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王仲廉因在鲁西南战役中救援整编第66师不力，被押往南京受审。
他的老上司，同样是老蒋心腹爱将的汤恩伯，心急如焚，亲自跑到老蒋面前，想为王仲廉求情。
老蒋气得脸色铁青，指着汤恩伯的鼻子，说道：“你还有脸来替他说话？看看，这就是你当初向我力荐的将才，临阵畏缩不前，见死不救，我看枪毙都不足以赎其罪！”
虽说如此，但在抗战时期，王仲廉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
1937年8月，卢沟桥的硝烟尚未散尽，日寇的铁蹄便已踏向华北。平津陷落后，日军兵锋直指山西，企图沿平绥线西进。为了阻挡日军的攻势，保卫华北，一场惨烈异常的南口战役爆发了。
当时，汤恩伯正率领着他的起家部队——国民革命军第13军，在南口一带布防，决心死守阵地。王仲廉，时任第13军下辖的第89师师长，受命防守居庸关长城一线的正面阵地。居庸关，天下九塞之一，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军。
战斗一开始就异常残酷。日军凭借飞机、大炮的绝对优势，对89师的阵地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疯狂进攻。炮弹像雨点般落下，将坚固的长城垛口炸得碎石纷飞，阵地上硝烟弥漫，火光冲天。中国官兵们依托残破的工事，用血肉之躯与敌人反复争夺。
战斗持续了二十多个日夜。二十多天里，枪炮声从未停歇，阵地几度易手。89师的官兵们伤亡极其惨重，四个整团，硬生生被打得只剩下了一个团的兵力。
这场阻击战虽然最终未能阻止日军的西进，但王仲廉和他89师的英勇表现，极大地迟滞了敌人的进攻，为后续部队的部署赢得了宝贵时间。战后，军长汤恩伯对王仲廉的表现赞不绝口，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为了表达自己的赞赏和期许，汤恩伯还特意找来笔墨，挥毫写下了一句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著名诗句赠予王仲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句诗用在这里，可以说是恰如其分，而且别有一番深意。因为王仲廉的老家，正是安徽萧县，而萧县在古代又有一个别称，叫做“龙城”。汤恩伯将王仲廉比作镇守边关、令匈奴闻风丧胆的“龙城飞将”李广，既是对他此次战功的肯定，也寄托了希望他未来能像李广一样，成为国家柱石，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厚望。
南口一战，让王仲廉的名字第一次在军中叫响。不久之后，随着战局的发展，太原沦陷。为了加强晋南和豫北地区的防御力量，国民政府决定扩建部队。汤恩伯的第13军下辖的第4师、王仲廉的第89师，加上东北军冯占海指挥的第53军91师，合编组建为新的第85军。而这个新军的军长，就由王仲廉升任。
要知道，第4师和第89师是第13军的核心骨干，是汤恩伯一手带出来的嫡系部队。汤恩伯能将自己的“心头肉”交给王仲廉统领，足见他对王仲廉的信任和器重，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如果说南口战役是王仲廉崭露头角的开始，那么1938年3月的台儿庄战役，则真正让他名声大噪，成为举国皆知的抗日英雄。
台儿庄，鲁南一座不起眼的小城，却因为一场震惊中外的大捷而永载史册。在这场战役中，中国军队同仇敌忾，痛击日军精锐坂垣师团和矶谷师团，取得了抗战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
王仲廉和他率领的第85军，正是台儿庄大捷的功臣之一。在战役的关键阶段，为了配合友军作战，王仲廉受命率部向枣庄、峄县一带的日军侧后发起攻击。他审时度势，大胆地决定采用夜战和近战的战术，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一个漆黑的夜晚，王仲廉亲率精锐部队，悄无声息地摸向了日军占据的战略要地——九山阵地。经过一夜激战，85军成功地攻占了九山，像一把尖刀插进了敌人的侧翼。随后，王仲廉没有停歇，立刻指挥部队向枣庄、峄县方向展开猛烈反攻。
为了最大限度地鼓舞士气，王仲廉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把自己的军部指挥所，直接设在了距离火线不远的前沿阵地。这意味着，他和普通士兵一样，随时可能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
