让张申府颇为感动。即便是在好友章士钊追悼会所处的特殊时期，周恩来依旧委托罗青长代表自己前往问候张申府，感激之情自然溢于言表。
晚年的张申府几乎没有公开抛头露面，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虽然平淡冷清，但好在经历世事沧桑后，他也渐渐对所有事情释然了，当被人问及长寿之道时，耄耋之年的他缓缓道出：
或许，“豁达”一词又可以用另外一番通俗的语言来解释：笑看成败，曲终人散后，高处寒意不是谁都能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