军长亲临一线，与士兵共甘苦、同生死，这在当时的军队中并不多见。消息传开，85军将士们无不热血沸腾，士气高涨。“军座都不怕死，我们还怕什么！”士兵们嗷嗷叫着，奋不顾身地向日军阵地发起冲锋。
有一次，日军的一颗炮弹呼啸着落下，不偏不倚地砸在了距离王仲廉指挥位置只有四五步远的地方。周围的警卫和参谋人员吓得魂飞魄散，下意识地卧倒。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身处爆炸中心的王仲廉，竟然依旧镇定自若，面不改色，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观察着敌情。
万幸中的万幸，这颗炮弹竟然是一颗“哑弹”，没有爆炸。事后，有人问王仲廉当时难道一点都不怕吗？他只是淡淡一笑：“打仗嘛，生死有命。身为指挥官，如果自己先慌了，那还怎么带兵打仗？”
这种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更让部下们钦佩不已。
在王仲廉的指挥和激励下，85军在台儿庄外围打得有声有色，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日军，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台儿庄大捷后，举国欢腾。王仲廉因其卓著的战功，被国民政府授予了一枚象征军人至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
台儿庄之后，王仲廉的军事生涯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他率领着经过战火锤炼的第85军（后升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仍长期兼任85军军长），如同救火大队长一般，马不停蹄地转战于各个战场，参与了一系列重大的会战，比如武汉保卫战、随枣会战、豫南会战、豫中会战、豫西鄂北会战等等
根据战史记载，在这一系列的会战中，王仲廉指挥的部队虽然也经历过苦战和损失，但总的来说，打得相当出色，屡建功勋，少有大的败绩，可以说是国军中的一员“常胜将军”。
然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即便是像王仲廉这样的“常胜将军”，也有马失前蹄、阴沟里翻船的时候。这个巨大的挫折，就发生在了1944年的豫中会战期间。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中美空军基地的“一号作战”（中方称豫湘桂会战）。在河南战场，日军攻势异常猛烈，中国军队由于种种原因，准备不足，指挥失当，导致战线迅速崩溃，损失惨重，出现了令人痛心的大溃败局面。
时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的王仲廉，也未能幸免于难。当战局急转直下，他率领着集团军总部直属部队，仓皇向豫西山区撤退时，意外发生了。
在途经一个叫做“土寨子”的地方时，王仲廉的部队竟然遭到了地方武装——“别廷芳旧部”的突然袭击和包围。
说起这个别廷芳，是豫西南地区一个势力极大的地方实力派人物，拥有一支装备虽不算精良、但战斗力颇强的民团武装。别廷芳本人虽然在1940已经去世，但他的部下们继续在当地盘踞。按理说，中央军的正规部队，尤其是集团军总部这样的高级单位，对付地方民团应该是不在话下的。
但当时的情况却完全不同。王仲廉的总部部队在之前的溃败中已经士气低落、疲惫不堪，加上对当地情况不熟，地形不利，竟然被这些地方民团打了个措手不及。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经过一番混乱的交火，第31集团军总部的直属部队，包括警卫、参谋、通讯等人员，竟然被这股民团给缴了械。
身为集团军总司令的王仲廉，眼看无法控制局面，在少数随从的拼死掩护下，侥幸从混乱中逃脱，捡回了一条命。
堂堂集团军总司令，被自己辖区内的地方民团打败、缴械，连总部都被端了，自己差点成了俘虏。
消息传到陪都重庆，一片哗然。老蒋得知后，更是气得暴跳如雷，据说他当着众人的面，怒骂道：“这个王仲廉，身为集团军总司令，连地方民团都打不过，简直是丢人现眼，告诉你们，他不是我的学生。”
豫中会战的惨败，引发了国民党高层的强烈地震。负责第一战区的司令长官蒋鼎文，以及在该战区负有重要指挥责任的汤恩伯，都被撤职查办，以承担战败的责任。王仲廉虽然没有被直接撤职，但也灰头土脸，声誉扫地。
不过，仅仅过了没多久，深得老蒋信任的汤恩伯，就被重新起用，委以新的重任。而经历了“土寨子”奇耻大辱的王仲廉，也并没有被彻底打入冷宫，而是摇身一变，成为了他老上司汤恩伯的副手。
抗日战争胜利后，第31集团军改为整编第26军，王仲廉任军长。
1947年4月初，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6纵队共5个旅攻克淇县，并围攻孙殿英据守的豫北重镇汤阴。
说起这个孙殿英，可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早年混迹军阀，后来搞过“东陵盗宝”，抗战期间还一度投降日伪，虽然后来又反正归来，但在国民党正规军，尤其是中央军嫡系将领的眼中，他始终是个上不了台面的杂牌，甚至带着几分鄙夷。
不过，汤阴是孙殿英经营多年的老巢，城防工事坚固，而且城内积攒了大量的粮食，据说足够支撑数月之久。被围之后，孙殿英倒也“大方”，一面拿出多年搜刮来的数万两黄金，大把地分发给手下的官兵，许以重赏，让他们死心塌地地卖命守城；另一面，则拼命地向南京拍发急电，请求火速增援。
求援电报雪片般飞向南京的国防部。时任参谋总长的陈诚和陆军总司令的顾祝同，看到前线战况紧急，立刻下令距离汤阴相对较近的王仲廉，让他迅速组织部队，北上解汤阴之围。
接到命令的王仲廉，心里却犯起了嘀咕。他摊开地图，看着自己部队的部署情况，眉头紧锁。当时，他指挥下的整编第26军以及其他配属部队，大部分都承担着重要的据点守备任务，能够抽调出来的机动兵力非常有限。贸然组织一支力量不足的部队去长途跋涉，攻击兵力、战力都占优势的解放军围城部队，风险实在太大了。
“长官，南京电令紧急，我们是不是……”参谋长看着犹豫不决的王仲廉，小声提醒道。
王仲廉摆了摆手，叹了口气：“我知道。但是你看，我们手里能动的就这么点人马，去碰共军的主力，那不是以卵击石吗？孙殿英那是什么人？值得我们去冒这么大的风险？”他显然不想为了一个声名狼藉的杂牌将领，把自己有限的机动部队也赔进去。
但是，军令如山，尤其是在陈诚、顾祝同这两位顶头上司的连番催促和压力下，王仲廉纵有百般不愿，也不敢公然抗命。他只能勉强拼凑部队，先后两次组织兵力，试图增援汤阴。
第一次的试探性进攻很快就被解放军打了回来。第二次，王仲廉下了点本钱，集中了四个半旅的兵力，组成了一个所谓的“第二快速纵队”，再次向汤阴方向开进。然而，当时的解放军早已今非昔比，不仅战术灵活，火力也得到了很大加强。王仲廉组织的这支“快速纵队”，在解放军强大的阻援火力和运动防御面前，根本“快”不起来，也“纵”不起来。仅仅坚持了两天时间，这支拼凑起来的援军就被打得七零八落，损失惨重，最终宣告全军覆没。
救援彻底失败。1947年5月2日，坚守了半个多月的汤阴城被解放军攻克，孙殿英本人也成了阶下囚（后病死于战俘营）。
汤阴失守，援军覆没，按理说，王仲廉作为救援行动的指挥官，难辞其咎。但出乎一些人意料的是，这次事件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麻烦。除了在来往电报中被陈诚、顾祝同等人措辞严厉地骂了几句“救援不力”、“行动迟缓”之外，南京方面并没有对他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惩处。
为什么会这样？一来，孙殿英本身就是杂牌，还是当过汉奸的“污点人物”，他在国民党高层，尤其是陈诚、顾祝同这些大佬眼里，根本没什么分量，他的死活，没人在乎。二来，可能高层也清楚王仲廉当时确实兵力不足，救援难度极大，强求也是白搭。
但这次汤阴救援的经历，以及事后这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处理方式，却在王仲廉的心里，埋下了一颗微妙的种子。他似乎从中得出了一个“经验”：救援杂牌部队，可以不必那么卖力，即便失败了，后果也不会太严重。这个“经验”，在短短两个多月后，就将他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时间来到1947年7月，解放军在山东战场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鲁西南战役。刘邓大军（晋冀鲁豫野战军）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打得国民党军连连败退。
在战役初期，解放军首先集中力量，打击了由王敬久指挥的第二兵团。该兵团下辖的三个整编师（整70师、整32师、整66师），在解放军的猛烈穿插分割下，很快就被打垮了两个。剩下的一个，就是由黄埔三期出身的宋瑞珂指挥的整编第66师。
整编66师被解放军死死地包围在了山东菏泽地区的羊山集一带，形势万分危急。这下子，南京方面可真的坐不住了。
为什么？因为这个整编第66师，可不是孙殿英那种杂牌，它是大名鼎鼎的“土木系”部队，是陈诚一手培养起来的嫡系精锐，骨干多是黄埔毕业生，师长宋瑞珂更是陈诚的心腹亲信。嫡系部队被围，而且是全军覆没的边缘，这还了得？
消息传到南京，老蒋亲自下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救援整编66师。他下令紧急从周边战区抽调部队，临时编组了第四兵团，辖整编第10师、整编第3师、骑兵第一旅，并任命王仲廉为该兵团司令官。
接到这个十万火急的命令，王仲廉却似乎并没有感受到那种紧迫感。他大概是想起了两个月前救援汤阴的情景，那次虽然失败了，但自己并没受什么处分，反而落了个“保存实力”的好处。这次救援的是陈诚的嫡系，风险肯定更大，解放军阻援的决心和兵力也必然更强。如果一头扎进去，很可能重蹈自己那支“第二快速纵队”的覆辙，甚至可能把整个第四兵团都搭进去。
于是，王仲廉要故技重施，采取上次救援汤阴时的“拖延战术”，令部队走走停停，完全不顾南京方面的催促电报。
宋瑞珂那边的战况火烧眉毛，连发数封求援电报，但王仲廉对这些催促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
7月25日，磨蹭了几天的王仲廉兵团，总算抵达了距离羊山集不算太远的冉固集。兵团参谋长看着地图，焦急地对王仲廉说：“司令，我们离羊山集不远了。根据侦查，前方约二十里内并未发现共军主力部队。我们是否应该立即丢掉辎重，轻装疾进，争取尽快和宋师长会合？”
王仲廉闻言，却摇了摇头，脸上没什么表情，语气却很坚决：“不可大意，越是接近目的地，越要小心。命令部队，每前进五里，必须停下来派出侦察分队，仔细搜索，确认没有共军埋伏，才能继续前进！”
参谋长急得快要跳起来：“司令，时间不等人啊，再这样磨蹭下去，宋师长那边恐怕真的撑不住了！”
王仲廉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他带着一丝怨气说道：“撑不住？哼，王敬久是怎么把那两个整编师送掉的？我们不能重蹈覆辙，我们这个兵团是临时凑起来的，要是也被共军一口吃掉，谁来负责？难道要让我们也跟着宋瑞珂一起完蛋吗？”
就在王仲廉还在冉固集附近“谨慎”地“搜索前进”时，羊山集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弹尽粮绝、援军渺茫的整编66师，在解放军的最后总攻下，彻底崩溃。三天后，7月28日，羊山集失守，整编66师全军覆没，师长宋瑞珂成了俘虏。
国民党军又一支精锐主力被歼灭，援军司令王仲廉的“按兵不动”，自然成了众矢之的。
这一次，王仲廉可真是捅了天大的马蜂窝。他葬送的不是杂牌孙殿英，而是陈诚的嫡系部队，陈诚岂能善罢甘休？而且，老蒋对“土木系”的偏袒也是众所周知的，王仲廉的“好运”彻底到头了。
不久之后，王仲廉被宪兵带去南京受审。
在南京军事法庭上，当法官宣读完对王仲廉“救援不力，坐视友军覆灭”的指控后，王仲廉猛地抬起头，愤怒地说道：“说我救援不力？那汤阴之围怎么说？孙殿英虽然不值得同情，难道他打的不是共产党吗？他的部队不同样是在为委员长拼命吗？宋瑞珂的整编66师，谁不知道那是陈辞修（陈诚的字）的嫡系宝贝，为了救他们，先是把附近王敬久的三个师拖垮了两个，然后又从千里之外调动我们第四兵团去驰援，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现在，仗打败了，损兵折将，就需要找个替罪羊，难道就因为我王仲廉不是他陈辞修的人，就想把我推出去处死吗？”
这番话如同炸雷一般，在法庭上响起。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矛头直指国民党军队内部长期存在、并且日益激化的派系矛盾。
王仲廉的话并非空穴来风。国民党军队内部山头林立，派系之争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在战场上，“友军有难，不动如山”的情况时有发生，保存自己的实力，消耗别人的实力，几乎成了一种潜规则。
整编66师的覆灭，给了陈诚一个打击异己（汤恩伯派系）的绝佳借口。而王仲廉在救援行动中的明显拖延，也确实授人以柄。老蒋本就极为偏袒和倚重陈诚，因此扬言要把王仲廉枪决以正军法。
眼看王仲廉性命难保，他的老上司汤恩伯出面求情，救了王仲廉一命，改判“十年有期徒刑”。
大约一年之后，随着局势的变化和一些幕后运作，王仲廉被提前释放出狱。但是他已经被老蒋彻底打入了“另册”，贴上了“不可信任”的标签。出狱后的王仲廉，再也未能获得任何重要的军职，只能赋闲在家。
1949年春，王仲廉携眷去台湾，于1991年7月26日病逝，享年89岁。
